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林在铜佛寺期间,有房有地,宅邸在冯志清大院的西院(今铜心二组菜地),院里有7间瓦房,开设油房,为拉碾子压油,养一头大牤牛,闲暇时无偿给穷人使用。王德林平时不穿军装,穿一身长袍,一次去布尔哈通河散步,见农民赶车陷在河里车拉不出来,已是深秋,河水刺骨冰凉,他情急之下撩起长袍,挽起裤角就跳进河里帮助农民把车赶上岸来。事后农民才知道那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德林,被感动得五体投地,在民间传为佳话。
王德林对部下管理得非常严格,他的兵车出行,如果见到百姓拉重载的车不给他们让路,这个兵就要挨他的马鞭。一次王德林看见一个流氓欺负妇女,他上去就用马鞭抽打流氓,吓得流氓下跪求饶。他看见富家子弟留流里流气的怪头形,正好马车过来,他就用浇车的臭油往头上抹,吓得那些富家子弟再也不敢留怪头形。
王德林对部下士兵也是非常关爱的,特别是对参加举旗抗俄的山林队的官兵。他们的老家大部分在山东沂蒙地区,有的岁数也大了,王德林跟他们讲:愿意回家的,每人发给20块大洋,回家团聚过日子,不愿回家的就在老三营当兵。即使回老家探亲,也发给足够的路费,谁家的孩子生病,家乡发生灾情等,王德林都给予帮助。士兵被感动得五体投地,实心实意地在“老三营”当兵。
王德林在铜佛寺驻防十四年,他的部队纪律严明,赢得百姓的爱戴和支持。在“老三营”开拔时,王德林为了答谢当地百姓的恩情,做了一个“万民伞”,布条写上为部队捐款人的名字和数额,挂在撑起的伞上。临行的那一天,王德林一身军装,在街头做了坚决抗日的演讲,他在前引行,撑起“万民伞”,部队排着整齐的队伍,在街道上向关爱他们的百姓告别。在锣鼓声中,街的两边挤满送行的乡亲,他们往“老三营”士兵的包里装鸡蛋,往手中塞水果,送上一碗热茶水,让他们喝了水,不忘记铜佛寺这片土地。现在只要一说起铜佛寺,人们都对“老三营”充满敬意。
历史上也有人花钱做“万民伞”,不惜钱财往自己的脸上贴金:
1917年冯国璋以副总统继任总统,必须离开南京,于是把他的亲信江西督军李纯调到南京,做江苏督军。李督军在历史上,没有多少声响,除了二次革命打过国民党之外,似乎也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只是有点好面子,讲虚荣(否则大概后来不会自杀),从江西调到江苏,等于升职,走的时候,总要风光一些。于是在他的安排下,江西的绅商一如前清时节,送“万民伞”,发电报挽留,沿大街安排商家预备送别席,而且还推举了一个老绅士做“卧辙代表”,意思是在李督军上路的时候要躺在车前拦驾,只是那时候已经有了轮船,从南昌到南京一路是坐轮船的,不知道到时候是否把老绅士丢到江里去。当然,所有的这一切,都有代价,就是说,由李督军买单的。
都是“万民伞”,但意义不同,就有了质的变化。一个是受到百姓的支持和拥护,一个是为了讲虚荣,精心策划出的闹剧,伞如同一杆秤,衡量着人心。
我朋友的夫人就是在铜佛寺度过了童年的时光,后来她离开生长的地方,来到长春工作,但她经常地回去,走在铜佛寺的老街道上。她家曾经就住在电影院的后面,站在院子里,听到电影中的音乐声。不用出家门,坐在炕上望到铁皮瓦,屋檐边上有鸟巢,鸟儿大清早就飞来飞去,叽喳地叫唤不停。1965年,大年初一的晚上,我二叔用35毫米小放映机,穿越方形小口放映《英雄儿女》,她还在母亲的腹中,等待来到这个世界上。1974年,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她被电影中的插曲迷住了,在田字方格本上,抄下《红星照我去战斗》的歌词,也第一次让彩色的片子吸引住,一口气连看了七场。
