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们在那里等待。时间流逝。每天都像是偷生。又活了一天。我每星期给您洗一次澡。我把您抱到浴缸里。您大叫：“您是不是想把我杀死？您就是这样杀老妇人的。”您泡在水中。我擦着您的背、您的胸、您的臀部、您的脚，我给您洗头发。您叫道：“杀人犯，我早知道我会被您杀死。”我继续给您洗着，一句话都不说。我碰到了您的皮肤，您瘦瘦的，就像湄公河边的那个女孩一样瘦。中国北方的那个年轻的情人看见并且爱上了那个女孩。我把您抱出水面。您说：“我冷死了，我快冻死了，一点不骗您。”我迅速擦干了您的全身。我给您穿上一件长袖汗衫，一起到您房间里去，给您吹干头发。您很喜欢吹头发。您站在壁炉前，对着大镜子照自己的脸。您很喜欢浴后这么休息一会儿。接着，我给您洒了一点花露水。您搓着手，说：“我从来就不怎么喜欢这种花露水。这东西一定是您的。”
——《情人杜拉斯》
如果这不是相濡以沫，这又是什么？他给她洗澡，像偷看了她的青春。她腐朽的美丽，依然迷人。她的性情依然乖张，在他面前，竟如毫无城府的顽劣少女，可爱得一塌糊涂。她也是那个湄公河畔的15岁少女，瘦瘦的身体，撑着饱满的欲望。
是的，如果这一切尚有大把的时光来供其浪费，又还会有谁，要含着眼泪说伤悲？
每天晚上，他都会起床好几次，去她的房间里看她，看看她是不是一切都好，看看她是否还活着，是否还在那儿，是否还在呼吸。
有时她会在半夜里起床，穿过套间，走到他的房间，轻轻喊他：“扬！”他应声坐起，她笑了，说：“是我。玛格丽特。”他睁开眼睛温柔地看着她：“坐到我身边来吧！”她就坐到床沿上，架着腿，开始与他谈往事、谈剧本、谈写作。
写作还在继续，一直到临死前三天，她都还在口述。在极致的疲惫与虚空中观望灵魂的幻象，然后将其编织成文本。
《写作》，就是在那样的状态下完成的，它超越她的任何一本作品，那本薄薄的小书，语句精确，却毫无逻辑，思维残酷，却直指人心，如诗卷，如密语。那是她最后岁月的观照，也是她一生智慧的浓缩。
但《写作》还不是她最后的一本书。因为就在她去世的前一年，扬又将她曾口述过的一些零散句子和段落记录了下来，集合成《这就是一切》。她不断重复着《传道书》里的句子：“虚空虚空，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风的追踪……”是为慰藉死亡的遗言。
那本书也是一曲关于激情的迷人挽歌，它昭示着生命的真相，所有的一切都将归于虚空，时间在记忆中倒置，唯有爱与孤独永不衰竭。
“我曾想对您说，我爱过您。惊呼。这就是一切。”
直到2月29日那一天，她再也写不动了。“不是我不写。我写了，却又没写。我摘来一片影子，采来一份光明，将它们组合在一起，既让它们离不开彼此，又使它们界限分明。但这样还不够。我借助的光总是不够强烈，我因此而死去。”
她写了五十余年，终于要搁笔了。“杜拉斯完了。我再也不能写作了。”她疲惫地说。
她是用生命在写作的。每写完一本书，就失去一部分自身。“写作即自杀”，对她来说，真正没有什么可写的时候，就是死的时候了。
就像死于沙场，是战士的命运，死于写作，同样是作家的命运。
“在你的泪水中，在你的微笑中，在你的哭泣中抱住我。”
他抱着她，坐在她的床沿上，说着话。她抚摸着他的身体，抚摸着他的脸。她的手，坚硬，指节突出，像某种神秘的模具。她的手停在他的脸上，像疼惜自己的作品一样，颤抖着摩挲。
她说，她想将他的脸，放在口袋里带走，远离人群与世间，到棺材里去。
他哭了，他凝视着她，如离散，如重逢。她的手上，立即有了泪水的温度。那一刻，他好像听见了她手心里传来的语言，听懂了她手上每一道指纹的叹息声，它们说：离别。
“为什么爱我？”她用苍老的声音问他，她非常疲惫，那种从未有过的疲惫，让她的声音听起来异常温柔，“谁也不爱我，从来就没有人爱我，哪怕是我最热爱的母亲，连她都不爱我。您为什么留下？”
他不说话，沉默着抱紧她，用眼神覆盖住她的下一个傻问题。而她不再相问，只轻轻地说：“扬，我不希望您有任何痛苦。”他低头吻了她的额头。她眼神闪烁了一下，复又黯淡下去，她说：“请您原谅我的一切。
