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起去了威灵顿。带着像我这样的“有色人种”赴会，贝克先生实在是有些为难。有好多次，完全是因为我的缘故而使他不便。碰巧有个周日，贝克先生和他的同伴不愿在安息日赶路，于是我们便在途中停顿了下来。费劲诸多周折后，车站旅馆的经理总算是同意留我住宿，但拒绝让我进餐厅吃饭。贝克先生也不是一个容易妥协的人，他竭力为我争取身为旅馆客人的权利。我了解他的困难。到了威灵顿，我仍然和贝克先生住在一起，尽管他竭力掩饰他所遭到的种种不便，我还是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大会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的集会，他们的诚心让我感动。我见到了穆莱牧师，也看到好多基督教徒为我祈祷。我喜欢他们唱的一些圣歌，非常好听。
大会开了三天，我充分理解也欣赏那些虔诚的教徒。然而我仍然看不出自己有什么理由需要改变信仰而加入基督教。我无法相信只有基督教徒才能进天堂或是得到解脱。当我向这几个相好的基督教朋友坦诚地说出我的想法时，他们都很吃惊，也无可奈何。
我思想上的困惑尚不止于此。我实在无法相信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只有信仰耶稣才能得到永生。如果上帝有儿子，那我们都可以算作他的儿子。若是耶稣象征上帝或者他就是上帝本身，依此类推，所有人都可以象征上帝，或者就是上帝本身。理智使我无法信服字面上所说的耶稣是用他自己的死和血来救赎世界的罪恶。当它是个寓言，也许还有几分道理。此外，基督教认为只有人类才有灵魂，而其他生物没有灵魂，所以对它们而言，死亡就意味着完全的毁灭，而我的信仰恰恰相反。我承认耶稣是个殉道者，有着强烈的牺牲精神，是个神圣的宗教导师，但却不能把他当成尽善尽美的人。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对世人来说，固然是伟大的典范，但是如果说这件事本身有什么神秘或奇异的价值的话，我是无法认同的。其他宗教的信徒的虔诚生活没有给我的宗教体验，同样基督教也给不了。正如基督教徒所声称的那样，我在其他宗教的信徒中也曾看见过类似的宗教改革。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基督教的原理不高超。从牺牲精神来论，我认为印度教徒远胜过基督教徒。凡此种种，使我不能认同基督救是完美无瑕的宗教，更不能认同它是最伟大的宗教。
只要一有机会，我便把心中的想法讲给我的基督教朋友们听，然而他们的回答远不能令我满意。
尽管我不认为基督教是完美无瑕或最伟大的宗教，当时我也不并认为印度教就是最完美最伟大的。我对印度教的缺陷有深切的体会。如果不可接触制度（Untouchability）[印度教的一种社会制度。在印度传统社会中有四大种姓，即婆罗门（僧侣阶层）、刹帝利（武士阶层）、吠舍（农、商阶层）和首陀罗（奴隶阶层）。但在四大种姓之外，还有一个不可接触者阶层，通常被译为“贱民”，被高种姓视为不洁的、有罪的阶层，他们受到各种鄙夷和排斥，不能用公共水井，不能进寺庙，不能行走在大路上，高种姓的人们也避免与他们接触，以免受到“玷污”。
]是印度教的一部分，那就是腐朽的部分，或者说是毒瘤。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存在那么多宗派和种姓。说《吠陀》（Vedas）[印度教的经典，是印度最早的诗歌总集，是印度文学的渊源。“吠陀”字面上是知识的意思。《吠陀》共四部，《梨俱吠陀》（Rig Veda），是对神的赞歌；《娑摩吠陀》（Sama Veda），是《梨俱吠陀》的副本，都是祭祀时供司祝念的诗歌；《耶柔吠陀》（Yajur Veda），性质同前两种，但夹杂了一些散文；《阿闼婆吠陀》（Atharva Veda），是用于祈祷的诗歌，包含诸多符签咒语。
]是神灵所启示的，如果它们真是这样，为什么《圣经》和《可兰经》就不是呢？
不但基督教的朋友们在设法改变我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朋友们也在作这样的努力。阿布杜拉赛一直劝我研究伊斯兰教，一提到伊斯兰教的好处，他也总是说不完的。
