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最后竟变成了给纨绔子弟排门槛高低，无论从哪儿说都是无效而且有害的。除了满足那些世家子的虚荣心之外，对社会对政治是有百弊而无一利。不过，当初曹丕和陈群的原意可并不是这样。西晋的名臣卫璀说：“魏因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此法，粗具一时选用。其始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以劝励，犹有乡论余风。其后遂计资定品，唯以居位为重。”（《晋书》卷三六《卫璀传》）这段话道出了一个为人所忽视的要点，就是“九品中正”制的推行，实际上与从东汉一直传下来的“乡里清议”有关。在实行“九品中正”以前的相当一段的历史区间里，无论是自下而上的察举，还是自上而下的征辟，都不能不考虑乡里读书人的那种专门的评价人物的舆论，那种说三道四的“月旦评”，说好能扬你上天，说歹可按你入地。据说大名鼎鼎的《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年轻时赶上老爹死的时候身染重病，带着热孝让婢女伺候他吃药，不巧被人瞧见，就传他守孝的时候还给婢女怎么怎么样了。结果一连好多年，他就是没举上孝廉，自然也就做不上官了。（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八）不过，这种“乡里清议”也有好的一面，就是它比较重视你的行为，而非家世，而且还多少有那么点“舆论监督”的味道，虽然婆婆妈妈，但绝对直言不讳，管你是谁，该说就说，一点情面也不讲。
显然，曹家父子对这种“乡里清议”并不喜欢，这倒不是乔玄说了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而是因为“月旦评”之类，有太强的唯道德主义倾向和分散主义的实际效应。对于面临群雄并起的曹操，获得乡里好评的“八俊”、“八及”之类的道德家毫无用处，想要在乱世中扫平群雄，只能打起“唯才是举”的旗帜，才能聚拢一群可用之才。显然，这种旗帜明显蔑视“乡里清议”的尺度，对清议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而九品中正制的确立，则是将原来的乡里评议，变成了官方评议，或者中央评议。也就是说，对士人的评议只有代表官方的中正和属员访问才能作出，或者说只有他们说了才算数，而这些中正官又必须是由现任的京官兼任，这样就把选官的第一级选拔之权收回到了中央。
从形式上看，九品中正制也还是由“评”而选人，与乡里清议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只是将“私营”变成了“官营”而已。在这个制度实行之初，也确实有“乡议余风”。王嘉在做京畿冯翊郡的中正时，认为门第不低的吉茂“德优能少”，结果给定为下品。（《三国志》卷二三《魏书·常林传》注引《魏略·吉茂传》）刘毅为青州大中正，“铨正人流，清浊区别，其所弹贬，自亲贵者始”（《晋书》卷四五《刘毅传》）。然而这也仅仅是“余风”而已，在传统社会里，凡是官办的事情，时间一长就难免要变成官样文章。想左右乡里评议无论怎么讲都不好操作，但是，操纵官方评议就容易得多，只要把中正换成合自己口味的人就行了。既然好操纵，那么就挡不住这种评议向权贵们想要的方向滑动。
