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时，至田端脑病院诊视，得药一周间而回。译《普国官制》。夜，与前田九二四氏谈及暹罗事，言其国之教育甚不发达，刻下不过有普通中学之程度云云。
二十四日晴
得吴绍先一片，言李和卿将起程，约于明日在守田馆为之饯行。又得黄庆午来一片，言“明日上午开湖南分会，议自治章程，甚为要切，君病可能来会否？”余皆拟亲赴之。译《普国官制》，其“参议院”一节译完。参议院者，不过国王之顾问官而已，与俄国之参事院盖相同也。
二十五日晴
九时，至《民报》社，知湖南分会开于启智译社，遂往启智译社。至则已开会，正议自治章程，甲论乙驳，毫不中肯綮，只闻喧嚷之声（后又议各事，更加无秩序之甚，无一通达恢弘者。余见之甚为扼捥（腕），盖其间固不得不推黄庆午矣。十二时，余甚不耐，遂辞去。二时，至《民报》社午餐。四时，至守田馆饯李和卿行，会者同邑十余人，尽欢而散。夜，大雨起，不得归，遂留宿是处，与诸人谈话最久，余约后日送和卿至横滨焉。
二十六日晴
晨起将归，自卧中忽厉声诘余曰，指李和生（和卿）。下文，指和生。“前日之信尚未见耶？余所言可依久（从）否耶？”余曰：“关于金钱之信，余无不依久（从）者。但所谓送金百元至余家之说，余心虽甚愿，余实恐无以对在东之同志之苦困者，尚不甚欲为之而已。君既欲代我为之，亦随之而已。”余见其清晨未起，即如有宿怨，见面辄诟詈者，心甚不怿（且见其似欲以送金百元至余家一事，而讨余之好者，盖彼实误疑人意也，故以余之意告之。乃不意反触其怒，竟骂我“何独自挥霍而不一顾家”云云。余心益恶其伪诬，遂欲直诘其何意。彼复谓余：“一年已用尽七百金，非挥霍而何？”余谓“余虽用七百金，尚有二百余金之放债在，固不似人之以嫖、赌、吃、着用尽者也。”彼复谓余：“放债何在”？余谓：“君即有将近百元之数也。”彼则益横，谓：“我几时欠君如许之债？将账来我看！”余谓：“账固有之，但余今日非索债，亦非欲君之将来如数偿我，何必问账！抑谓余或有欺君之心耶？则更无其的也。”言至此，余心益厌，觉其似癫非癫，似狡狯非狡狯，余亦不暇辨之，惟急思逃避，以不使见其色、闻其声为好。适吴绍先亦劝解不必多言，余遂急出门而去。往停车场，欲急归，至则车已过，遂折回向《民报》社去。沿途思索，余之不喜，实有如井上园了所言之心理的病，已成为见之则心动而病发之势。其实则之为人，诈伪用术，多疑不恕，渺小狭窄，为己责人，诚有使我见之生憎之原因也。思至此。则心益厌烦不快。良久，至《民报》社，早餐讫，犹不能忘今晨之事。乃与章太炎谈话，冀以消遣。谈至午后，始辞而回寓。然偶一思及之为人，则此心总如芒刺在背，恼怒并生。入夜，心内更苦，诸事不欲作。乃细思我身生于世间，岂有为一个人而羁绊我心不得自由之理，天下事须以明决刚断为要。我既与此事此物格格不入，且有苦我之处，则我自当绝之于我心；若不能，则绝之于我耳我目亦无不可。苟不背于人道大义而可能为之者，直为之而已矣，何犹豫之有乎？我之于，亦已至于再无可尽情之处矣！今而后将乘我之虚而害及我心理焉；非彼乘之，实我因病而不能抵御之，彼则直攻入之，而毫不顾虑，故曰乘虚也），而害及我思想焉，而害及我精神焉，且进而害及我体质焉，而害及我身世焉，而害及我一切事业焉，皆不可知之事。我又不能牺牲一己之将被害之各节以将就之，则绝之于我心者，实救诸将被害之各节之根本也。绝之于我心，非先绝之于我耳我目之方法，质而言之，则我直不见其面，不闻其声而后可耳。今而后吾惟痛悔吾此前之无知识、无观察而已。（余因此而乱交人者，亦不止一次矣，盖余实一情易动、心易热、不暇审查而轻易许人之神经质者也，今而后当知戒乎！）思索良久，遂写一信致吴绍先，告以今日之余之行动思想，并言后日余亦不得送其行，请为我传达之；惟关于金钱上之约束，则余仍履行无异云云。盖余前已许每年百五十元之借助者也。讫，遂就寝，终夜不能成寐，甚苦人也。
