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事隔近六十年后，八国联军再一次打将上来，这次不仅门被打破了，人家居然升堂入室，在太和殿前跑起马来了。于是乎消息又传出来了，先是说我们京城那位曾经做过状元如夫人的名妓赛金花泡上了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就睡在紫禁城里，然后赛金花就跟瓦德西吹枕边风，说是“满清搜人才，在八股试帖，将相于斯出焉”。老瓦还真的从谏如流，“瓦乃于金台书院考试，学期悬榜如昔，文题‘以不教民战’，诗题‘飞旆入秦中’。是日，人数溢额，瓦为评判甲乙，考得奖金者，咸忻忻然有喜色”。结果是原来夸赛金花的人，又开始骂她了。似乎是由于有了赛名妓做参谋，老瓦的这次考试弄得比当年的英国人像样得多，不仅考八股文，而且还有试帖诗，只是题目出得有点恶毒，文题虽然也出自四书，但却有只叫我们单方面爱好和平的意思，诗题就更恶，居然想打入秦中，明摆着是要毁我们逃到陕西的小朝廷。
一个名妓出于市场的缘故，自诩跟什么大人物睡过，而一千文人跟着捧臭脚，以假作真，这倒是情理之中的事，可是说那个普鲁士武夫操练八股试帖，而且还“评判甲乙”，除了我们中国人有这样伟大的想象力之外，换了别个，累死他们也不敢这么想。
用西方文字有没有可能做出八股文来？鄙人对语言学一窍不通，不敢下断言，但至少西方人做不出来，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有这根筋。什么算“国粹”？如果是一国独有而他国绝对没有的就算国粹，那么八股文笃定要算一个。这玩意是中国人自隋唐科举取士以来，琢磨了几百年才琢磨出来的，命题作文，起承转合，两两对仗，句句押韵，既要阐发题目，又不能碰到题目上的一个字，这样奇妙的文字游戏，试问这个世界上还能有哪一个民族能想得出来？但是，八股文能够流行起来，甚至在几乎所有有出息的文人的抵制下流行开来，关键是科举考试的拉动。科举这东西不仅让天下的英雄尽入了皇帝的彀中，其实是连狗熊也钻进去了。科举考试与八股相结合，真是如虎添翼，使考试成了设有重重机关的猫捉老鼠的游戏，只要进去了，没有相当的定力就别想出来。明清两代，从弱冠起，一直考到须发尽白连个秀才也没有考上，却生命不息考试不止的大有人在。据说康熙三十八年（1699）顺天乡试，有位叫黄章的考生已经达到了百岁，真的叫人没法不佩服。今天如果自考考场上也冒出一位百岁老人，至少记者就会围上来四五十个。
至于八股考试对中国人文风的塑造，那就更是惊人。尽管我们有些文化的精英一旦金榜题名，就把八股像敲门砖一样丢掉了，但大多数的读书人在经过十几二十几年的八股文训练之后，是想丢也丢不掉了，他们甚至连骂人都是八股腔。鲁迅先生说他的家乡的秀才们曾做了八股来嘲骂新学堂。其实，在晚清时节，相当多的出自读书人之手的反教（洋教）揭帖，都是八股体，有些做得还相当地道。再往后，科举废了，进入民国，大大小小的军阀们的军师草檄文，出文告，打电报战，有哪个能脱了八股老调？就是后来的国共两党，其实也没能摆脱八股的影响，有太多的人记得，毛泽东是怎样在延安整风时提倡反对党八股的。
中国传统文人对于八股取士的心态非常复杂，甜酸苦辣，爱恨交加，但依恋与依赖却是主要心理。他们有的人可能会经常骂科举，但心里却最放不下它。吴敬梓和蒲松龄两位在小说里将八股取士骂得一文不值，最后依旧以顶上贡生的头衔为荣。当面临西方侵入的挑战时，大多数读书人最解不开的心结之一，就是八股取士的命运。回溯古代，辽、金、元三个少数民族王朝，凡是开科取士的皇帝的屁股后头，都会招来许多汉族文人的称颂。清朝袭承明制，考试考得比谁都热闹，结果用不了多久，原来坚持夷夏之防的人们就食指大动，“一队齐夷下山来”。在晚清，虽然先进的中国读书人很早就嚷着要废除八股取士，在他们眼里，科举是中国之所以挨西方欺负的主要原因，戊戌维新还真的鼓动出个废科举的诏书来，可是对于大多数中国读书人而言，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打上门来，他们最担心的还是科举能不能按时举行（老外也很明白，他们在辛丑媾和时，作为惩罚，要求停止了几个义和团运动闹得比较凶的省份的乡试），他们其实并不知道，他们面临的是前辈未曾面临过的“夷人”，不被中国人同化反而会同化中国人。他们胡编出洋人开科的神话，其心理很可能与他们“一队齐夷下山来”的前辈差不太多，虽然嘴上是在骂那些莫须有的参加洋人科考的读书人，心里也许在盘算如果真有这么一天，他们是欣然就道呢，还是忸怩半晌再说。