我爱您，胜过爱世上的任何人。扬，永别了。”永别了。“我们不能停止不爱”，她那句15岁时说出的话，竟有如诗谶。
对于小哥哥，是禁忌所不能。对于莱奥，是身份让爱止步。对于扬，原本可以抛开一切，却依然难逃遗憾。那样的遗憾，不是站在你面前不知道我爱你，而是心里存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心愿，生命却已经来不及。
他把她放到床上，躺在她身边。她抓着他的胳膊入睡了，他一动不动，不敢哭出声音，不敢惊动她。她睡熟了，那是1996年3月2日的夜晚。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个夜晚，布满死亡的温柔。
“你的温柔，它把我带向死亡。你一定毫无意识地渴望给我的死亡。每夜。”
第二天，3月3日，星期天，清晨，巴黎，第一道和煦的春阳照耀在圣伯努瓦5号公寓的床上，她的心脏，温柔地停止了跳动。暴烈一生如她，孤独一生如她，被死亡带走时，竟可以那般静默安详。
玛格丽特·杜拉斯去世了。
下午的时候，扬打电话通知了乌塔，通知了法新社。杜拉斯去世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巴黎。那天所有的节目都在播放该则消息，记者们大肆渲染，大批读者涌向圣伯努瓦路，想目睹她的遗容，但没有人真正知道确切的情况，她的遗体已经被殡仪馆接走了——她是一个传奇，必将消失于传奇。
您无法制止死亡，我也无法制止死亡。我让您死去。您很孤独。我陪伴在您身边。您抓住我的手，又往上抓住我的臂，抓住我的肩膀，您紧紧地抓着，我感觉到您的手抓着我的皮肉，我知道您还不知道是我，是扬跟您在一起，躺在您一动不动的身躯旁边。您双眼紧闭。我无能为力，我知道一切都无济于事，除了等待那件事，那个词：肉体的死亡。为什么会死？为什么1996年3月3日的那个星期天死神落到了您头上，落到了圣伯努瓦路？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就是这样。因为没有任何话可说。只需证实死亡。心脏已停止跳动，所以不可能再活着。已经死了。您已经死了。独自一人死了。可以说，独自一人被死神带走了，而我还活着。
——《情人杜拉斯》
她死了，而他还活着——这无疑是世间最大的离别。记忆将给生者带来无尽的痛苦。当他意识到她再也不会醒来，意识到世上再也不会有署名“杜拉斯”的书出版，他的整个世界，就都那样流逝掉了。
杜拉斯死了，她死亡的肉身，被送到巴蒂尼奥勒大道的太平间。他趴在窗子上，看着殡仪馆的车，带着她穿越街道，消失在他的视线之外……而那辆车上，没有准备他的位置。
我无法把您的姓“杜拉斯”与您的存在、与您、与您的身体分开。从此以后，只剩下这个姓，举世闻名的姓：杜拉斯。这三个字本身就包含了所有的书名和您写的一切文字，也包含了署名为“杜拉斯”的那个女人。这是作者的名字。它印在封面的上方，译成了世界上所有的语言。这个姓译成外语还叫“杜拉斯”，到处都一样。这个姓单独成了普通名词，被读她的书和不读她的书的人，甚至被对这个名字一无所知的人们广泛使用。它毁誉参半，被人妒忌，遭人诬陷，受人虐待，似乎一钱不值。这个名字可爱而被人爱。它不属于哪个人。它属于大家，属于读她书的人，属于第一次读《塔吉尼亚的小马》、兴高采烈地喝康巴利酒的那些年轻的读者。它也属于别的人，属于读不懂她的书和没读过她的书的人。没读过她的书，离得远远的，这也没关系。因为杜拉斯的名字已经写下来了。全世界到处都能见到她的名字，只要打听一下这个名字，只需买一本书。书上有她的名字。谁想得到这个名字就可以得到这个名字。它不可能被人忘记。不，不可能被人忘记的。我的名字，扬，也不可能被人忘记。绝不可能，它已经被您永远地写进书中了。即便不叫这个名字，它也不会消失。
——《情人杜拉斯》
第二天早上，他去殓房看她。她穿着一件墨绿色大衣，是《情人》的出版人送给她的。脚上穿的，是他们一起买的浅色皮鞋。她安静地躺在那里，脸上化了淡淡的妆，口红上，凝结着15岁半的孤独。
她就在他的面前，但她再也不能说话了。不能喊他的名字，不能辱骂他、驱赶他、爱他。他看着她，最后一次看着她，冰冷的皮肤、闭合的双眼、凝固的血液、死亡的温度……他已经不能拥抱她。