童年有很多欢乐,不仅仅是电影,夏天到河边抓蜻蜓,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她的蜻蜓套是妈妈用口罩布缝的,绑在铁丝弯的圆圈上,杆子是旧的竹旗杆。有时找一截高粱秸,在顶端劈开一小段,拿小棍横着顶上,撑成三角形状,然后钻到房角寻找蜘蛛网,将其一层层缠到上面,仿佛苍蝇拍似的去粘蜻蜓。薄翅粘到丝网上,痛苦地挣扎,越动弹粘的面积越大,最后它就不动了。少年时总是热衷于残酷的游戏,河边有一丛丛马蹄莲,蓬松的叶子中开兰花儿。学校学农劳动时,排着队,唱着歌,去一里多远的永胜屯捡黄豆,大人们说,这个屯子原来叫小北沟村,光绪初年就有了人家。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为了图个吉祥改了村名,就是取永远前进的意思。
冬天是孩子们最快乐的季节了,他们盼着上体育课,背着简易的冰刀,到布尔哈通河滑冰,男同学戴着滑冰帽,滑单腿冰车。也有的坐两腿冰车,一块方形的木板,钉上两根木方子,底部削成弧形,然后嵌上粗铁丝,冰锥是两根木棍,头上是露出的钉子尖。盘腿坐在冰车上,冰锥一扎,随着溅起的冰屑滑出很远。她戴着姥姥用兔皮缝制的棉帽子,木板冰刀绑到鞋上,一支“杂牌”的队伍,在老师的一声口令下,各显其能向老头沟滑去。风声在耳边溜去,寒冷中同学们相互追赶,比谁先到老头沟,第一个上岸的被当做英雄看待。走进街头一家饭店,吃一顿朝鲜族冷面是同学们都盼望的事,吃完后从饭店出来,身上从里面往外透凉气,上下牙不住地碰撞,吐出的凉气和寒冷的空气融合到一起。同学们一路小跑,奔向布尔哈通河,快速穿好冰刀,然后再滑回铜佛寺。
在历史中翻找真实的细节
2011年11月5日,一连几天的阴云堆叠,在历史中翻找真实的细节,灰冷中人的情绪压抑到冰点。身上多加了衣服,还是抵不住砭骨的寒气,窗外终于有雨声了。城市在风雨中颠簸,我查看在铜佛寺拍下的照片,行走在那条老街道上。2009年4月1日,作家王国华和朋友去了一趟铜佛寺,他在一文中写道:
铜佛寺是吉林省龙井市一个普通的村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年近六旬的王宪海老人。“当年,吉林人都到铜佛寺来赶庙会。”这里的“吉林”,指的是吉林市。吉林市北山有座庙,东三省甚至内蒙、关内的善男信女们每年都到北山赶庙会,规模相当宏大。王宪海的意思是,铜佛寺的庙会曾经比北山庙会规模更宏大。
上世纪初,该地建了庙,大大小小的佛像均以铜铸就。这个村子因铜佛而得名。铜佛寺曾如此的辉煌:村庄的沟渠都用红松木板铺就,街道两旁则是密密麻麻的店铺,生意红火。二月二的时候,能卖掉三十多个猪头。四面八方的行人、客商川流不息地来了,又川流不息地走了,但街上始终干净得连一个草棍都没有。
铜佛寺坐落在盆地当中,四面环山,山上是郁郁葱葱的丛林,野鸡遍地,狍子、野猪成群。村前一条河水缓缓流过,河面真宽,河水真清,这条河就是贯穿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延吉市的布尔哈通河。布尔哈通河乃满语,意为“柳树沟”。王宪海老人说,铜佛寺的历史比延吉悠久。当年选址建城时,考虑过铜佛寺这个地方。只是布尔哈通河从铜佛寺一侧穿过,另一侧是山峦,而延吉相对平整,河流可以穿越整个城市,因此,铜佛寺与中心城市擦肩而过。
铜佛寺曾经是一个镇子,后来乡镇合并,铜佛寺并入老头沟镇,从此成了一个孤零零的村庄。可是,这个村子五脏俱全,什么都有。小学、中学、邮局、变电所、火车站、超市、饭店、出租车……让人眼花缭乱。它骄傲地站在那里,仿佛一个没落世家,地位没了,可尊严还在。“我们铜佛寺的秧歌队,跟其它地方的东北大秧歌不一样。我们的‘大翻身’、‘小翻身’一般人学不来。”王宪海老人曾经是铜佛寺秧歌队的主力队员,男扮女装,他踩着高跷走出去,邻居们都猜不出是谁扮演的。可惜,下一代没人会,也没人愿意学扭秧歌了。而且,村子也没有以前干净了。
