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会议结束后总督立刻就要赶往那里了。对我而言这封信非常重要，邮寄过去非常耽误时间。为了节省时间，我想找一个可靠的人亲手交给总督。丁纳班德·安德禄和鲁德罗校长建议我委托剑桥教会的爱尔兰牧师。牧师表示要让他先看一看，他觉得满意才会给我送去。我不反对这个意见，因为这并不是一封私信。他看后觉得非常满意，答应替我办这件事。我要为他买一张二等火车票，他却没有接受，说他一直是坐二等半车的。尽管那是一整夜的路程，他真的坐着二等半的火车走了。我佩服他简朴率直的态度。这封信就这样被可靠的人带走了，我想它会达到预期的效果的，我放心了。
我要做的另一件事是招募新兵。除了凯达，还能从哪里入手呢？除了我自己的同事，还能请谁来应征呢？于是我一到纳提亚，便和瓦拉白等朋友们讨论这件事。有些人很难接受这个建议，而赞成它的人又在怀疑我们究竟能招募多少人。群众们对政府本来就没什么好感。这些人对从政府官员那里遭受的痛苦经验仍记忆犹新。
他们最终还是赞成开展这项工作。可是我开始着手准备时，马上就看清了现实。我受到了打击。之前组织抗税运动的时候，人们非常愿意把牛车免费借给我们使用，而当我们需要一个志愿者的时候常常会有两个人来应征。现在情况不同了，租不到车子，也找不到志愿者。然而我们并没有灰心，决定放弃车子，完全靠步行。所以我们每天必须要步行20英里左右。如果连牛车都弄不到，更不要妄想人们会供给我们食物了。我们也不好意思去问人家要粮食。于是我们决定每人都自备干粮。幸而那时是夏天，不需要带铺盖上路。
我们走到哪里就把集会开到哪里。倒是也有人围观，但是难得有一两人报名。“你是一个主张‘非暴力’的人，怎么能让我们举起武器杀人呢？”“政府为我们印度做过什么好事，值得我们为它卖命呢？”他们常常会拿这一类问题来责问我们。
然而，我们的坚持有了成效。报名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我们希望送走第一批人以后，还有源源不断的人前来应征。我已开始与当地的官员们商量应征者的住宿问题了。
每个分区的官员都仿照德里的模式举行会议。有一次会议是在古遮拉特举行的，我和我的同事们都受邀参加了。会议的气氛很不好，我觉得自己在这里不如在德里有地位，我非常不安。我发言的时间相当长，我不想说那些取悦官员们的话，确实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
我常向人们散发传单宣传他们应征新兵。我主张的其中一条理由让官员们很不好受：英国统治印度期间，犯了不少错误，剥夺了印度人拥有武装的法令是其中最大的一个错误。如果想要取消这个法令，如果想要再使用武器，现在就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倘若中产阶级肯在政府遭受严峻考验的时刻出面帮忙，不信任感就会消失，而政府也将撤销不准携带武器的禁令。
有个官员提到我在传单上宣扬的这一观点，他说尽管我们彼此见解不同，但他还是非常感谢我出席了会议。而我也尽量客气地表达了我的观点。
以下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写给总督的那封信的内容：“正如您所了解的，由于我在4月26日的信中跟您说起的种种顾虑，我本来不打算参加这次会议的，但是承蒙您面谈教导之后，我最终决定参加，并非出于其他原因，完全是出于我对您的无比尊敬。我不想出席此次会议最主要的理由，是没有邀请罗卡尼亚·狄拉克、贝桑特夫人和阿里兄弟这一类的领袖来参加这次会议，而我认为他们是公认的非常有影响力的领袖，直到此刻我依然觉得没有邀请他们来参加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因此，我建议您在以后的会议中——我知道接下来还要举行很多类似的会议——邀请这些领袖们参加，让他们有机会贡献自己有益的力量来帮助政府，这样就可以弥补这次的损失了。恕我斗胆直言，没有哪个政府会不重视像这一类深得民心的领袖，即便他们的观点截然不同于政府的观点。同时我很高兴看到，参加这次会议的各党各派都可以畅所欲言，而我也是有意克制自己不被狭隘的党派理念所约束。我认为只要真诚拥护大会所通过的任何决议，就算是在为大会的宗旨尽心服务了，而我是毫无保留地做到了这一点的。倘若政府接受了我的建议，我希望尽快把语言变成行动，我已同时附上建议的具体内容。
