沾了王伯伯的光，那一天吴伯伯送了三本亲笔签名书给我。两本是英文的：New Chinese Writing，New Chinese Stories。一本是刚刚由台北寄到的《瞎三话四集》。
他在书上题字，称我“丽清夫人”，自署全名，我抗议：“永秀可以称你吴伯伯，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呢！”后来他问我出生年次，说跟他女儿也差不多。“好吧”，他说。以后他打电话来，开头一句总是：“我是吴伯伯。”
我答应替他的《余年集》校对，是第二次见他，在王伯伯家里。吴伯母、王伯伯、伯母跟另一位武大校友当时有一桌麻将，吴伯伯挂单在牌局外，就跟我们聊天。他抽着烟斗，我吃着零食，孟湘提到《英美十六家》一书将成为一本重要的“参考工具书”——吴伯伯那天带了一本去送我们。他对于那本书，直摇头，说为了送书给我们，光改正书中的错字都不胜其烦。我也不知道哪来的灵感，就说：
“下一本书，我来校对好了。”
他说：“真的？”
我说：“我的荣幸嘛！何况，我还可以先睹为快。”
就那样子“一言为定”了。
不想，一九八二年春，洪范书店叶先生真的要给吴伯伯出一本书，剪报已由叶先生收集妥帖了寄来。作者出书，有自备稿件，到处找出版社出版的；有出版社愿为作者出书，由作者再整理原稿送去的。而由出版社代为剪存报章杂志上所发表的文章而集为一册，再请求作者同意出书的，我这是第一次见闻，不得不更为信服吴伯伯在散文界“大家”之地位矣。我能为其校对，真正是“与有荣焉”。
为了那一次校对，我还吃了一顿吴伯母亲手做的饭菜，我两个女儿还得了吴伯母一个“复活节大蛋糕”（送校稿时，正值复活节），洪范叶先生还赠送二十本洪范丛书给我“略表谢意”。圣诞节时，夏志清先生还在卡片上写道：“我的朋友吴鲁芹真福气，写书还有你校对。”其实，夏先生有所不知，真有福气的是我。
我的这本《鸡尾酒会及其他》——海外孤本——也是我去取校样时，吴伯伯送的，书上签着：“海外孤本奉丽清存阅 鲁芹一九八二年三月六日”，我心里难过的是，当时他题赠此书给我时就说：
“这可是真正的孤本，我自己手上都仅此一本而已。我想书在我手上之日无多了。给你至少存得久些。”
我回来就在书上顺手写了两句：“人不能够久活，愿书可以长存。”唉！世上真正有什么是“长久”呢？
文学杂志社出版这本书时（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我还在念小学。做梦也不会想到日后的因缘，我家墙上还挂着吴伯伯的字画，写着——
庭园静好
岁月无惊
丽清嘱书此联 余孤陋不知其出处 丽清言亦非自撰丁兹乱世得一庭园已不易 且静且好更不易 若夫无惊于岁月 则更是神仙之境矣
庭园静好，不难。岁月无惊，多么难。一九八○，我失去母亲。一九八三，吴伯伯骤逝。三年内，我已痛惊两次……翻开八月三日（吴伯伯火化之日）我的杂记本上是这么写的：
泪
流下来
……
一颗星
陨落
……
什么都
不必说了吧
……
萍庐书斋
学浅自知能事少
礼疏常觉慢人多
在严一萍先生的书房门口读到这副对联，忽然觉得那后半联仿佛是针对我而写的，心中真是愧悔难当。因为三年前严先生曾拄着拐杖到过我家，而我第一次去拜望这位甲骨文学家时，他去世将近周年。我多么希望还能跟严先生解释那所谓的“慢人”实在并非出于“傲慢之心”，乃是“动作太慢”之故。
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严先生的见面，虽是三年前的事，可是我对甲骨文的喜爱却早始于由日本学者白川静所写的《甲骨文的世界》一书。不过，因为我并非学考古的，自知底子不厚，虽然喜欢，仅止于“外行看热闹”而已，当时并不晓得严先生就是董作宾先生的高足。想来，我能得见严先生，虽仅一面，亦已奢侈。
