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并没有人被国民大会党派到这里来公开地或是秘密地展开准备工作。拉兹库玛·苏克拉也不能号召成千上万的农民起来行动。所以他们还没有开展政治工作，他们对三巴朗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但是他们对待我却像对待老朋友一样亲切。这一次与农民朋友们的聚会，使我看到神灵、“非暴力”与真理，这千真万确，绝不是夸张的说法。
人民叫我“圣雄”，细想来无非是因为我对他们的爱，而我对他们的爱又无非是我对“非暴力”持有坚不可摧的信仰的表现。
在三巴朗的那一天令我终生难忘，无论是对农民们还是对我，这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根据法律，我是要受审的，但事实上，应该是政府受审。而那个地方官员只取得了这一点胜利，他使政府陷进了他原本为我布下的圈套。
一百三十九 撤销诉讼
审判开始了，政府的辩护律师、县长和其他官员都很着急，不知该如何是好。律师要求县长延期审理这个案件。但是我坚决反对，我要供认我违背命令是有罪的。我宣读了一个简短如下的声明：“经法庭准许，我要来说明我为什么走到这么一步，看起来我的所作所为似乎违反了刑法第144条。但是在我看来，这是地方政府和我的观点有了分歧所致。我来这里是出于人道主义为国家服务。这里的农民请求我帮助他们。据他们说，他们正在忍受靛青种植园主不公平地对待。如果不去研究这一问题，我就不能帮助他们。所以我想请求政府和种植园主也来研究这一问题。我没有别的动机，绝不会扰乱公共治安。
在这种事情上我是有相当多的经验的。然而地方官员的想法与我不尽相同。我完全能体谅他们的苦衷，也了解他们只是根据他们收到的情报来办事。我一向奉公守法，第一本能就是遵从政府发给我的命令。但是这样做就会违背我对请我来这里的农民朋友们的责任感。我认为现在只有留在这里才能帮助他们。所以我不能自动引退。在这两种责任感的冲突之中，我很难抉择，只好把强迫我离开农民们的责任归于政府。我充分地意识到，身为印度的公众人物，我更应该小心翼翼、以身作则。我深信身处于这么复杂的体制中，如同我现在面临的困境一样，一个自尊自爱的人的唯一安全而又能维护荣誉的做法就是，做我已经决定做的事情，即接受不服从的处分，但不提出抗议。
“我冒昧地说了这些话，绝不是想要替自己开脱，只是想说明我违背命令并非不尊重当局，而是要服从人类生活中更高的法则——良心的呼声。”
于是这样再没有延期开庭的理由了，但县长和律师都感到很意外，所以县长还是宣布延期判决了。与此同时我发电报把这里的详情告诉了总督，巴特拿的朋友们，潘迪特·马拉维亚吉以及其他朋友。
在我接到法庭的判决前，县长送来了一份书面通知，说省督已下令撤销我的案子，而税务官[英国人统治印度期间，县长兼任法官，而税务官有实际的行政权。印度独立迄今，此制亦未更改。
]也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我可以自由地按原计划进行调查，而且还能够从政府那里获得我需要的帮助。我们都没有料到这件事在短时间内能得到这么令人满意的结果。
我去拜访税务官海柯克先生。感觉他是一个好人，很热心地主持公道。他告诉我，无论我需要什么文件，都可以去他那里调阅，而且随时都可以去找他。
从我开始，印度政府第一次接受了文明的不合作运动。各大报纸纷纷在议论这件事，而我的调查也因此意外得到了广泛地宣传。
调查需要政府保持中立，却不需要报纸大肆宣传。三巴朗的情况极其复杂艰难，所以过分的批评或是色彩太浓的报道，都容易把我希望做的事破坏了。所以我写信给各报社的主编，请他们不必派记者来报道，凡是需要刊载的消息，我一定会给他们送去的。
我知道当地种植园主不喜欢政府允许我在三巴朗调查的态度，也知道尽管官员们不敢公开表示什么，其实他们也是不高兴的。所以那些不正确的或是会让人误解的报道很容易激怒他们，他们不会把愤怒发泄在我身上，必然会发泄在那些可怜的饱受压迫的农民身上，而这会严重地阻碍我们的工作。