葬礼在星期四上午举行，即3月7日，在圣日耳曼教堂，她躺在一具浅色的木棺中，与人世做最后的告别。仪式开始了，一块白巾盖住了她的脸。从头到脚，只剩下一片白。
“有一天我们会死的。”“是的，爱情将与尸体一起进棺材。”“是的，棺材外面会有书。”
他的口袋里，放着一本袖珍版的《情人》，那是他最喜爱的礼物。他曾想让那本书代替他陪她长眠地下，而在最后一刻，他没有掏出来。
或许，他只是想在世间，为自己的爱情，留下一个卑微的隐喻——活着的人，比死去的人更脆弱，更需要陪伴，需要物件的安慰。
春阳普照，在人群的簇拥中，木棺被抬至蒙帕纳斯公墓，放在一个很深的洞穴中——她终于回到了文本中出现过千百次的洞穴，被孤独与大地一起封存。
后来，人们用水泥把盖封好，把洞穴填平，立上墓碑，上面刻着“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1996”，前面有两个字母“M·D”。
M·D，概括了她的一生。
她死前曾对他说的：“对我来说，死，没什么，但对你来说就很严重了。你会发现，没有我，没有我的日子将很艰难。几乎难以忍受。”
是的，他难以忍受。首先，他忍受不了那个房间，那个没有了她的房间。他搬了出去，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他也忍受不了自己，他自杀，自暴自弃，流浪，抽烟酗酒，足不出户，不与任何人交往，他在腐臭的饭菜堆中与苍蝇、虫子一起生活。
直到他写出了那本书。
他想起她的话：“扬，你只有一件事可做：写。”“所以，我现在听从您。再次听从您。我写您……我像个疯子一样，打一封长信。每天早上都给那个叫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女人写一封信。我写着，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写什么。”
于是，就有了《情人杜拉斯》。扬·安德烈亚·斯坦纳著。那是一封写给她的长信，关于他们的爱情，那些无法用唇舌道出的信仰与秘密。
彼时秋日，他带着书本去她的墓地看她。白色的墓石旧了，颜色脏了，有人来献过花，但已经枯萎了。他拿掉了枯萎的花，换上三盆白色的雏菊。白色雏菊，与她名字发音相同的小小花朵，她曾将自己比喻成它。
他将雏菊放在墓石上，簇拥着她的名字，那个永不腐烂的名字，“既有名字，又有鲜花”。
“什么叫想念？世上的一切都不存在了，没有回忆，没有任何痕迹，没有时间，只剩下爱情，也许这就叫想念。”
澄澈的秋日清风摇晃着洁白的花枝，他站在爱人的墓碑前，终于被内心的想念唤醒。他终于可以重新读出墓碑上的名字，墓碑上的姓氏，墓碑上的日期了。
“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1996。”
1914年，她出生于越南的湄公河畔，春夜暴烈的雨水，几乎淹没了清亮的婴啼。1996年，她长眠在巴黎的蒙帕纳斯公墓中，塞纳河在不远处静静流淌着，静得仿佛失去了声音——她曾带着扬走在郊外的河岸上，望着树叶堆积的河水，满眼乡愁地告诉他：“这，就是我的湄公河。”
“在坟墓里，我永远15岁。”
不曾死亡，何以重生。生命是轮回，死亡亦为归途。
“我是一朵花。我身体的各个部分都在阳光下爆裂，我的手指脱离了我的手掌，我的双腿脱离了我的肚子，直至我的发根，我的头颅。我感觉初生时的疲惫，终于降临于世的骄傲的疲惫。在我之前，没有任何东西占据着我的位置。现在，我占据了这种虚无。”
美丽的白色雏菊。永远的玛格丽特·杜拉斯。
在坟墓里，她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潮湿的越南，那片疲惫的泽国。
她在那里出生，目睹创世之初的浑浊。
也是在那里，她成长为15岁半的少女，站在湄公河的轮渡上，涂着口红，等待着情人，河水在阳光下闪着微光，人世虚无……而她一生可预知的孤独，正在风中流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