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爱”是男女成婚之常情；也是新社会男女成婚必由之路。“乱爱”则是被人们嗤之以鼻的“赖事”。乱搞男女关系，要造成家庭不和，直至破裂。乱搞男女关系也扰乱社会秩序。
当代作家池莉的中篇小说《来来往往》是自然主义的作品，通篇是下流不雅的味道，也有黄色作品的味道儿。宣扬这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看似有趣，其结果有害于民，尤其是青年一代。群众反映说，池莉在教人做流氓呢。
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文化市场也日新月异，五彩纷呈，池莉的时髦作品也竟然在国家级文学刊物——《十月》推出。同级文学刊物多家进行转载，还获得《十月》等文学奖。有关单位为了赚钱，将其改编为十八辑《电视连续剧》。
小说的主角康伟业是肉联厂的工人。经李大夫（女）的介绍，他很幸运地跟高级干部（部队师级）的女儿（党员）段莉娜结婚。父亲通过人际关系给他入了党，并提升为本厂办公室主任、科长。婚后生一女儿叫康的妮。算是幸福之家。
他在同学贺汉儒的帮助下，离职被聘为美国公司武汉公司总经理。在职期间，他以阴险的手段，通过钻政策的空子，搞偷税、漏税发了横财。
有钱的他，身穿高档西服，脚踩高档皮鞋，佩戴着瑞士“劳力士”手表，叫做男人的的三件宝（皮鞋、皮带和手表）。
“富则思淫”。他的好色本性得以施展。说他好色，是他在十五岁的少年时，就跟十九岁的歌手戴晓蕾搞了通奸。可见他的好色欲非同一般。他与长住北京总公司的部门经理（小他十五岁的大学生）林珠，长期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林珠是个什么人呢？池莉在小说中说：“只要对她说我爱你就成……男朋友换得自己都数不清……”可见，她虽然是个大学生，然而也是个标准的社会流氓，也像个名妓！从此，他和她臭气相投，长时间鬼混了下去。
池莉在作品里说：“当今社会的民谣，‘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康伟业、林珠就是变坏的典型。
这些人追求什么超越人性的“乱爱”，出口的下流话，成天干类似妓女院缺德不雅的裸体床事。而池莉却放给空间和时间让他们任意飞黄腾达。这显然是随波逐流，推波助澜；也实属早被批判了的自然主义的重演。
这种作品文笔越美，艺术魅力越强，害人越深，而越是要引起人民的不满和反对。因为现在社会上确有这些一时泛滥成灾的不文明的坏现象。但也引起了好人不满，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和及时的扼制与有力的打击。
俗话说，“酒、色、财、气四堵墙，赖人都愿里边藏”。但他们殊不知此路不通。康伟业与林珠无耻地鬼混了近三年。他用来项不明的大额资金，给林珠兴建了“湖梦新居”。这有房间有时间，暗地非法同居，本是其妻反对，人民不满的违法行为，但池莉却认为是有钱人的追求，是她对人生快乐的探索。她在另一篇日记中说，我写康与林，不是别的什么，我是想寻找和认识自己。
康伟业、林珠无耻的鬼混累散了，扫兴了。林借口要去美国去，康慷慨解囊，将湖梦新居拍卖了五十万元送于林。这种交易引起了读者的惊奇。
什么的心连心的搂抱，眼睛对着眼睛，心心相印，息息相关……他爱她，她爱他，生生死死地互爱了一场。他们摸索、体会到了叫做“爱”的东西，“就举手投降了，怎么办？上帝。”这就是作者探讨出来的婚外恋奥秘所在。当然也是五十万巨额付出的价值。
林珠刚走，康总通过朋友的介绍，马上与二十岁的时雨蓬臭在了一块。池莉插述：“如蝗的靓女直往他怀里扑……快乐的机会抓到一次是一次……”
“康伟业顺利地接受了她……交道也打得顺畅。”他们在吃喝玩乐中，两人伸出小指，像孩子似的，宣誓拉勾。她说：“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于是就上床了。
尽管段莉娜的作风正派，是个好人、好干部，本应是作品的主要正面人物。但在池莉的笔下，有意把她描写得那样被动，那样无能为力，竟然让流氓成性的康伟业任意去糟蹋，把她视为眼中钉，不把她当人。
几年来，由于她的精神上受了严重的打击，致使她未老先衰。不足四十岁的她，竟皱纹累累，白发多多。池莉说：“段莉娜不仅自己变得丑陋不堪，她家也变得丑陋不堪了。”
为什么她竟会变得不如人呢？显然是被池莉否定了。她认为男人有了钱就可抛弃前妻——她老了，不美了。
令人奇怪的是池莉把社会上的丑恶现象，通过添油加醋，搬上文坛上来。社会上的破烂货——荒淫无耻的流氓行径，竟被高明的池莉当成了人间至高无尚的乐趣。
我们试问池莉：康、林的那流氓行为对吗？而善良的人民会买你的账吗？身为作家的你，在唯一受害者段莉娜身上踏上一脚，难道不是落井下石吗？