二十七日晴
清晨即起，散步良久归，而早餐后甚罢敝沈郁。未几而禹余三、鲁禹昌来，余心仍不快。余三言译书之费（即吴绍先所译者，余三亦同译者也），明日须取得为好。又言李和卿寄语余，将其去岁置在余处洋服一套为之带去云。良久，二人去。余乃译《普国官制》数页。下午四时，雨。夜，寝犹不能寐。
二十八日晴
八时，至《民报》社清检行笥内，将衣服拟遣人送往。既而思及余今日须为禹余三送译书金，可交与余三请其带去。乃至江天泽（铎）寓取译书金。江不在，余遂空回。乃复思今日无钱，不能至余三处，衣服将以何法送达？思及此，便欲自送去，且欲与之晤一面，以诀绝。既而思之，此徒讨烦恼之举，彼既无情已久，惯怒成性，何必与之一晤，使我心病，且亦无必要之事也，余直舍之可矣。人虽有谓我不是者，亦姑听之，余自问无害于良心足矣。余既见人不足与交，绝之唯恐不及，何必畏人言而姑息之也？余前者容忍自抑以将就之者，亦已足矣。余当时认其有神经病（吴绍先如何认其无病，余亦辨（辩）之），故如是（今则已知其利用他人谓己有病之说，以行其无礼非理之举动耳。余暂时虽或于情之一面不免世俗之讥，然爱、恶、喜、怒皆是情，未有偏用之于一者，且余独行吾意志焉可也。遂拟不去。十二时，复至《民报》社，适逢黄立君将归国，社中为之饯行，余遂亦入座。孙逸仙、章太炎等皆在座。酒讫，余遂遣人为李和卿送洋服，又恐禹余三今日送和卿至横滨无盘费，亦送金二元与之，并写一言今日不能送行之信，遣其人持之而去。余与章太炎诸人谈良久。胡展堂言法国近出一小说，甚新奇，乃拟为德国与英战，直败英而攻入伦敦之实事者。孙逸仙欲汉译之而不得暇，欲余就孙逸仙之口说而译为汉文。章太炎与孙逸仙亦赞其说。余不得已，遂诺之。四时回。
二十九日晴
译《普国官制》。下午，出外散步良久，回。
三十日晴
译《普国官制》完。其末为中央行政官署，首内阁，有伯里玺天德、副伯里玺天德各一及以下各官；次外务省，归并德帝国掌之；次度支省，次民政省，次学务省，次司法省，次陆军省，次农务省，次通商营业省，次工务省。各省中皆有尚书、侍郎。以下各官，则或有或无，其编制则皆有条不紊也。九时，禹余三来。余遂偕之至江天泽（铎）寓取译费，并交余所译书。下午一时，至日比谷公园游览良久。三时，至神田各书肆观书良久，至北上屋购得《中国官商快览》及《说文提要》各一册。又至富山房定购《日本家庭百科事汇》，此书系日本百科辞典之权舆，搜罗甚富，解说甚详，且有图幅附之，定价十元，预约五元五角，余即以预约方购定者，明年正月取书云。六时，回。
十二月
一日晴
宫崎氏向余言，明日第一周年纪念大会，须到会演说，并邀余去。余允之。下午，与前田九二四氏谈及暹罗事。前田言，暹罗在留之华人共有五百余万人，以闽、广人为多；广人中尤以海南人为多。但民智甚低，不知爱国心为何物。暹政府对于华人皆课人头税，外国人在暹者皆无之，此唯华人为然者也。同时，台湾之华人在彼者亦不课税。现今华人中有唱议归化日本者甚多也云云。余闻之，不胜酸楚也。夜，观《卫生新报》，中有言当运动之理法甚详者。
二日晴