我写信告诉赖昌德巴伊我的苦恼，还与印度其他的宗教权威们联系，并且得到他们的回复，赖昌德巴伊的来信使我平静了下来。他要我以更大的耐心再深一步地研究印度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若以冷静的眼光看待，平心而论，我相信其他宗教没有印度教那么博大精深的思想，没有它对于心灵深刻的洞察，没有它的仁爱精神。”
我买了一部谢礼译的《可兰经》来读，还弄到了其他有关伊斯兰教的书籍。后来我还和住在英国的基督教朋友们联系上了，其中有一位朋友把我介绍给爱德华·麦特兰，我们开始通信了。他寄给我一本他自己与安娜·金世福合著的《完美的道路》。这本书对当时流行的基督教信仰提出了反面的批判。他又寄了一本《圣经新解》给我，这两本书我都很喜欢。它们似乎是支持印度教的。托尔斯泰的《天国在你的心中》使我拜服。这本书给我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在书中所彰显的独立思考的见解、深奥的道德观念和求真的精神面前，柯慈先生给我的所有宗教书籍全都黯然失色，相形见绌了。
我所进行的研究就这样把我导向了基督教朋友们料想不到的方向。我和爱德华·麦特兰的通信延续了很久，和赖昌德巴伊的通信则一直持续到他去世为止。我读了赖昌德巴伊寄给我的几本书，包括《五业》，《珍珠环》，华斯陀的《瑜伽论》中的《解脱章》，以及哈利班德罗·苏立的《妙见集》等。
尽管我走了与基督教朋友心愿相违的一条道路，但我永远感念的是他们唤起了我内心对宗教的向往。我将始终珍藏和他们往来的美好回忆。未来的岁月里，这一类甜美而神圣的联系不是越来越少的，而是在逐渐累积的。
四十一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了结了这个案子，我便没有理由继续待在比勒托里亚了。于是我赶回杜尔班，开始准备回国。阿布杜拉赛执意为我饯别，否则就不让我离开，他在西登罕为我举办了饯别宴会。
当时他们打算在西登罕消磨一整天。我在那儿顺便翻阅报纸，偶然在一张报纸的角落上看到一则题为“印度人的选举权”的新闻报道，文章称当时立法议会正在讨论一项法案，旨在剥夺印度人参选纳塔耳立法议会议员的权利。我对这么一个议案一无所知。
我问了阿布杜拉赛这个问题。他说：“这些事情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只知道关系到我们生意的事。你知道的，在奥伦治自由邦，所有印度人的生意都被取消了。我们很愤怒，可是没有用。况且我们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是不中用的人。平常看报纸也不过是为了了解当天的市场行情等等，哪里懂得什么立法不立法？我们一般是从这里的欧洲律师那儿打探消息。”
“可是这里有那么多生长在这里又受过教育的印度青年，难道他们不出手帮助你们吗？”我问。
“他们！”阿布杜拉赛失望地叹了口气，“他们从不屑与我们往来，而且说实话，我们更不想和他们打交道。他们都皈依了基督教，仰承白人牧师的鼻息，而这些牧师说到底又得受制于政府。”
听了一席话，我的思路反倒被打开了。我觉得这一帮人也算是我们的同胞。就算信仰了基督教又如何？难道皈依了基督教就不再是印度人了吗？
然而由于我就要回国了，当时就迟疑着没有把心里所想的表达出来。只是简单地对阿布杜拉赛说：“如果这个法案通过了，成为法律，那我们的处境会更为困难。这会是钉入我们的棺材上的第一枚钉子，它直接打中了我们民族自尊心的根本。”
“可不是嘛！”阿布杜拉赛附和道，“我跟你说一说选举权问题的来龙去脉吧。本来我们对这些是一无所知的，但是跟我们最要好的律师艾斯坎比先生——这人你也是认识的，让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他是一个伟大的斗士，与码头工程师一向不和，他担心这个工程师会在选举中打败他。所以他就向我们说明了我们的处境，而相应地我们要在他的安排下全都登记为选民，投他的票。现在你该明白吧，对我们而言，选举权并没有你所看中的那种价值。不过我们理解你说的意思。那么，现在你觉得究竟该怎么办？”
其他客人也都在留意这席谈话，其中有一个人说：“我们该怎么做？我看你退掉这张船票吧，在这儿多住上一个月，我们好照着你的吩咐去做。”
