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3月22日，夜渐深。黄永胜正在广州军区留园主持召开军区党委会。午夜12时后，军区一号台接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来电，要黄永胜接电话，一号台立即把电话接转到留园。正在会议室外电话机旁边值守的，是他的警卫参谋李学金。
文化大革命以来，黄永胜已经习惯了******、****、周恩来这些中央领导连夜工作的传统，经常搞到白天黑夜颠倒。他再三交待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论什么时间与地点，只要是这3位领导同志的来电，必须立即通知他。所以，李学金听见总理秘书周家鼎在电话里说，周总理有急事要找黄永胜同志接电话，就马上告知了正在开会的黄永胜。
黄永胜离开会场，急步来到电话值班室，拿起电话机。“总理，我是黄永胜。”跟总理通话虽是经常的事，但黄永胜心中始终带有尊敬和亲切的感觉。
电话听筒里传来周恩来那特有的口音：“永胜同志，请你马上赶到北京来，我已叫吴法宪派了专机去，你带上项辉方和一个机要秘书、一个警卫员，飞机在广州一降落连夜起飞来京。”
总理让他带上项辉方，而且指明只带两个随行人员，黄永胜心里有几分奇怪，连忙问：“总理，可以告欣我是什么事吗？ ”
“嗯！是商量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人选问题，这件事主席催了，不能再拖。我让吴法宪、邱会作到机场接你。我等你。”
黄永胜感觉事情决不是湖南革委会人选这么简单，似乎不大寻常。但是军人习惯，使他应对所有突然事件都安之若素。他中断了参加会议，赶回位于达道路17号的家中，拉着项辉方连忙收拾随身行李。随行人员也准备好了携带的文件、物品。离专机降落还有一段时间，项辉方劝他抓紧时间睡一会儿。
“不睡了，总理肯定有急事，不然总理不会连夜派飞机来，我就坐在这里等，飞机一降落立即去机场。”黄永胜坚定地说。
黄永胜带着妻子和两位工作人员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时已是3月23日白天。他可没想到这一次到北京，使他后半生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黄永胜一出机舱门，吴法宪、邱会作两位老战友一脸严肃地迎上来。没有客套，吴法宪直入主题地说：“老黄，坐我的车。总理让我陪你去人民大会堂，项辉方坐老邱的车去京西宾馆休息，咱们车上谈。”老军人之间对话，一句废话都没有。
黄永胜从广州带来的秘书王植军、警卫参谋李学金上了一辆伏尔加轿车，跟随在吴法宪的大红旗轿车后面，一路向位于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开去。
同样是一身军装的项辉方跟邱会作上了另一辆大红旗轿车，向机场外开去。车上，平日很熟的邱会作明显不想说话，两人之间随意聊了两句没营养的家常话，邱会作就闭口不言了。
项辉方原先在1954年按照国防部的命令，像许许多多老姐妹一样退出现役，脱下了军装，自然没有在1955被授军衔，但还是被授予了三级自由独立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转业后她进入教育系统，担任广州八一学校的校长，忙东忙西，忙里忙外，一时桃李满天下，被学校的孩子们尊敬地称为项妈妈、项校长。1965年解放军取消衔制，她又重新穿上军装，回到军队，任广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又被上上下下称为项主任。她是个组织原则很强的人，此刻坐在邱会作的车上，尽管一肚子的不明白，邱会作不讲她也不问，就这样汽车在北京大街上“刷刷”地奔驰。阳光之下，北京市郊到市里，到处是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在全国各地都铺天盖地，而且每天产生的中国特产。上面许多被打了叉或故意颠倒过来的名字，多是项辉方熟悉的老领导、老战友、老熟人，斑驳陆离地污染着这个古老的都市。看着远处天边的白云，一夜几乎没睡的她，心里像被乱草堵住一般乱糟糟的。