九时，偕宫崎氏往赴《民报》纪念大会（在神田锦辉馆）。至则已开会良久，来者已满，门口立者约有千余人。余等不能入，自其旁一窗内蛇行而入。至会场侧望之，满场已无隙地，欲入场竟不可得。乃复出，徘徊良久，余忽思得一法，遂引宫崎氏自大门排挤而入，余在前大呼：“有特延之来宾一人来，请少让勿却客”云云。则诸人皆偏身让出一路，遂得入场。比至演台后，则余之履物已失矣。时则孙逸仙氏正演说社会主义，拍掌声如雷。余不及细听。逸仙复演说将来宪法不宜仅仿三权分立，宜加入试验权、监察权，皆使独立，为五权分立方好云云。逸仙演讫，则章枚叔继之，又其次则来宾日人池亨吉氏、北辉次郎氏、宣（萱）野长知氏等及宫崎氏，皆以次演说。余为之翻译一次，其余皆田梓琴及山西某君翻译之。讫，复有会员演说者数人。一时拍掌声、呼万岁声甚为烦杂，余几不堪。良久，有一人提议捐助《民报》经费，则皆赞成，一时投钱者，书名于册者，不知若干人。良久讫，始散会《民报》周年纪念大会，是同盟会和留学生的一次重要集会，宋氏本日因迟到和病情所记不详。《民报》第十号载有民意所写《纪十二月二日本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事及演说辞》一文，称“先日，布告同学，馈楹联及致书祝勉者，甚众……八时，盈五千余人”，“后至者络绎于门外。”
主席为黄兴，宣告开会辞中说明此会“以期讨论解决中国前途之大问题焉”。演说人次第，主席黄兴“请章先生炳麟读祝辞”，复请“孙先生文，起而演说”，“继请章先生炳麟演说”。黄兴宣告“社员演说已终，今将以次绍介日本诸来宾演说，于是先延断水君”，即宋氏日记中池亨吉。“继请外柔君演说”，即宋氏日记中北辉次郎。散会时发《民报》临时增刊赠书券《民报》临时增刊，指《天讨》。《民报》第十号广告说明第十二期增刊《天讨》。人一枚，合计发出五千余枚，合其外未及发券及未得入场者计之，盖将近万人矣！亦未有之盛会也。亦足见人心之趋向矣。既散会，余忽遇得曾（鲁）文卿，皆以未午膳故，遂偕至成昌楼午餐。文卿言：“今日之会，令人愉快，可见中国日有进步，且现今表同情之报，如《云南》杂志、《复报》、《豫报》、《洞庭波》等《云南》，1906年10月创刊于日本东京。云南留日学生所办。负责人为李根源、赵伸，总编辑张镕西等。以宣传民主主义，反对英法帝国主义侵略为主旨，也主张地方自治，争回路矿权利。共出23期，中间曾几次被迫停刊，另特刊《滇粹》一期。为清末以省区命名的革命刊物中历史较长的一种。
1911年武昌起义后停刊。《复报》，1906年5月创刊于日本东京（此前有油印本）。月刊。田桐、柳亚子主编。与《民报》相呼应，与改良派的《新民丛报》、《中国新报》进行论战。现存11期。《豫报》，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注：“《豫报》，光绪间刊，未见。”亦日益多，实为可贺。然回首一年前，学界萧条，寂然无声，无一人有唱为此等动作者。自《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出现后，虽无大结果，然继之以《民报》，鼓吹开发，遂有今日之现象。则溯其源，亦未始非《二十世纪之支那》之影响也，天下事固不必自我收效力耳”云云。余闻之，亦深有感。盖《民报》力固大，然未办之前，无一人赞成办报者（余于去年邀黄庆午等办报，皆不赞成（孙逸仙至东京，亦向余言，君等办报，可邀宫崎氏同办之，亦无办报之意）。《民报》之发生，实由《二十世纪之支那》之改名而来者也。
回思余初至东京，唱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时，所共事者，仅田梓琴、李和卿、郭瑶皆、张步青等，赞成者甚寥寥，反对者到处皆是。以陈星台之热心，而亦畏避之。经几次之波折，几多之变换，始克出报。其艰难之境，及余当时之苦心孤谊（诣），实不堪感慨系之矣。午餐毕，乃复偕之至秀光舍，坐良久，五时乃别。余又至古今图书局王薇伯处，坐谈最久。薇伯以《孙逸仙传》及《文信国指南录》一册赠余《文信国指南录》，同盟会人士发行的“国粹文学”之一，内容据《民报》第十二号广告包括：“郑所南之文丞相述略”、“王阳明序”、“文信国公自序”、“文信国公后序”。总发行所为日本东京古今图书局。是书为同盟会人士运用文天祥抗元事迹进行反清的宣传品。八时乃回寓。