问题的关键是，早在东汉年间，官僚制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出现了很强的世袭化门阀化的迹象。汉代的选举制度，主要是辟除制度，一般的读书人通过辟除的渠道就可以直接进入官僚的金字塔，虽然身为属吏位置在这个塔的底层，但上升的可能性依然不小。两汉时代，曹掾出身的公卿与二千石并不在少数，所以，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具有诱惑力的上升渠道。关键的是，这种任官方式，使得受惠者与施惠者之间的关系过于明晰，属吏所有的一切，都来源于上官的选拔。另一方面，在国家政治经学氛围日见其浓的情况下，没有一点儒学的基础几乎不太可能人公卿和二千石的法眼，而这些有力选拔人的大人物，同时很可能也是具有相当名望的儒者，至少也是略通一二的读书人，所以，被选拔的人与选拔者往往又有了一层师生关系。事实上，有力者往往有意选择那些有德望和才学的人做自己的属吏，而几乎所有的属吏都自认为是选主的门生。在那个时候，距先秦不远，士大夫正在形成之中，读书人的身上还存在着很浓重的昔日士的积习，他们效忠的指向，首先是选拔了自己的恩主，自己的老师，其次才是那高高在上的皇帝。对他们来说，自己的主公是那给了自己官做的人。施惠和受惠之间的恩义，再加上师生关系的强化，使得恩主与属吏之间，老师与学生之间，形成了堪称当时最牢固的关系，这种关系远远超过了臣子与皇帝之间的联系。甚至在皇帝与恩主之间出现冲突时，门生宁愿得罪和背叛朝廷，也不肯抛弃昔日的恩主。
然而，问题远远不止于此。王朝在延续，官僚也在升迁沉浮，当门生有了出息以后，自然像他们的恩主一样，获得了辟除的权力。这个时候，为了报恩，他们往往更乐意助昔日恩主的子孙一臂之力。对他们来说，这样做既不费多少力气，也不违反原则。结果是越是官做得大的人，其门生故吏就越多，门生故吏越多，有出息的几率就越高，而他们的子孙受到特殊关照的可能性就越大，不仅可以被轻易地领进门，而且升迁也比一般的人容易得多，而这些官宦子弟升到公卿和二千石后，靠手中的辟除主权，再接着加强这种施恩报恩的关系。如此循环往复，两汉四百多年，一大批准世袭的门阀自然而然地就诞生了，像东汉袁氏家族和杨氏家族，累世公卿者并不少见。另外，由于辟除制度规定只能选当地人担任属吏，担任属吏的必须有文化，一般都出在有点头脸的家族，某些家族出本郡曹掾出得多，即使不能进一步升上去，很自然地对本族势力的壮大和家族后代出仕有帮助。这种情况在边疆与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就更严重，如此一来，称雄一方的地方豪强就出现了，形成了更为普遍的土贵族和门阀，即我们历史书上讲的地方世族。正因为在魏晋时已经有了如此强大的世族与门阀，九品中正制才会迅速地变形，成为门阀制度的主要标志。
门阀与清谈
“清谈误国”几乎成为历史界的某种定论，据说“清谈大师”王衍临死前就是这样“招供”的：“呜呼，吾曹虽不及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晋书》卷四三《王衍传》）似乎也怨不了别个。不过，细究起来，好像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中国人是个喜欢刨根究源的民族，可惜头脑又偏偏过于简单化和直线化。无论哪朝哪代出了毛病，总会就近找出点原因，把屎盆子往上一扣就算完事。先是女人倒霉，大老爷们丢了江山社稷，不知怎么都怨女人的脸蛋太漂亮，把男人给迷坏了。后来又赖到士风和学风上，“五胡乱华”赖清谈误国，唐朝毁了赖朋党太多，宋朝亡了赖理学过盛，明朝完了赖士大夫都谈“心性”，清朝衰了就赖讲考据的光钻故纸堆。其实，我们这些后来学史的人不应该跟着古人瞎起哄，在有了电脑和因特网的今天，至少应该明白，历史绝不会是1+1=2的一道算式。
“清谈”作为一种士风，不仅仅包括“谈”，而且还有“吃”（药）和“喝”（酒），更要紧的是放浪形骸，不拘礼法。虽然算起来应该说是“魏晋风度”，可是源头却在东汉末年。名士仲长统有诗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放散六经，灭绝风雅。”（《后汉书》卷七九《仲长统传》）与后来“竹林七贤”的歌咏意思差不多。郑泉好酒，临死前与同伴说，一定要将我埋在烧制陶器的窑旁，等到日后化为陶土，烧成酒壶，也好天天盛酒。（《丹铅总录》卷二五）后来阮籍闻步兵衙门有厨子善酿酒，而求为步兵校尉。刘伶一边灌酒，一边走，后面跟个童子扛着铁锨说，死了就埋。谁能不说，这两者之间不是异曲同工呢？