最后说一句近乎题外的话，在我们这个千余年靠考试出息人的国度里，想要改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把教育内涵由符合规矩（八股积习）变为激发创造力，其难度之大也许根本就不是我们教育行政机构的行政命令所能办到的。
乾隆的威仪与英国人的半跪
当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带着几十大箱子装满了各种仪器、速射炮和舰船模型礼物踏上中国土地的时候，这些奇装异服、金发碧眼的异邦人最想见的乾隆皇帝，已经年逾八十，在金銮殿的龙椅上坐了五十八年，再有两年就赶上他大名鼎鼎的爷爷康熙，成为中国皇帝群中少有的寿星。老寿星打了几个大仗，积了若干钱粮（又花掉了），养了一堆儿女，游了几回苏杭，还写了成千上万的歪诗，自我感觉是“十全老人”。可是“十全老人”这回却碰上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全之事，就是怎么打发这批英国佬。
现今的许多近代史论著在提这件事时，都忘不了骂一句乾隆以及满清大吏的狂妄自大，其实，实际上，从“君临天下”的乾隆到权倾朝野的和坤以及接待英国使团的各级官员，面对这些远道而来的洋人，都谦和得可以，至少大多数时间都堆着一脸又一脸的微笑。因为从来中央帝国的天下共主的地位就是自封的，至于外夷怎么看中国，认不认中国皇帝的账，大家从来是闭上眼睛做阿Q，外夷只要不前来捣乱，大抵上都是取怀柔政策（当国力差的时候，打上门来，更是情柔甚至贿赂献媚），好在中国地大物博，有的是女人和财物。像英吉利这种只闻其名，连在哪儿都弄不清的国家，对中国持什么态度，一向没人操心。对于老外前来上贡，中国人总是半分欢喜半分愁，因为对贡品加倍地赐还，每每令主管财政的官员头痛。对上贡比较积极的国家，其实无非是利用中国人的虚荣心跟中国进行一次又一次的不平等交易。正因为中国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自大，所以对付这些始终不肯跪拜的洋人才成了难题。如果当时的满清朝廷真是像我们有些人想象的那样狂妄，何不将这些“不自量力”，想与天朝上国平起平坐的红毛鬼拿来杀了，或者像演义小说上讲的那样割去耳朵放回去，也让他们知道知道厉害。
再说英国人，虽然背后是正处于工业革命之中，殖民地遍及地球的日不落帝国，乘着装有六十四门大炮的战舰，并有四艘护航舰，威风凛凛而来，但是由于来之前听到的都是中华帝国如何富庶强大的传闻，尽管身临其境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但是行动言语还是处处透着小心谨慎。他们此行目的就是建立与中国的平等外交和贸易关系，也就是说为英国这个“世界工场”和平地打开中国这个硕大无比的市场。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号称世界工场的场主的英国人的傲慢他们自己就收了起来，几乎对所有见到的中国人，都尽可能地表示了友善甚至迁就的态度。当某些脸皮比较厚的中国官员顺手牵羊地“顺”走他们身上的英国刀时，他们居然会装着看不见；所有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明明是平等的馈赠，但是一路上都被别有用心的中国官员插上了“贡品”字样的小旗，使团团长马戛尔尼其实完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是一路都装不知道。
中国人一脸堆笑外加美味佳肴的“怀柔”，碰上英国人小心谨慎的忍耐，按道理马戛尔尼使团的访问应该大获成功才是，然而事情的结局恰恰相反。问题就出在跪拜和磕头上。