其他人纷纷赞成：“好主意，好主意。阿布杜拉赛，你一定要留下甘地。”
阿布杜拉赛十分精明，他说：“现在不只是我留他了，你们都有权利留他。你们说得很对，我们大家一起劝他留下来吧。不过别忘了，他是一个律师，他的费用如何解决？”
提起费用，我很尴尬，我脱口而出：“阿布杜拉赛，费用不是问题。为公众服务是不能收费的。如果能作为一位志愿服务者，我可以留下来。不过你知道，我和这些朋友并不熟悉，如果你相信大家会团结起来合作的话，我就多住一个月。可是我必须要说一件事，你们不必给我什么报酬，但是如果我们打算将这种性质的工作进行下去，没有一点儿资金是运作不起来的。我们总要发电报，要印发资料，要派人出差，要向当地的律师咨询，而且由于我还不了解你们的法律，我还需要几本法律书籍来参考。所有这些事情都要花钱。而且这个工作显然不是一个人可以胜任的，需要很多人来帮忙才行。”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真主是伟大而仁慈的。钱会有的，人也有的，你需要多少就有多少。只要你愿意住下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于是这个饯别宴会变成了一个工作委员会。我提议尽快吃完晚饭回家去。我在心里已经勾勒出了行动计划。我确认了那些选民名单上的人，决心再多住一个月。
就这样，神灵奠定了我在南非生活的基础，并在我心中撒下了为民族尊严而斗争的种子。
四十二 定居纳塔耳
1893年时，纳塔耳印度侨民中最有影响力的领袖是哈齐·穆罕默德·达达赛。从经济上说，最主要的人物是阿布杜拉·哈齐·阿丹赛，但是在公众事务上，阿布杜拉赛和其他人总是把主持大局的重任交给哈齐·穆罕默德赛。于是，在阿布杜拉赛的家里，我们召开了会议，会议由他主持，会上决定提出反对选举法的意见。
志愿工作者的登记工作也在进行中。在纳塔耳出生的印度人，大部分是皈依基督教的青年，他们受邀参加了这次会议。杜尔班法院的翻译保罗先生和新教会学校的校长苏班·戈夫莱先生也都出席了，他们还带了一大批基督教青年来参加会议，所有这些人都主动登记为志愿工作者了。
自然，当地许多商人都登记了，其中值得一提的有达乌德·穆罕默德赛，穆罕默德·卡桑·康鲁丁赛，阿丹吉·米耶汗赛，阿·科兰达维鲁·皮莱，西·拉契朗，兰格沙密·巴提亚齐和阿玛德·齐华，当然也包括巴希·罗斯敦济。担任办事员工作的有马尼克吉，约希，纳辛赫朗等几位先生，他们都是来自达达·阿布杜拉公司以及其他大商行的雇员。当发现了自己居然也参与了公众工作时，他们又惊又喜，这还是他们生平头一次受邀来参加这种工作。面对着所有人都遭受的苦难，大家忘却了高低、贵贱、主仆的身份之别，忘却了印度教徒、穆斯林、拜火教徒、基督教徒，古遮拉特人、马德拉斯人、信德人等等宗教种族的差别。所有的人都只是祖国的儿女和公仆。
那时这个法案已经通过，或者即将二读通过[资本主义议会的形式民主：一个议案必须经过两院三读通过才算是合乎程序规范。
]。从议会上那些讨论发言来看，没有印度人反对这个不合理的法案，因而这个事实竟被当成印度人不配享有选举权的佐证。
在会上，我对当时的情况作了说明。发一封电报给议会的议长就是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我们要求他对该法案延期作进一步的讨论。同时，我们还把同样的电报发给当时的总理约翰·鲁宾逊爵士和达达·阿布杜拉的朋友艾斯坎比先生。议长很快给了答复，同意将这个法案延搁两天再议，这个消息让我们振奋。
准备提交给立法议会的请愿书已拟好了。这得誊写三份，此外还得多写一份提供给新闻媒体。还得尽可能征集更多的人在请愿书上签名，而所有这一切工作必须一夜之间完成。懂英文的志愿工作者和另外几个人忙了一个通宵。有一位写字漂亮的老人——阿瑟先生，负责誊写正本，其余抄本则由一个人来念，几个人来写，就这样五份请愿书同时写好了。商人志愿者们有的坐自己的马车，有的花钱雇马车出去挨家挨户征求请愿书上的签名。这个工作很快就完成了，请愿书也发出去了。有几家报纸刊载了请愿书，并发表有利于我们的评论。这份请愿书同样给议会留下印象，并且引起了相关讨论。法案的支持者辩护了原议案，反驳了请愿书中的论点，显然这种辩护是很软弱无力的。然而最终这个法案还是通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