魏晋士风的转移，是东汉士风太苦、太矫情的必然结果。苏轼说，东汉光武帝喜欢名节之士，“故东汉之士多名节，知名节而不知节之以礼，遂至于苦节，苦节之士，有视死如归者，苦节已极。故魏晋之士，变而为旷荡，尚虚浮而亡礼法”（《东坡集》卷六二）。其实，东汉之士不仅苦节，而且守礼也守得苦。父母死了，在墓道里一守就是十年。后来风流放诞的东晋名族王家之祖王祥，为了孝敬后母，“卧冰求鲤”，苦孝而获大名，一出山就被聘为州别驾，儒家礼法，已经变成了他们借以求名的工具，守得越苦，名声就越大。当然，为了名声而视死如归的也大有人在。党锢之祸，士大夫死节者比比皆是；党锢之祸，张俭望门投止，多少人甘愿破家而相容。当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群雄并起之时，统治者功利主义大行其道，可是又偏偏不肯摘下儒家伦理的大帽子，所以整个空气显得有些别扭。由魏及晋，司马氏诸开国功臣十分辉煌地把别扭变成了虚伪。按鲁迅的说法，在这个过程中，有些老实的人就愤世嫉俗起来，走了极端，干脆“旷荡”，什么也不讲究了，儒家的六经也被《老》、《庄》、《易》这“三玄”所取代。这在这些老实人原本只是个人行为，但是名士们一潇洒起来，大家都看着好看，争相效法，遂蔚成风气，变成为史家诟病的那个样子。
实际上，对于中国文化而言，魏晋士风的转变是一件好事，用今天的话来说，堪称是一次“思想解放”，虽然发动解放的人们开始并不自觉或者并不情愿。没有这次思想解放，中国历史上文化的大融合、大吸纳和大飞升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在现实政治中，清谈之风却绝非益事，对制度的运行带来了无穷的麻烦。
清谈一形成气候，就与门阀结下了不解之缘。原来的开风气者虽然并不都是世宦大家，但是这种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对贵胄子弟吸引力是相当大的，大概“高干子弟”的好奇心总是要重一些，只要是玩邪的，玩刺激的、时髦的，他们都感兴趣。由于九品中正制的缘故，门阀控制了几乎全部高官显位，他们的生活习惯也就自然影响到了政治制度的运行。
喜好醇酒妇人，也许会误点事，但问题不大，因为历朝历代，官场上从来少不了女人与酒，程度不同，也不过就是五十步一百步之别，没什么大不了，只要不像刘公荣那样终日沉醉，好像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喜欢谈玄，只要在家中的客厅里也问题不大，虽然从《老》、《庄》、《易》侃到佛经佛理，从名士谈到和尚，其实也不大会耽误治国理天下，因为这些东西与历代统治思想并不抵触，只有像王戎那样，以清谈之高妙与否选拔人才，阮瞻以“将无同”三字而得官，才有些不妥。[《晋书》卷四九《阮瞻传》“（王）戎问曰，圣人重名教，老庄贵自然，其旨异同？瞻曰，将无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辞之，时谓之三语掾。”]吃药当然不是一个好习气，不过那时为了得长生而吃的“五石散”之类的含汞制剂，由于毒性太明显，真正吃得“至死不渝”之人未必会太多，像王述那样，性情暴躁，跟个鸡蛋较劲的（《晋书》卷七五《王述传》“述性急为累，尝食鸡子，以筋刺之不得，更大怒，掷地，鸡子圆睁不已，即下床，以屐齿踏之，又不得，嗔更甚，乃拨纳口中，啮而吐之。”）和普遍的身上多虱子，未必就是如鲁迅所说的，是吃药的结果（鲁迅认为，吃药导致皮肤脆嫩，所以士人爱穿旧衣服，不加洗涤，所以多虱）。五石散的成分主要是汞，从医学上讲，汞中毒主要损害的是肾脏，而非神经系统，或者皮肤。