尽管我事先有一些准备，种植园主们还是向我们展开了攻击。报纸上充满了他们对我和我的同事们的种种污蔑。然而由于我极度谨慎地坚持真理，一丝不苟地努力工作，使他们不得不收敛他们的行径。
种植园主们对布拉吉索尔巴布的攻击是无所不用其极，不过他们越是攻击他，人民就越是尊敬他。
尽管局面变得如此复杂，我坚持认为没有必要邀请其他省的领袖介入这个事件。潘迪特·马拉维亚吉曾向我保证，只要我有需要，随时可以找他，不过我并没有麻烦他，我要避开政治因素。我偶尔会给那些领袖们和主要的报社寄一些报告，也只供他们参考，并不打算发表。我悟出了这样的道理：如果一件事情的起因没有政治因素，哪怕它的最终结果是政治性的，如果我们让它蒙上政治色彩，往往不利于事情的最终解决，但如果我们不超越政治的界限，便有助于事情的最终解决。三巴朗的斗争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无论在任何方面，只要能给人民无私的援助，最后总是有益于国家政治的。
一百四十 工作方法
要详细了解有关三巴朗的调查情况，必须要先交代一下三巴朗农民自身的历史，而这几章是记录不完的。对三巴朗的调查是在勇敢地尝试实践真理和“非暴力”，我只是把值得写下的事情逐周写下来而已。读者朋友们若要了解更详细的情况，可以去读一读拉金德拉·普拉萨德先生用印度文写的《三巴朗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史》，听说马上就要出版英译本了。
言归正传。我们不可能在戈拉克巴布的家中开展调查工作，除非可怜的戈拉克巴布把房子完全腾出来给我们用，而当时莫提哈里的居民们还没有消除对种植园主的恐惧，不敢把房子租给我们。幸好布拉吉索尔巴布弄到了一处房子，房子周围还有相当大的一片空地，于是我们就搬进去了。
没有钱是无法开展工作的。当时还没有为这一类的公众工作募捐的惯例。布拉吉索尔巴布和他的朋友们大都是律师，他们要么自己出钱，要么向朋友借钱。当时问题的焦点是：当律师们都还出得起钱时，怎么能让别人出钱呢？我已下定决心不收三巴朗农民的任何东西。因为这容易让人产生误会。我同时也下定决心不在全国发动募捐，因为容易令这件事情带有全国性和政治性的色彩。孟买的朋友们捐了15000卢比，我谢绝了。我打算尽可能地在布拉吉索尔巴布的帮助下，从不居住在三巴朗的比哈尔富人那里募捐，如果还不够的话，就请仰光的朋友梅赫达医生帮忙。梅赫达医生曾答应过我们如有需要的话，他会把钱寄来。于是我们可以不必再为经济问题烦恼了。我们并不需要一大笔钱，我们会竭力节约开支以跟三巴朗的贫苦相适应。我记得我们共计花了不到3000卢比，捐款还剩下了好几百卢比。
刚开始我的同事们生活方式各有不同，大家生活在一起很不适应。每个律师都有一个用人、一个厨子，也都各有厨房，因此他们常会迟至午夜才吃饭。尽管费用要由他们自己支付，但我还是很担心他们这种不规律的饮食习惯，而且因为我们已经变成了很好的朋友，彼此之间没有什么误会，他们也接受了我的多次嘲笑。最后，大家都赞同不再雇用人和厨子，共用厨房，按时吃饭。并非所有人都是素食者，但用两个厨房又太费钱，于是大家决定只留一个素食厨房，坚持简单的饮食。
这些方法都令开支大大地减少了，也替我们节省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而这也正是我们迫切需要的。很多农民前来申诉，他们还带着大批同伴，把空地及花园挤得水泄不通。我的朋友们想要帮我免受“朝拜”，但没实现，我不得不在一定的时间内被弄出来供大家“朝拜”。至少有五到七个志愿工作者来记录来访人的申诉，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人等到天黑也得不到谈话机会而不得不离开。他们所述并非很有用，很多内容是重复的，但是他们不说出来就堵得慌，而我也体谅他们的感情，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
那些做记录的人必须遵守既定的规则。每一个农民都得经过严密反复的询问，不合格者不得申诉。这虽然花去了很多时间，但保证了大部分材料确实是可靠的。