我们的一面之缘，其实是哲民所赐。哲民是严先生长女，我跟哲民算是“报上见”的文友。有一天哲民来我家玩，她的爸妈（严师、师母）也一起同来。严先生刚自第一次中风复原中，依然不良于行。
他在我那非常没有学问的书架边一站，浏览了半天，只指着一本《甲骨文集》说：
“你也有这本书？”
我说：“这还是我最喜欢的书之一呢。”
后来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严先生说如果我愿意学甲骨文，他可以收我做学生。我虽受宠若惊，但后来收到哲民寄给我的一本《中国文字》期刊与严先生著作《殷虚第一次发掘所得甲骨考释》，一读之下，“学浅自知能事少”，马上就打消了要学甲骨文的“妄想”。
古文尚且没有学好，何况那“古文的古文”，我这么想。论治学的精神，在所有的学问里，我真觉得甲骨文是最最需要守得住孤寂的。学识还可以积少成多，那点治学的修养，并非光有心就可以企及，至今我仍这么相信。
在神话与历史的接壤地带生活，而又能不泥于古；在爱书与藏书之余，还能念及同好，因而，将古书残卷影印出书造福“穷”书生们的，在古今中外的出版家里，真是屈指可数，而严先生与他所创设的“艺文印书馆”便是其一。
我来到严先生置于南旧金山的“萍庐书斋”，目睹三万至五万册的古籍，禁不住肃然而起敬。严先生大理青石的书桌坐于书斋一角，桌上笔砚信稿犹存，望之怆然。
我从没见过这样“美丽”的书房。大约十五英尺宽、三十英尺长的房间，开了两扇玻璃天窗，阳光照临四壁的书。屋子中央背对背满书橱的书，除了书没有任何装饰——纯净的美丽，充实的美丽。浴于其中，尘俗顿消。
我问哲民：“你们家到底有多少书？”
她说：“萍庐书斋大约有三五万册吧。光艺文印书馆出过的书就有两万多，其余是我父亲的私藏。我父亲还另有一间小书房，里面光是百部丛书就有一万多册。”后来她又说：“这间书斋还是因为我父亲整天抱怨没处放书，我们才找人来加盖的。书斋盖好了，我父亲一天也没用过，就因第二次中风去世了。”
据说严先生刚来美国时就因为书多，只得先在雷诺市买屋置产，因旧金山房子太贵，而雷诺市较易购得大屋。在雷诺住了三年，不堪枯索，乃迁居旧金山。
纪弦师有一首诗写“现实”：
甚至于伸个懒腰，打个呵欠，
都要危及四壁与天花板的！
匍匐在这低矮如鸡埘的小屋里，
我的委屈着实大了；
因为我老是梦见直立起来，
如一参天的古木。
这书斋真不知有多少参天的古木哩！宋本《十三经注疏》、《二十五史》、《四库善本丛书》、《南宋群贤小集》、《施顾注苏东坡诗》……藏在这“番邦”异域，藏在这只有中国餐馆的非文化地带，委屈，萍庐的主人与书，着实委屈！
唐有雕版，宋有活字，明有数色套版，清末有珂罗版，而现在的是影印，书的传承，不论什么版本都是要花费心血精力，除了痴爱，还不知要投入多少的勇气与毅力。艺文印书馆的成功，亦是严先生风格之成就吧。
在《严一萍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上读到：“先生治事不稍苟，版本求其古，纸墨求其精，勘校求其审，每一书出，士林翕然……”翻看严先生书房里古气盎溢、精雅焕然的翻版古籍，如见严先生爱书之忱、治学之苦。在我们这一代的读书人里，还能找到几位像这样的学者呢！
那老师与《本草学》
在报端读到那琦老师《正宗味苦说黄连》一文，使我好像又重回大学时代，上了一堂那师的“生药学”。虽然那个时候，我对“药用植物”比“生药学”有兴趣得多。因为在“药用植物”课上时常看的是花花草草的幻灯片，又可以到六张犁附近的山上去采药，很有意思。可是在“生药学”课上，我的切片摆在显微镜下却总是混沌一片（因切片太厚），每以为苦，时常要求助于那师的高足郑炳全老师才能过关。至今想来，岂仅是心有惭愧而已，对那师的切片绝功，更是钦敬不已。