三日晴
江天泽（铎）遣人送译书金来。十时，至邮便局寄《センチユリ字典》第六回月赋金于横滨タイムス社（又寄《大英百科全书》第七回月赋金于丸善书店。下午，至四谷劝工场购得卫生衣及帽子各物，并抽福引（签），得零星小物而回。夜，孙来访宫崎氏孙，指孙竹丹（1882—1911），一名元，安徽寿州（今寿县）人。同盟会会员。时在日本东京振武学校肄业。后与熊成基分赴北京、长春活动。熊成基谋刺清海军大臣载洵被捕就义后，党人疑为其陷害，以铁哑铃击之死。辛亥革命后，由钱北湘、宋教仁、孙武等证明，冤案始得昭雪。其晓催眠术事，据柳弃疾（亚子）《孙烈士竹丹传》称：“（竹丹）自言善催眠术，杂稠人试之，有验有不验，而君则端然高坐，大声施暗示不辍，朋辈至今传为笑谈。余与谈，知其晓催眠术，余遂言欲学之；言暇时当可教余，余遂请托之焉。
四日晴
晨起，晤得池亨吉氏，昨夜来甚迟者也。谈良久，皆前日开会之事。宫崎氏托余将前日会场诸人演说之大义，抄钞其要，以便载人《革命评论（社）》，余诺之。下午，至四谷区一牛乳店阅报良久，见有关于间岛问题之记事，抄录之而回。夜，至郗沛生寓，谈良久。余问沐氏后尚有在云南者？沛生言：现今丽江土府即沐氏后也。又谈他事片刻。八时回。
五日晴
下午，至龚钅柬百寓，送交其译书金。三时，至芳贺堂交前次购各杂志残金，并属其将书送至《民报》社。又购得《日本史学提要》及《修辞学》各一册。五时，至成昌楼食晚餐。六时，至《民报》杜，芳贺堂送书已至，余坐谈良久。时袁雪庵在座，言及余病，雪庵劝余谓：“君尚有一当慎者，谈话似过多，以后宜少说话为要，伤气用脑，皆在此也。”余闻其言，细思之，诚为切要。盖余诚有好多谈之弊，与人谈时，无所顾忌，人之愿闻不愿闻，皆所不问。惟信口滔滔而出，甚至忘时误事，往往后悔。当其际，不惟伤气用脑，且或惹人之厌恶诟（妒）忌，亦所不免。刻下养病最要，诚宜亟戒者也。此后勉之勉之！九时，回。
六日晴
十二时，至《民报》社，晤胡经武、陈少芝，皆甫到东京者。午餐后，清检昨日芳贺堂所送来各杂志，至五时始讫。晚餐后，与章枚叔谈最久，谈及哲学，枚叔甚主张精神万能之说，以为“万事万物皆本无者，自我心之一念以为有之，始乃有之矣。所谓物质的，亦不过此之一念中以为有此物质，始乃有之耳。”余以“唯我”之理质之，并言此我非肉体之我，即所谓此之一念也云云。枚叔亦以为然。谈至八时，桂伯华来，枚叔介绍之于余。桂君，江西九江人，讲佛学有年，甚深造有得者也。复谈片刻，始辞而回。夜，就寝不安。
七日晴
为宫崎氏改删《孙逸仙传》未讫。下午，瞿孙娄来，谈良久而去。阅《双金球》，侦探小说也，其译文甚劣。夜，身心均觉不舒，良久乃已。自定一每日动止表，大略与前同，惟上午、下午均只读书一时半而已，其余皆休息、运动也。
八日晴
为宫崎氏改《孙逸仙传》。下午，至《民报》社，坐良久。五时，至陈监督寓，问医药费事，彼答以出院后则自行纳付云云。余遂退出。六时，至芳贺堂，以各种杂志内所缺册数告之，嘱其补足。七时，复至《民报》社晚餐。八时，回。夜雨。
九日晴
写致杨勉卿一信，并嘱其调查靖州曾氏谋革命之事实及其历史，以勉卿距曾氏处甚近也。下午，至李星次寓，不遇，坐待良久。四时，至巢鸭弘文学院访吴绍先，亦不遇；与杨少迪同至禹余三寓，亦不遇，其主人出晚餐食之。七时，复至弘文学院，坐良久。八时回。
十日晴
改《孙逸仙传》。下午，读《武侠舰队》，小说也。余拟每日下午读日本小说数页，以熟习日语，今日即始读之期也。夜，观《火里罪人》数十页，亦侦探小说。
十一日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