对于当时的行政体系来说，最糟糕的事情其实是清谈之中那种不理俗务，懒散、悠闲和一味追求雍容优雅气度的积习。一方面是对于一切事务性工作都不屑一顾，近乎于不食人间烟火；一方面是火烧眉毛不着急。这毛病从东汉末年的名士就遗传下来了，孔融在做青州刺史时，人家来攻城，眼看就守不住了，他老人家还在“隐几读书，谈笑自若”，总算还知道城陷要逃命。（《后汉书》卷一○○《孔融传》）阮简当开封县令，一天正在下围棋，下属报告说来了劫匪，情况紧急，他连头也不抬，“长啸曰，局上有劫甚急”（《太平御览》卷一五八《陈留风俗传》）。魏晋名士自然不会落后于先辈，王衍口不言钱，当然不是真的对孔方兄没有感情，主要是懒得管这些“俗事”。自王衍之后，把钱叫做“阿堵物”的比比皆是，王衍不仅给清谈留下了一个手持麈尾风流倜傥的形象（手持麈尾成了清谈名士的特征），还为后世撇清高的造了一个近乎“不朽”的名词。王衍虽然据说临死时悔得一塌糊涂，但他的子孙们却风流和雍容得糊涂一塌。晋室东渡之后，“王与马共天下”，王家成了东晋第一望族，王氏子弟有名士派的就格外多。据《世说新语》载，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在车骑将军桓冲手下做骑兵参军，他屁事也不管，一次桓冲好容易碰上了他，问他：“你在我这里做什么官？”他回答：“好像是马官。”“那你管多少马？”“我连马都没见过，怎么会知道有多少。”按道理，如果桓冲没有勇气把他撤职，就该知趣地别问了，可是他偏还不甘心，又问：“最近马死了多少？”这回王名士拿出了清谈斗机锋的本事，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
那个时候，越是这种名士派就越吃香。王徽之的老爸王羲之年轻的时候，人家郗太师来王家挑女婿了，别人都去逢迎，他却躺在东床上吃饼，结果人家偏偏挑了他做女婿，不仅安享美女，而且还留下了千古佳话。这样一来，最直接的结果是，东晋往后，高官显宦都是世家子弟霸着，可是他们的大多数什么也不干，成天摇着麈尾在药、酒、女人和围棋再加上和尚之间转。
名士派头的另一种风格是火烧眉毛不着急。淝水之战，前秦近百万大军压境，可风流宰相谢安照样下棋，安然自若，连军情汇报都不听，一门心思要杀人家“大龙”。仗最后打赢了，大家一迭连声地夸他“谈笑静胡沙”，如果要是败了呢，恐怕也又是一个阮简，惹后人笑骂（其实，这仗东晋赢得很侥幸，如果不是苻坚军队里大批的汉人不愿意打仗，在战场上捣乱，那么谁输谁赢很难说）。说来说去，只能怪人家谢安命好，而孔融和阮简命不好。
东晋时期，朝廷各机构中以中书、门下和尚书省最为关键，丞相之权随着君权的消长时有变化，而三省的权力却一直长盛不衰。三省长官一直为门阀世族所把持，别人休想染指。这帮人站着茅坑不拉屎，什么也不干，但是国家机器又不能停止运转，总得有人干事才行‘。起初，这些把住权要的名流们让自己的子弟来替自己干事，哪里知道这帮大少爷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个个比老子懒。没有办法，各机构的实际权力就落到了那些上不了台盘的“卑官”、“琐官”手里。以掌握机要、起草诏令的中书省为例，这个机构是东晋以来为士人最看重的地方，号称“凤凰池”，长官中书令和中书监自然不干事，中书侍郎和中书郎也忙于摇麈尾逗机锋，所以最后竟然是九品的中书舍人真正干事，也真正掌握实权，而做这些卑官的都是“寒门微族”，因此，南朝“寒人掌机要”成为一个特色。有权就能生事，南朝也出现过几个因掌机要而弄权的角色，像阮佃夫、王道隆、茹法亮等，但是在门阀世族势力盘根错节，而且世族掌权当政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的情况下，几个“寒人”出身的权臣毕竟难以改变世族统治的局面，虽然史书上说他们如何如何地威风，但比起在他们之前和之后的宦官来，依然是小巫见大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