铜佛寺的往事,历史上没有记载,已无声无息湮没在时间的河流中。王宪海老人打捞出一个又一个细节,看到我们不断唏嘘,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他在这个地方生活了60年。外来的人,能和他一起唏嘘一下旧日时光,也就让他心满意足了。
王国华未能看到昌盛时期的街景,锁呐声中扭动的大秧歌,却找到活的资料,听到苍老声音的讲述,不是纸上文字记载的事情。王宪海老人,当年是秧歌队的名角,他男扮女装,踩着高跷走在街道上,无人认出是谁扮的俏媳妇。老人的叙述不是在说“瞎话”,他不是目睹者,而是亲自参与活动的人。我们无意修订历史,只是把遗落的细节,真实地粘补在空白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文字变得珍贵了,它是研究人文铜佛寺的一个历史点位。人文地理学家唐晓峰指出:“人文地理若离开了人,会顷刻间烟消云散,所以人文地理正经应该算是‘人学’。”唐晓峰把人摆在第一位,一座老建筑,一条老街有了人的出现,并且是活着的老人,这一切意义就不同了。街头冷清和往昔相比较,真是天大的差距。我在同一片天空下,却无法找到电影院,一家家老字号变作历史的符号。一条柏油路替代了土路,时间过去了很多年,铜佛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越野车在河滩地上,几乎无路可行,一路颠簸来到布尔哈通河边。鹏山把我一个人留在河滩上,他开着车继续向前找“王八泡”去了。坐在布满鹅卵石的沙土堆上,河水在眼前流去,浅浅的水,扯不出一丝的兴奋。河对岸不远处,零散着两户人家,从房子的建筑一看就是朝鲜族家,庑殿式屋顶,屋顶四个斜面苫着稻草顶,墙壁涂成白色。房子前后都有门,墙壁外有一根竖立的木烟囱。草棵子中觅着一头黄牛,水鸟在水面上掠过,一朵紫色野菊花顽强地生长。记得小时候,秋天姥姥家的后山坡上,满山开着野菊花,绿叶衬着黄色的花朵,这种花不富贵,什么地方都能见到。
秋风中有水湿的味道,越野车艰难地开过来,鹏山下车对我说:“王八泡”在前面。重新坐在车上,开到“王八泡”,布尔哈通河甩了一下,形成一片湾水,这里的水较平稳,野生的王八多,当地百姓都叫它“王八泡”。如今王八几乎被打尽了,河滩上布满乱石,枯黄的草在风中抖动,就连镇上的人都很少来了。
鹏山去往回调车,我走到“王八泡”边,蹲下身子把手伸进水中,我和它有了接触。
我从黑白电影中走出
2011年11月5日,央视电影频道播《英雄儿女》,我从头到尾再看了一遍。想到1965年,大年初一的寒冷冬夜,二叔用35毫米的小放映机,为铜佛寺的观众放映这部电影。深秋的雨下得紧密,我穿一件旧棉袄,手抄在袖口里,躲避寒气的袭来,黄昏堆满了窗子,雨挟着风声渲染浓重的秋意。电影推出剧终时,外面什么也看不清了,打开电灯,从黑白电影中走出,回到现实中来。
2011年11月11日,下午打开电子邮箱时,看到维春发来的电子邮件。这是二叔为了我写铜佛寺,特意找出四十多年前的皮棉帽子拍照,1965年的春节,二叔戴着它顶风冒雪,走在铜佛寺的街道上。
皮棉帽子跟随二叔四十多年了,它是历史的证明。我和照片中的二叔相视无语,铜佛寺的风雪在思绪中越下越大,窗口后的35毫米的电影放映机在转动。这张照片等了很多天,它真的在眼前时,我不知道如何用文字形容。
深秋的下午,独自坐在书房中,心却在铜佛寺历史中游走。
2011年11月12日于抱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