进了京西宾馆已为她准备好的房间，邱会作命令似地交代：“老项，你在这休息，不准打电话，不准见人，不准外出。”
一连听见三个不准，项辉方愣了一下。忙问：“邱部长，发生什么事了？”。
“不能说。现在情况很复杂，要谨慎，这是为你好！”邱会作交代完了，匆匆离去。
黄永胜上了吴法宪的车后，车一开，他就急忙问到底叫他来北京是什么事？车外的阳光与路边的阴影，透过红旗车的窗帘一闪一闪，快速地从吴法宪胖胖的脸上扫过，跳眺扑扑的有点诡谲。黄永胜觉得吴法宪似乎轻轻叹了口气后，听见他回答说：“现在不能讲，有纪律，到了，你就知道了。总理他们在大会堂等你。”
进了人民大会堂，在警卫人员引导下，黄永胜和吴法宪进到一间大厅里。这时，李学金听见总理卫士长对旁边的人说：“新总长到了。”
房间四周摆满了沙发，在中央又摆了几张椅子围成一个半圆的弧形，弧形对面正中摆了一张单独的椅子。半孤形的这些椅子上坐着周恩来、吴法宪、叶群、杨德中等，正在说着什么。引路的警卫人员上前对周总理耳语了一下。周恩来转过头来对黄永胜、吴法宪两人点了一下头。黄永胜赶紧上前大声说：“总理、叶主任，我到了。” 周恩来示意两人坐在半弧形这边。一会儿，邱会作也匆匆到了。
这时，周恩来对房间内的警卫人员作了个手势。他们几人对面的一道门的门帘被掀开，杨成武在两名身材高大的军人的伴随下，走了出来。显然他也是一夜没睡，眼泡有些肿，脸色苍白，精神非常萎顿。
杨成武按周恩来的示意，在一群人对面那张单独的椅子上坐了下来。黄永胜莫名其妙地看着这个场面，心里大约猜到杨成武出事了。这时周恩来面无表情地对杨成武说道： “杨成武，你犯了严重错误，不能工作了。你把你那一摊子交给黄永胜，自己要好好检讨错误。你回去吧。”
杨成武看了黄永胜一眼，声音嘶哑地答了一声“好。” 说完就被两名军人带了出去，像来时一样匆匆消失在众人眼前，只剩下他还没坐热的那张椅子，空空荡荡地好像还想诉说什么。
黄永胜这时可是蒙了，这种变化太戏剧性。虽然文化大革命中这种场面时时发生着，他并不感到奇怪，可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却非常突然。杨成武从红一军团时就是他的老战友，虽说参加革命比自己晚了两年多，但因为有文化有能力，又善于处理上下关系，升职很快。第四次反图剿时，他是2师4团政委，自己是一师3团团长。在中央苏区和长征路上多次并肩作战，飞夺泸定桥时，两个团还来了一次两岸夹击，成就大功。后来在115师独立团自己还给他当过副手，自己那时还一肚子不服气。到晋察冀，杨成武是一分区司令，自己是三分区司令，很多重大战斗都是两人配合打的。杨成武最出名的是指挥了在黄土岭击毙日酋阿部规秀那一仗，三分区也参与作战取功一份。黄永胜虽说对杨成武比较喜欢名誉功劳的行事作风，有些看不惯，但并不影响两人工作关系上相互协调。
六十年代以来，两人一个在总参，一个在广州，工作上经常打交道。杨成武后来任代总长，黄永胜很尊重也很配合他，两人关系相当不错，两家的私下往来也融洽。文革以来，黄永胜因工作需要，在北京断断续续呆了很长时间，杨成武多次让黄永胜到他那里看文件，特别是一些文革运动动态，帮助他在混乱的文革中认清了不少问题，为此他心中还很感谢这个老战友。现在突然让自己取代他，而杨成武显然已经被打倒了，这种莫测，黄永胜只觉得一阵寒意袭上心头，心窝里沉甸甸乱糟糟的不是个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