七月初在宝雍家有个文人小聚，听到水晶跟张洪年先生谈《红楼梦》，说及其版本考证之“热闹”，使我胜读十年书。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想起那师和他的《本草学》来。“红学”之红和“本草学”之冷，好似“朱门酒肉”与“路旁冻尸”，比喻或有不当，而那师的委屈我却忽然得以明白。
多年前那师退休来美（现在加拿大与女儿同住），途经旧金山，我们匆匆赶赴那师友人家一晤，并带他到金门公园观赏植物。我还记得当时曾指着一株野樱桃欲详其名，老师还是老脾气——问一举三——他不但把那树的枝叶花果详述，旁及相似的“药材”亦悉数道来。我跟外子不禁会心一笑，同时也对于他满腹的“文化财”，不能在退休后得到适当的照顾而深以为憾。
文学上有“比较文学”之科目，药学上不知何以没有“比较药学”之“开发”？那师首创之本草学Pentsaology一词，若与日本难波恒雄博士所主张的Herbology相较，那师之创，实更见功力。
那师著《本草学》一书，对于历代本草著作之演变及进展，考订原书版本之真伪，叙述甚详。至今为我所乐读。
古埃及记述药物之《埃贝尔氏莎草纸文书》，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了。而“本草”，不仅仅有五千年来的实务经验累积，就是一脉的文献传承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由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到唐代的《新修本草》到宋代的《经史证类大观本草》到明代的《本草纲目》到清代的《本草纲目拾遗》以及《植物名实图考》，迄今仍然可以视为一部活的《自然科学大集成》。虽然中医药界向有“秘方自守”的自私自利之讥，可是一部《本草学》真够我们全体中国人自豪自傲的了。
那师常常提到“民国本草”一事，曲高和寡。现代的“本草”，已改为“生药学”了（赵娇黄先生著《现代本草生药学》为第一部著作），除了中国医药学院，在一般的医学院里，它的地位大大不及生药化学了。像《本草学》这样的“考古学”，就更不用说了。
那师曾在课堂上告诉过我们一个“故事”，说他从前在国立沈阳医学院当讲师的时候，偶然打开《大观本草》，看见里面有“除百邪鬼魅”的字样，觉得很“不科学”。可是，后来他的恩师冈西为人（冈西竹条博士）却解说如下：
陶弘景集注《神农本草经》，在序录“欲疗病先察其源……”条下，注曰：“夫病之所由来虽多端而皆关于邪，邪者不正之曰，谓非人身之常理，风寒暑湿，饥饱劳逸，皆各是邪，非独鬼气疫疠者矣。……神者正气也。客者邪气也。”可见本身所具生理的正常现象为正，外来病理的反常现象即是邪。
隋，太医博士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二（三十论中之第十九论）《鬼魅候》曰：“凡人为鬼物所魅，则好悲而心自动。或心乱如醉，狂言惊怖，向壁悲号，梦寤喜魇，或与鬼神交通。病苦乍寒乍热。心腹满，短气不能饮食，此魅之所特也。”
所谓的鬼魅，实即今之精神病；而用以治疗精神病的药物，所谓除鬼魅者，即镇静安神剂。吾人今日研读《本草》，若不能考求古义而加以新诠，自然会格格不入，倘能如此二钩稽出之，则本草所论，便都合于今日的科学观点了。
以日本人对“本草”以及中国医药典籍的尊崇与认识，能不使我们汗颜吗？
那师还举过一个实例，说明“本草”在当今之世还不至于“太过古董”，应仍有其研究价值的“故事”：