想你很清楚文学是人学，文学，是意识形态，文学属上层建筑，文学是党和政府的宣传工具。通过文学形式，深入生活，去描写社会中复杂而典型的故事情节，典型的人物形象去感染人，影响人，教育人。要歌颂有利于人民的好人好事，也要嘲弄和披露那些有害于人民的坏人坏事。至少不能背离道德和人间之常情。
要说探讨，我以为在语言、文句、故事情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以及艺术表现手法等等，有着探讨不完的东西。而在思想性即歌颂、嘲弄、披露的对象则没有探讨的余地。随波逐流，推波助澜，是自然主义的宣扬与赞颂。这样做的结果，使好人恨，赖人笑。从而破坏了他人夫妇关系，破坏了他人家庭不和，也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因此，这样的作品无疑是丧理缺德，万人发指的货色。
改革开放了，我国的文学艺术创作，要求生存，求发展，要创作高视野，高境界，高品味，世界一流的作品，则是文学艺术界的奋斗方向。
山大中文系教授——张恒竟然以偏廖的论调，荒唐的逻辑，只五千余言的短文（刊于2003年《山西文学》），全面地否定了除赵树理之外，德高望众的山药蛋文学流派。
张教授竟然认为山西的山药蛋派是“昙花一现，日暮途穷，衰败的不成器的流派。”他在论文中就：“山药蛋派的形成，在相当上是政治的产物，功利色彩，宣教目的极其浓重……陷入浅白直露的窠臼或趋时的境地，难获得高层次艺术突破和恒久不衰的文化价值，其审美情趣单一而凝固，接受精英文化的心态偏颇，认识短浅，内容狭窄，手段欠丰，追求思想容量广阔，厚重的自觉意识自为薄弱，视野有限，涉猎局促，门户之见甚深，切浮之言，逆耳之淡也很难吸纳。
“多以这一模式为既定模式。当地的文学爱好者则亦步亦趋，争相效尤。其负面却是非常严重。他们就必然越来越感到捉襟见肘，难以为继。因此一落千丈，贻笑大方。也就成了他们的尴尬结局。”
五四以后，山西的赵树理、马烽、西戎、孙谦、李束为、胡正……他们在毛主席双佰方针的指导下，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解放后的集体化中，他们战斗在第一线，以生活为基础，创作了原于生活，高于生活，具有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的革命文学作品。
他们呕心沥血地创作了适合老百姓口味的白话文学艺术作品——民族化，大众化，乡土气息浓厚——填补了国家文坛的空白。深受群众的喜闻乐见，称之为“山药蛋派”。
诸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马烽、西戎合写的《吕梁英雄传》，是解放区最早出现的长篇章回小说，为长篇小说的创作开拓了一个新天地。
赵树理是同时期作家的主要作家，他是同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巴金等，祖国的一级作家。北京文学院铸有他的铜像。
中国现代文学史评论说“……以赵树理、周立波为代表的路翎、欧阳山、康濯、艾芜、马烽、西戎……一批文学素养深厚，创作经验丰富的作家……在本时期谱写了新的篇什。”
马烽的《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老社员》；西戎的《宋老大进城》、《赖大嫂》等，都得到人民的好评。茅盾读马烽的小说《我的第一个上级》时，说：“老田这个人物写得龙腾虎跃，在马烽的人物画廊中，是数一数二的。”（注）
尽管山药蛋派这个文学流派的某些作家的某些作品，因时代背景的局限，有些作品多于古老文学的故事性，和其他某种缺陷与不足，但我们应以客观的辩证观点，去一分为二公道地去肯定评论，决不可，以个人爱好为基点，不负责任地以混乱的逻辑，凭感情信口开河地去随意指责，随意否定整个流派的全部作家和他们的全部作品。这符合学术讨论的基本原则吗？
文学作品的好与坏，不决定文学流派的本身，因为任何一个流派的作品，都有好的，次的，和差的；任何一个作家的作品，不一定都是精品，任何一部长篇，不一定是完满无缺的。
时代背景的不同，对他们的创作也有一定的影响，他们虽然创作了一些宣扬政治、功利……公式化的渲染臆造——缺真实感的作品，然而也不能说成是三晋人民的精神债务。要说作品的好，真正的不朽之作，不仅仅是思想性、艺术性强，以及写作的手法，人物个性典型化；还在于视野深远，兴衰存亡于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的规律相一致等等。
文章提出赵树理是有文凭的人，他跟马烽、西戎……没什么相处，或没什么感性……不属山药蛋派。这显然是离题之言，无稽之谈。山药蛋派的创立与崛起的代表人就是赵树理。他的作品的山药蛋味最浓。他们的作品会不会消逝，那是后事，只能后来去说。
《矛盾读书杂记》
2005.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