对于辛亥革命历史的研究者来说，有一个问题始终令人感到有点迷惑，这就是革命党在革命后的迅速失败。在革命中，革命党占据了大半个中国，拥有全国人数最多的武装力量。革命后，虽然军事实力有所削弱，但仍然不容小视，而且掌握着国会最多的议席。诚然，由于革命党组织的涣散，对议会政治过分的追求，不敌袁世凯的北洋军并不出人意料，但在袁世凯的军事打击下，革命党像雪崩似的瓦解，连像样的抵抗都组织不起却令人始料未及，其失败之速，垮台之惨，与当时双方力量对比实在不相称。在今天看来，革命的大厦虽然雄伟，但在建设过程中却忽略了基础，根本经不得风雨，一场农民根本没有参与，基本上由知识界和地方士绅操纵的大选，无论拿到多少选票，实际上并不说明问题。退一步说，即使革命党的军队还像革命过程中那么多，恐怕也难以在跟袁世凯的角逐中获胜，因为组成这些军队的人，不过是贪图几个粮饷，对剪去他们辫子的人，缺乏起码的亲和力。历史证明，这样的军队是不能打仗的。
当然，话又说回来，对于这样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来说，辫子的去留委实算不上什么大事，可是这场革命中推行的社会改革措施，算来算去还就数剪辫子，而且就连剪辫子也是强迫的，不能不让人感到困惑。以先知先觉自诩的革命党人，看起来根本没在乎那些后知后觉的愚氓的感觉，农民租税必须照交，选举则由知识界代办，连自家的头发也须由英雄们做主。辛亥革命早就过去了，男人的辫子也基本上成了滞留在画面上的历史，可是英雄们替老百姓安排一切的做派却流芳了几十年。台面上的人们总觉得老百姓特别是农民太笨、太愚，不把他们的吃喝拉撒都想到设计好就放心不下，不仅为他们架好了通向幸福生活的金桥，而且还要操心手把手领着他们过去。直到今天，还断不了有大人先生叫嚷着要逼民致富，强行规定农民种这个养那个。总之，只要是英雄们认为对的事情，老百姓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也许，这也是一种革命的逻辑。
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八十年，不知道人们，尤其是高高在上的人们，有没有雅量容忍看来好丑好丑的辫子，或者类似的东西，哪怕在它上面体现了世界上最丑陋的思想，折射了最恶劣的行为，只要它没有变成某作家笔下的“神鞭”，辫梢掠到你的尊脸。当然，更希望如果再有这样的事，那些被强令剪辫子的老百姓，能站起身来嚷一声：我留辫子干你鸟事——
呸！
有关名人和辫子的故事
清朝最后的十几年，国人到日本留学的最多，有些人在境外某些势力的策动下，居然想起了原来这辫子其实是满族人逼我们留的。一来二去，明末清初的笔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什么的都出来了，大家一看，原来我们的祖先，为了脑后的这根辫子，死了那么多人。辫子，不仅给了洋人骂自家的由头，还是奴隶的标志。
大家想通了之后，有勇敢的人就把辫子铰了，不长不短的头发，披散在脑后，前面还因为经常剃的缘故是光光的，成为那个时代独特的一种发式。不过这样一来，中国使馆的留学监督不干了，总是找这些人的麻烦。因为留学生中很多是公费，即使不是公费，父母家人也在国内，虽然那个时候朝廷在搞新政，整个社会，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下，人心不稳，控制也不那么严了，但如果真要较真，追究起来，总是有点不妥。于是，没了辫子的诸公就亟思有所反制。经过侦查，他们发现监督大人姚某，跟某女留学生关系暧昧，于是决定设伏捉奸。俗语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只要惦记着，总能找到机会下手。某天，机会终于来了，姚某被抓了个“现行”，三个好汉一拥而上，邹容抱腰，张继捧头，陈独秀挥剪，只听咔嚓一声，监督大人的辫子就被剪了下来。结果姚监督丢了官，而三位好汉也不能再继续求学，自然也就逼上梁山，做了大名鼎鼎的革命党。