鲁迅先生说过，在中国人看来，人生了屁股就是为了要挨板子的，生了膝盖就是为了要下跪的。所以凡是人，见了皇帝三跪九叩是天经地义的事。“老外”不见皇帝便罢，要见，就必须跟中国人一样下跪，哪怕你跪过之后把中国皇帝骂成狗屎，哪怕你在外面说自己才是天下的共主。中国边境的少数民族凡是一睹“天颜”者，都跪了，马戛尔尼之前，有些西洋人也跪了。比如传教士们，还有葡萄牙和荷兰的使臣们，在矮下去大半截之后，得到的好处无疑是大大的。但是，马戛尔尼使团却不是来占小便宜的，他们要的是中国打开大门，要的是中国这个四万万人的大市场，要的是与中国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为了这个他们宁肯吃点小亏，给中国皇帝送上一份大礼，但是绝对要坚持中英两国对等地位。固然他们此次来华并不想像他们在世界其他地方那样，用炮舰轰开古老的城墙，再插英国的国旗。但是却也带了一支颇具威力的舰队，在礼物中别有用心地让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占了最大的比重，其中还有一个英国当时最大的装备有110门大口径火炮的战舰“君主号”的模型，无非是在“暗示装备有64门火炮的狮子号（即马戛尔尼使团乘坐的战舰）只是英国强大海军舰队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当英国人看着中国人只能带着惊惧仰视高大的英国战舰时，不管怎么说心里都是很得意的。有了这样的底气，他们当然不会让他们的国王陛下在乾隆面前矮下一头去，所以执意不肯和其他的“夷人”一样行跪拜之礼。
当明白了英国人来华的真实目的之后，接待的钦差和地方大员真是悔之不迭，他们原以为这些大老远跑来的“蛮夷”真的是诚心向化前来进贡的，早知如此，他们还不如干脆不让英国人上岸算了，大不了英国佬给逼急了打将上来，搅扰一通，只要瞒住皇帝老儿一个，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人给当“贡使”接上来了，乾隆兴致也来了，非要见见这些漂洋过海、不远万里“向慕天朝”的蛮夷不可。要见乾隆的马戛尔尼是前来平等谈判的使节，而他所要见的乾隆却以为他是向慕天朝教化的贡使，双方一碰面，西洋景非拆穿不可。
所以，接待英国使团的官员们一路上一面向乾隆“谎报军情”，说英国人如何如何地恭顺，甚至编造出英国人见了皇帝影像都毕恭毕敬的瞎话；一面又拼命地说服马戛尔尼，好让他见乾隆的时候屈下他的双膝。什么招都使上了，几个接待大员累得唇焦舌烂，要说马戛尔尼是榆木脑袋一点窍也不开那倒也未必，最后人家还是做了让步，说是他只能按见英国国王之礼——单腿下跪来见乾隆，如果非要他三跪九叩不可，那么中国的大臣也必须对着他带来的英国国王的画像行同样的礼。按马戛尔尼的随行人员斯当东的说法，后一种变通英国人是吃亏的，因为中国官员向英国国王行礼，“可以在一间屋子里举行，不对外公开，而英国特使向中国皇帝磕头则是在一个盛大的节日，在属国君主全体大臣的面前举行，这件事还要在邸抄上大书特书”（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但是他不知道，这种办法其实更让中国人无法接受。在中国很难想象人们还会对除了九五之尊的另外的什么活物三跪九叩，如果一位高级官员竟然对蛮夷之主行君臣大礼，即使是皇帝“特批”，他和他的家庭也会因此蒙羞百世。所以，马戛尔尼的“让步”，根本就没有可能被转达上去，因为谁都怕万一被选中成为那个向英国国王画像磕头的人。
此时的乾隆虽然已年逾八旬，但身体依然健壮，头脑也不是太糊涂，他不在北京接见英国使团，偏偏让他们去承德避暑山庄，实际上是打算乘木兰秋狝之机，让这些在他看来没有见过世面的化外之人，在大批生番熟夷对他的欢呼礼拜中，领略几分天下共主的八面威风。按清朝的惯例，所谓的木兰秋祢，并不是皇帝没事去打打獐狍野鹿，而是为了威慑拉拢与柔化边疆少数民族。当然，如果有这么一批大老远漂洋过海来的英国人前来“上贡”，无论如何都是给乾隆老儿脸上添彩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