我们开展这项工作时，总有一个罪犯调查所的官员在场。我们是可以阻止他来的，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决定，不要介意他在场，要礼貌地接待他，并尽可能给他提供他们所了解的情况。这对我们没有坏处。相反，农民看到有罪犯调查所的官员在场，也会更加理直气壮地申诉。一方面可以消除农民对罪犯调查所的过分畏惧，另一方面，也可以限制农民有一些言过其实的言论。调查及逮捕犯罪分子是罪犯调查所的职责，所以农民们必然会小心地说出实情。
我不打算激怒种植园主，只想用温和的办法解决问题，所以我必须写信给那些被严厉指控的种植园主，并面见他们。也去找种植园主联合会的人，把农民的疾苦讲给他们听，提出我的看法。有些种植园主非常恨我，有的置之不理，也有少数几个人以礼相待。
一百四十一 同伴们
世上很难找到布拉吉索尔巴布和拉金德拉巴布这么能干的人，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的工作就寸步难行。他们的弟子，或者也可以说是他们的同伴山浦浩巴布、安努格拉哈巴布、德朗尼巴布、兰纳弗密巴布以及其他几个律师一直与我们生活在一起。文提亚巴布和贾纳克达立巴布也时常过来帮忙，他们都是比哈尔人。他们主要负责记录农民们的申诉。
克里巴兰尼教授也加入我们的工作中了。虽然他是一个信德人，却比一个土生土长的比哈尔人更有比哈尔人的气质。很少有人能够入乡随俗，随遇而安，而克里巴兰尼就是那少数人之一。人们感觉不到他是一个外省人，他就是我的把门人。目前，他的主要任务是设法使我避免被人们“朝拜”。他挡住人群，有时运用他无穷的机智幽默，有时又运用他温和的威吓呵斥。等到晚上，他又当起了老师，对他的同伴讲述他的历史研究或是观察所得，并使胆小的来客鼓起勇气，说出事实真相。
大毛拉·马志鲁尔·哈克早就成为长期赞助者了，我们一有需要，他就会提供帮助，非常值得信赖。他每月必来这里一两次。他当年那种奢侈豪华的生活同今日简单纯朴的生活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都觉得他是我们当中的一份子，只是他的时髦衣服会让人感觉怪怪的。
我在比哈尔有了更深的体验，越来越感觉到如果农村里没有适当地普及教育，要想展开某种长期工作是不可能的。我实在为农民们的愚昧无知感到悲哀。他们要么放纵自己的孩子四处游荡，要么让他们一天到晚在靛青园里干活，每天只能挣两个铜板。那时，一个男工的每天的工资不超过十个铜板，女工不超过六个铜板，童工就更少了，不过三个铜板。每天能够拿到四个安那的人，就算是最幸运的了。
和同伴们商量后，我们决定在六个村子里开办小学。只需由当地农民供给老师食宿，其他费用由我们来负担。乡下人手上没有现钱，但是他们完全可以供应粮食。其实他们早就表示，他们愿意提供谷物和其他原料。
找老师倒是一个大问题。在当地很难找到愿意不领工资而义务教学的老师。我主张绝不能把孩子们随便交给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师。老师的道德品质比他的学问知识更重要。
因此我对外公开招募志愿者老师，很快就得到了响应。甘伽达劳·德希潘特先生派巴巴萨哈布·索曼和彭达立克来找我们，阿望蒂克白·戈克利夫人从孟买来看我们，而阿南蒂白·卫珊巴扬夫人则从浦那来到这里。我派人到非暴力不合作学院里去找卓达拉尔，苏伦德罗纳斯还有我的儿子德夫达斯。大约就在此时，摩诃德弗·德赛和纳罗哈里·巴立克带着他们的妻子，投奔我们而来。嘉斯杜白也应召前来。这是一支非常强大的队伍。阿望蒂克白夫人和阿南蒂白夫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不过杜尔嘉·德赛夫人和曼妮朋·巴立克夫人只知道一点点古遮拉特文，嘉斯杜白则是对古遮拉特文一窍不通。她们如何用印地语来教导儿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