在这样危急的关头，我承认每个印度人应该给予英帝国以出自本意的慷慨无私的、毫不含糊的支持，我们期望在不久之后的将来，印度能成为英帝国的自治领。不过这也有一个简单的道理在里面：我们响应号召是由于我们希望早日实现自治。由此说来，虽然主动承担起对英帝国的责任能够带来相应的权利，印度人民仍有理由相信您在讲话中谈到的重大改革将会体现在国大党联盟方案的主要章程中，我相信正是基于上述信念，所以许多大会成员才愿意衷心帮助政府。
如果我可以使我的同胞追忆他们自己走过的路，他们一定会撤销国大党的一切决议，不在紧张的战时念叨着要什么‘自治’或是‘责任政府’。这时最需要的是，在帝国告危的时刻，印度所有身强体壮的男子行动起来，为帝国献身也在所不惜。我知道印度人这么做以后，就会成为英国人最好的伙伴，而种族歧视也会消失。但是事实上，并非所有印度的知识分子都认识到这一点，而现在他们还在采取一种无效的方法。现在知识分子对于广大群众也是有影响的。从南非回国以后，我一直与农民朋友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发现自治的理念已深入人心。
我参加了上届的国大党大会，会议所通过决议是要在一定时期内由国会机构明文规定给予英属印度一个完全责任政府，我也是该决议的起草人之一。我承认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举动，但是我相信，如果不在短期内提出一个明确的有关自治的设想，印度人民是绝对不会满意的。我知道有很多印度人会为实现这个梦想而牺牲一切也在所不惜，而且他们也知道，既然他们要让帝国做出让步，他们也得为帝国做出同等的牺牲。所以我们知道只有全心全意地帮助帝国渡过眼前的难关，才可以缩短达到那个目标的时间。不承认这一点，那就无异于民族自杀。换言之，我们在拯救的帝国行动这个过程中也就取得了自治。
因此我非常清楚，为了保卫帝国，我们必须贡献所有可能的力量，不过我们无法在财政上也提供同样的支持。与农民们的密切往来让我确信，印度人对帝国国库的贡献已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所得。我知道我说出了我国大部分同胞的心声。
我和很多人都明白，这个会议意味着我们为了共同的事业而奉献生命的一个明确的步骤。只是今天我们所处的地位依然很特殊，我们现在还算不上是帝国的合作伙伴。我们之所以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是基于我们希望为印度找到一个更好的未来。我没有要和您讨价还价的意思，只是倘若我不把我们的希望和理想如实地告诉您，就是在欺骗您，也是在欺骗自己。而且您应当明白，失望就等于幻灭。
我还不得不提一件事情。您曾经呼吁我们暂时放下内部的分歧，团结一致对外。如果您指的是容忍部分官员们的专横无礼和错误行为，恕我无力响应。我们决心与这些不法行为抵抗到底。您应该呼吁那些官员们不要虐待平民，抛弃他们过去一贯的派头，凡事多征求人民的意见。我在三巴朗时，由于抗拒一种由来已久的专制而打官司，最后不得不诉诸于英国司法的最高机关。在凯达的与政府积怨很深的人民觉得真正有威力的并非政府，而是真正愿意为真理承受苦难的力量。于是他们不再痛苦了，他们懂得了政府应当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府，而不是奴役人民的机关，当人们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时，政府能够容忍那些有秩序的、可敬的不服从。所以三巴朗的事件和凯达的事件就是我对这场战争的直接的、明确的、特殊的贡献。强行让我中止那方面的活动，就是让我结束生命。我希望自己可以推广精神的力量，其实也就是用爱的力量来代替暴力，那么我想您可以看到一个能遏制全世界的邪恶行为的印度。为此，我将日复一日地锻炼自己对苦难的承受力，并等待着把它提供给那些需要它的人，而且我参加所有活动的动机都是为了证明忍受苦难这一恒久法则的无限优越性。