打这以后，继任的留学监督再也不敢为难留学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留学生们也就日益胆大妄为，不再把辫子塞在帽子里，隆起一座富士山，纷纷剪下辫子跟日本下女换酒喝了。风气所及，连满族学生也受影响，不过，这帮八旗子弟多半未必真的下手，倒是将剪辫变成一种跟家里人要钱的手段。端方的儿子也留学日本，到日本没几天，就把带来的学费、生活费连同回去的旅费统统花了个精光，然后问老子要钱。老子闻后大怒，不给。儿子又来一信：再不给钱就剪辫子换钱！端方虽是满人官僚里的开明派，但满人剪辫子毕竟不成话，于是赶紧给儿子汇去一千大洋。
当年留学日本的人，绝大多数去得快，回来得也快。因为一来国人真正肯下工夫的少，二来日本人也比较会糊弄中国人，大批地办速成学校，一年甚至半年就打发中国人学成回国。回国的留学生有的虽然连正经日语都不会说，只跟下女学会了几句戏谑的话，但却大批地担任国内新学堂的教师。这样一来，剪辫子的“不良风气”就传给了国内的学生。为了防止境外反动思潮的侵蚀，清朝的地方官采取了许多紧急措施，最主要的就是规定学堂的教员不能没有辫子。可是，如果这条规定严格执行起来，那么学堂就有办不下去的危险，因为留学生没有几个有辫子的。没有办法，只好变通，允许“海归”们弄条假辫子挂上充数，结果国内一时间假发店大发利市，生意奇好。鲁迅回国的时候，也买了一条假辫子，可是那些冬烘的先生，偏要像苍蝇见了血似的盯在后面品来品去，研究辫子的真伪，逼得鲁迅一怒之下干脆扔了假辫子，就光着脑袋走来走去。——学校居然也没有辞退他。其他回国的“海归”，装假辫子的经历大抵差不多，都先后被过于苛求的赵老太爷们逼上了梁山，最后大家索性不要辫子了。
当然，事情也没有那么绝对，海归们也有自愿挂假辫子的时候——那是朝廷授予他们洋进士、洋举人的时候。晚清新政曾经弄过某种中西合璧的玩意，给留学回国、学而有成的海归们授科举的头衔。举行一个小小的考试，按成绩，也按留学生在国外拿的学位，学工的授工科进士和举人，学农的授农科进士和举人，学军事的，就授兵科进士和举人，当然，如果是学牙医的，就授牙科进士和举人。我们很多近代的大名人，像严复、李四光、蔡锷、唐继尧、吴禄贞、蒋方震，都得过这种科名。虽然那时候很多时髦的人都在骂科举，但真要是头上落个进士、举人的头衔，谁都不会拒绝——毕竟，那东西我们祖祖辈辈为之奋斗了那么多年。
再后来，革命了。革命党只要起义成功，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剪辫子。有的地方甚至规定，凡是不肯剪辫子的人，不予公民权。更多的时候，革命党人是靠武力强迫，抓住有辫子的，按倒就剪。害得农民不敢进城，街上流行戴尖的高帽子，当年见于日本的“富士山”转移到了中国。但是一门心思革命的人很不理解，为什么国人对自己奴隶的标志这么看重？一个很有革命思想的军官冯玉祥，下令他的部下士兵统统剪掉辫子，他亲自带人手持驳壳枪监督，士兵们哭得呼天抢地，纷纷把剪下来的辫子珍重地包好藏起来。冯很愤怒，也很无奈。可是，过了不久，当冯玉祥也变成了一方军阀，他招兵的时候，定下一个关键的条件就是，没有辫子的不要——有辫子的农民，才是真正的老实人，招来当兵——塌实。