他说一九三八年的时候，台省医师梁宰氏，在东北抚顺行医，曾以临床实验立证中国药材“雷丸”对于无钩及有钩绦虫，具有强大的驱虫作用，于满洲医科大学进行其药理学研究。一方面进行化学成分分析，于抽取其成分时，既未得生物碱，亦未得配糖体，即一般观念上的特殊成分竟然一无所获。然另一方面则考察古“本草”和医书，于《千金方》中，发现“雷丸”收录于“药下入汤酒法”中，推定其所含之成分乃对于热抵抗力甚弱之物质而进行探索，遂确认为一种蛋白质分解酵素，而完成其学位论文。
自六朝以迄唐代之人，自不知酵素为何物，但由经验得知“雷丸”入热汤中或酒渍时则药效尽失。在《千金方》《外台秘要》等唐代方书中，“雷丸”皆配成散剂与丸剂，无一方为汤煎者。但明清以后的处方，并未明察，或有汤煎者，自是无效了。
“雷丸”是寄生于竹类根茎之松蕈科植物雷丸菌的球状菌核。《千金方》中所记，乃源于唐代《新修本草》。《新修本草》曰“竹之苓也”，故一称“竹苓”。由于其只能生用，为散为丸，而不能汤煎或酒渍之事实，非但阐明了药理作用，并能借以推知其成分。千余年前的片言只字，给后代的科学家带来这么大的启示，这样的“考古”能不予以重新评估并以之推陈出新吗？
离开台北医学院十八年了，到现在才能稍解那师口若悬河，实出于他学问之渊深，而他从不抱怨所学之偏之冷，实由于他的修养所致。
谨以此文，为那老师的晚景祝福。
生命注
我的朋友路一沙，家里后院有个蓝绿瓷砖铺的漂亮游泳池。一到夏天，我们便“理所当然”地跑去“游泳小聚”。到了暮秋，柿子成熟的时候，我们又“理所当然”地想到她那游泳池边不甚漂亮的柿子树，大伙儿不由分说，总是“吃完了兜着走”。她跟正白还来不及数数今年到底结了多少柿子，就已经让我们给瓜分掉了。
最近见到路一沙，她总会问你：
“要不要买一套杏林子的《生命注·大地注》呀？”
“你什么时候当起推销员来了？”朋友问。
“不是嘛，是替台北伊甸残障基金会募款啦。”
记得伊甸残障基金会刚开办的时候，路一沙也是我们旧金山这一带为他们筹募基金的发起人。如果每年的金鼎奖有“和平贡献”这一项目的话，我想路一沙跟杏林子真正是当之无愧的得奖人。
类风湿关节炎使她跟杏林子一样，手脚关节处都因肌肉萎缩而扭曲变形。可是，她还写了本书《婚姻沟》（尔雅出版），还开车；家里井井有条，请客可以做满桌子的菜，先生、儿子比我们还呵护得厉害。自从认识她，我连多愁善感的那点“恶习”都改正了不少。
也怪不得我们一到她家就喧宾夺主，她自己直着嗓门有说有笑，对朋友总是周到体贴，难免使我们忘却了做客人的样子。还记得有一年她的膝盖开刀，好像要从臀部切块什么东西接补到膝盖上去，是个大手术。我跟她约好了要到医院去看她。没想到，那一天忽然倾盆大雨，下个没完没了。我在家里想等雨小一点，等得心慌。她忽然从医院病床上打了电话来：
“你今天绝对不许来。要是在高速公路上出了事，我一辈子也不能心安。”
“可是……”我觉得好像失恋了一样，“情”都送出去了，那一头却不肯接。
“好了，我出院那一天一定给你打电话，你来家里看我好了。”
她这个人就是这样爽快。不知道是不是在台北二女中打篮球时校队训练出来的风度，还是真给病痛磨出来的？她常说：“我比杏林子已经幸运多了。她十二岁就得了这个怪病，也许那时候她体格发育还不完全，所以现在都在轮椅上过日子。我是二十多岁才得病，又打篮球、赛跑什么的，所以比较吃得住。虽然不方便，我还可以慢慢走路。”
在她开刀之前，有一次我问她：
“近来情况好不好！”那时候她坐下去与站起来的困难程度已经明显增加了。
她说：“不大好。以前电话响了六下，我就可以接到。现在要响十下左右我才能接到。”
她说来轻松，不知道为什么那“六下铃响”与“十下铃响”之比，在我心上却深深地烙下了。当时，我顿觉眼热心痛，现在想起来，也还是的。
“早上抱怨没鞋穿，晚上看到跛脚的人。”我们的福气，来得好不凄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