最后，我要请您请示政府，对穆斯林土邦问题做一个明确的表态。每一个穆斯林都深深地关心着这个问题。尽管我身为一个印度教徒，但也无法对他们的事漠不关心。大家生活在同一个国度里，他们的悲伤也就是我们的悲伤。帝国的安全需要仰仗政府以最慎重的态度尊重土邦的权利，尊重穆斯林对礼拜场所的宗教情感，以及您对印度自治的态度。总而言之，写这封信是因为我爱英国，希望能够唤起每一个印度人对英国的忠心。”
一百五十二 命悬一线
我在征兵运动中几乎搞垮了自己的身体。那段日子里我主要的食物是落花生、牛油和柠檬。吃太多的牛油会损害健康，但我还是放纵自己吃了很多。结果这使我患了轻微的痢疾，对这种小病我倒没有很在意，依旧像往常那样在黄昏时走着去学院。那时我很少吃药，心想饿上一顿就会好了，于是第二天早上我没吃早饭，果然觉得舒服了许多。我也知道要完全恢复健康必须延长绝食的时间，每天除了果汁外，什么都不能吃。
记得那天是一个节日，我已经告诉嘉斯杜白我不吃午餐了，她还是做了很多好吃的东西，我受不了诱惑，于是也就吃了。我的妻子知道我立誓不喝牛奶或是奶制品，就特地给我做了甜麦粥，不放酥油而是放了植物油。她还给我准备了一碗豆汤。这是我爱吃的两样食物，所以我都吃了，希望借此讨好我辛苦的妻子，也满足自己的食欲。然而魔鬼正在等着这个机会呢，我吃得太饱，这已经足以致命了。不到一个小时，我的痢疾就严重了。
可是那天夜里我必须回到纳提亚。尽管到沙巴玛第车站不过只有1英里多的路程，走起来却非常吃力。瓦拉白先生在阿赫梅达巴和我会合，他能看得出我不舒服，但是我没有告诉他我非常痛苦。
大概10点钟时我们到达纳提亚。我们总部设在印度教安纳塔学院，离车站不过0.5英里远，但我走起来却觉得有10英里远。总算勉强走到了地方，可是我腹部的绞痛也越来越剧烈。我的房间离厕所很远，我无法支撑着去上厕所，所以我让同事们在我隔壁放了一个便盆。尽管这样做让我很惭愧，但是不得已，没有别的办法。傅尔昌先生很快就找来了一个便盆，所有的朋友都来到我身边，深深地替我担心，但是他们的关心并不能消除我的痛楚。我又固执地拒绝一切医药治疗，更是让朋友们无可奈何。我情愿为自己的愚蠢而承受后果，绝不吃药。他们束手无策，只好沮丧地看着我在一天一夜里泻了三四十次。我已完全吃不下任何东西了，连果汁也不喝不下去。我一向以为自己的身体如钢铁般结实，但是现在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已经变成一堆烂泥了，失去了一切抵抗力。康努加医生劝我吃药，我拒绝了。他要给我打针，我也谢绝了。那时我不知道医生要给我注射蔬菜汁，还以为注射的一定是动物的液汁，尽管后来我知道了，但已经太晚了。我还是腹泻不止，已经折腾地精疲力竭了，而身体的衰竭又引起了昏迷。朋友们更着急了，又请来了好几个医生。然而医生对一个不听话的病人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赛·安伯拉尔与他善良的夫人来到了纳提亚，与我的同事们商量后，他们非常小心地把我抬到他在米尔扎埔的洋房里去，我在病中所享受着无与伦比地爱护和照料，这让我深感不安。然而我的病并没有好转，仍在继续着一种轻微地发烧，身体也日渐消瘦。我觉得这场病可能会致命。我不忍心再麻烦安伯拉尔一家人，就强烈要求他把我送回学院，他只好答应了。
当我还躺在学院的床上痛苦呻吟之际，瓦拉白先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德国已经完全战败了，而有一位官员也捎信来说我们不必再招募新兵了。这个消息让我松了一口气，我不必再为征兵的事情操心了。
这时我开始尝试水疗法，减轻了痛苦，可是并没有那么容易就恢复健康。很多人给我出主意，可是我无法说服自己吃药。有两三个人引证了《阿育吠陀》的例子劝我喝肉汤以代替牛奶。还有一个人竭力劝我吃鸡蛋。我的回答都是“不”。
我认为饮食的问题不能迷信于经典的、权威的说法。饮食是与我的生命历程息息相关的事情，也是指导生活的原则，不能依靠于外界的权威来判断，我不会背弃这些原则。只是我要求妻子、孩子们和朋友们遵循的原则，自己怎么能任意破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