再到后来的后来，国人的辫子逐渐地没了，毕竟乡下人敌不过城里人。在乡下向城里看齐的过程中，随着风习的改变，九斤老太和赵老太爷都渐渐地没了市场，被城里人强行剪掉辫子的农民，安然无恙的日子一长，大家突然发现，原来没有辫子也是可以活的，而且活得很方便。可是，辫子没有了，神还在。这是冯骥才小说《神鞭》里说的，小说主人公傻二原来有一手甩辫子的“神功”，参加义和团，辫子被洋人的洋枪洋炮打没了，但练了洋枪，一样神乎其技，百发百中。此话，从另一个角度讲似乎更对——辫子没了，奴性还在，在某些特殊的条件下，甚至还会变本加厉。上层的人，讲“政治贞操”（注意：讲的都是大男人），下层的人，矮着身子狂呼万岁。
其实，个中的道理是常识：奴性之有无，是脑袋里面的事情，跟脑袋上的头发无关。
董仲舒与春秋折狱
所谓“春秋折狱”，就是以儒家经典《春秋》为法典来断案子，此招据说是西汉大儒董仲舒出的。董仲舒一生做官做得不大，长时间里待在博士位置上，那时的博士属于官衔，但位卑而且清寒。董仲舒最大的官是一个诸侯国的相，而且时间做得不久。董仲舒虽然官做得不大，但作为儒者的名气却不小，据说对于《春秋》，谁也没他熟。离任后，朝廷有了疑难案件，廷尉张汤总是去问他，于是就有了一系列的“春秋折狱”。董仲舒在今天看来堪称一代奇才，或者说怪杰，很大程度上，汉武帝是因为他的缘故，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但是，他手里的儒术，却是个糅合儒、法、道和阴阳家的杂货铺。他那套以人事配天象，天人合一的理论，孔夫子如果地下有知，肯定会哭笑不得，恨不得再死一回。也许就是这套神神怪怪的儒术，才真正打动了喜欢方士的汉武帝。
董仲舒是做过五经博士的人，对《春秋》情有独钟。虽然那时的博士非现在的博士，但学问还是有的，肯定能把《春秋》倒背如流，而且还非常善于学以致用，联系实际，“春秋折狱”就是一个典范。
在今天的人看来，《春秋》是历史，撑死了将之说成哲学，无论如何也扯不到法律上去，以《春秋》断狱，肯定是“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谈不上起码的法律公正。以往，人们谈起“春秋折狱”来，大抵上是看做笑柄的。但事实上，董仲舒的引经折狱，并非一味地以道德代替法律，以迂腐之论遮蔽事实。
现今留下来的“春秋折狱”的事例已经不多了，以留传下来的几个故事看，董老先生其实是挺明白事理的，所断案件往往既合乎法理，又近乎人情。留下来的春秋折狱第一个案件是某甲的父亲与人争吵，说急了就打了起来，对方拔出剑来一剑向某甲父亲刺去，某甲情急之下，抄起棍子抡圆了就向对方打去，不想人家一闪，反而把自家老爹打伤了。断此案的官员们要以殴父的罪名判某甲。董仲舒说，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父而父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按动机，某甲本是救父不是殴父，伤父乃是无意误伤，理当无罪释放。（《太平御览》卷六四○）这个案件如果放到今天，大概也不能判某甲有伤父之罪。而在当时，一个人如果蒙上了殴父之罪，肯定性命不保，所以董仲舒虽然不依刑律，毕竟判得有理，而且是做了件好事。
第二个案件说的是有个渔民出海遇风暴，船破身亡死不见尸，其妻遂改嫁他人。这件事对于海边的渔民本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这次不知怎么的就让人给告了官。因为按当时的律条，夫死未葬不许改嫁，否则就是私嫁，律当弃市，就是杀头。而那些武断的地方官们，还真的要杀这个可怜的妇人的头。然而，董仲舒出来说话了。他说，按春秋之义，夫人嫁于齐。说的就是如果丈夫死了没有儿子，就可以再嫁，而且再嫁者没有淫奔之心，只是为了生活，所以，统统无罪。（《太平御览》卷六四○）对于这项判决，我们无论董老先生依据的是什么，不击节赞赏大概是不行的。为了通情达理，不伤及无辜，董仲舒居然找到了不是借口的借口，把《春秋》记载的一件平常的史实，拿来做了为那可怜的妇人开罪的理由。看来，春秋折狱其实并不迂腐。
只有第三个案件有点问题。这个案件非常简单，一个人的养子杀了人，他将其藏起来。事发之后，父子两人都关进了监狱。按传统的社会常理，如果这二人是亲父子，老子肯定没事儿，父为子隐嘛！可是，由于他们没有血缘关系，有人认为这人包庇罪犯所以有罪。在那个时代，包庇罪不是轻罪，而是要与所包庇的罪犯同罪的。董仲舒这回依旧是持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过他这次没有引证《春秋》，而从《诗经》里找到了依据。他说，诗云：“螟蛉有子，蜾赢负之。”所以养子也是儿子，一样符合“父为子隐”的“法则”，故而，儿子可以判罪，而老子理应开释。（杜佑：《通典》卷六九）
显然，董仲舒的这次判案是与现代法律体系大相径庭的，有亲缘关系绝对不可能成为包庇犯罪的理由。但是，法律制度是人来制定的，必须考虑法律所包含的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因素。在中国传统的以亲缘纽带串起来的社会里，以父子轴线为核心的亲亲法则，就像后来的阶级斗争一样是社会生活的“纲”，就是不指望“纲举目张”的人，也难逃纲后面拖网的笼罩。如果以“父为子隐”作为前提，那么董仲舒的判决其实并不过分。
然而，话又说回来，尽管董仲舒的“春秋折狱”很有人情味，有时判得也挺合理，但是这对于中国的法律制度的成长毕竟不是一件好事。中国的法律长期以来一直在伦理道德的巨石之下呻吟，得不到正常的发育，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是董仲舒首倡的春秋折狱不能不说是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河，它标志着统治道德对法律毫不客气的干预和指导。两汉以后，虽然律条越来越完备，很少有人再像董仲舒那样直接引经断案，但“春秋折狱”的精神却流传了下来。像历史上大大有名的“海青天”海瑞，他断案就有一个“原则”：亲族之间的诉讼，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这种“与其——宁”原则，我们在现代已经耳熟能详了，殊不知这原来也是古已有之的老脾气。海青天这一“宁”下去，就不知道要有几多“晚辈”可能负屈含冤，牺牲在伦理秩序的重压下，司法的公正肯定要大打折扣。与海瑞同时代，也相当有名的张瀚，做大名知府的时候，曾经办过一件很令自己得意的案子，说是一家两兄弟发生了财产纠纷，争讼不已，县令断不了，推到他这儿来了。古往今来，亲兄弟闹到打官司这一步，肯定是撕破了脸，嘴里哪里会有好听的，于是在公堂之上就互相开骂，可是这却惹恼了知府大人，不问青红皂白，各打五十大板，然后用一副器具将两人各铐上一只手，投入监狱就不管了，一任他们吃喝拉撒睡都结在一起。结果不问可知，这两兄弟受不了折磨，只好央人求饶，声明不再打官司了。这场官司就这样在亲缘至上的大帽子下，稀里糊涂地被强行和了稀泥。（张瀚：《松窗梦语》卷一）
比起海瑞来，张瀚的这件自鸣得意的“德政”要恶劣得多。即使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亲兄弟只要分了家，就是两个不同的经济实体，发生经济纠纷是难免的，兄弟争财产在农村司空见惯，打官司是合法的事，既然地方官有司法权就理应受理。亲兄弟之间，也同样有个是非曲直，这样用板子和刑具硬性把它压下去，不，确切地说是将其折磨下去，如果这兄弟俩再不屈服，就有可能为此丢了性命，法律实际上就成了附在伦理“大纲”下面的一张废纸，也不可能真的让社会上的亲兄弟从此后再也不打官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