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接到过一两个明信片，依稀写着服部的名字。回国后有一两年，偶尔感到他似乎在寻找我。但那时对一些语焉不详的来信，我不仅顾不上回复，甚至不在意是谁寄来的。直至有一年电话中响起他的声音，互相已经说了一阵子，但我其实并没想起这个“服部”是谁。
不过，再次见面后“东”乌珠穆沁的话题，又使我们热闹起来。
他大咧咧地盘着腿坐在中协宾馆的沙发上，语气短促，滔滔说着。一头银发散乱，只是嗓音和那年东京一模一样。他不在意地说：“他们总想让我讲过去的事，我不答应。”边说着，他一边靠向我：
“他们怎么会理解呢？”
那口气给人一种暗示或误解。他好像在说：理解他的，唯有也在“东乌珠穆沁”打发过青春的我。不能说没有一点感动。很难总是敷衍，我开始想了解他了。“您那时，名义上是关东军……”
“关东军情报员。”他正式地说。这个词，即便后来若干年后和他畅谈了若干次，我也没有完全弄懂。什么什么“员”，就像“研究员”一样，并不标明阶级学衔，只是一种职业性质的描述。
“那么在乌珠穆沁，具体地说，您那时干甚么呢？”
“那边是外蒙古，嘿，苏联军。我们趴着，嘿。”
他双手握成望远镜的筒状。观察哨？把守国境？……我再追问时，话头已经移开了。“哈，霍洛特，好吃吧？哈哈，好捏，吃过吧。”
霍洛特（horōd）是奶豆腐，好捏（honi）是羊。“当然吃过。”我烦他打断了关东军的话题。但我觉得他倒不像闪烁其词，而不过是要享受说着这些词儿的滋味。
对他做出这一心理判断，费了我很长时间。是这么回事么？一些古旧的词儿堵在心里，要找个地方，用嘴巴说它一说。说的时候需要一个听众--或者说，是需要一种确认；所以，同在一地﹑同在“东”乌珠穆沁的“东边”住过的我，就成了必需的存在。
他凡来中国必要会我。每次都一样，说一阵子东乌珠穆沁，再说一些别的。我和他的交流断断续续，更因他的这种习惯，一次次的话头接不上茬。
我渐渐漫不经心，虽然现在不禁后悔。每次挥手告别后，我就忙自己的事而把他忘却净尽了--直至他再来到中国，又一次拨响我的电话。
那一年在北京，三里河的宴宾楼，还没堕落为啃得鸡。我俩在饭馆吃着，话题全在蒙古。
我给他夹菜：“这是烧羊肉。”他看着夹在筷子里的肉，古怪地一笑。似乎关东军情报员接受了一个信号。“羊肉！……嘿嘿，马哈以德（吃肉）……好捏乃马哈（羊肉）。”
他享受着被唤醒了的两个蒙语词儿。其实，他的乌珠穆沁记忆，只有很少的一些细节。我开始询问他屡来中国的目的。
没想到--老头子把一条腿垫坐在椅子上，毫不在意喧杂的餐厅，接着羊肉的开头，他给我讲述了一个一匹狼般独往独来﹑在青海境内逐村支教、扶贫助穷的个人行动。他显然并不自觉了不起，好像这些事只是在与我谈论东乌珠穆沁之外的小事末节。我有些头晕，原关东军分子在中国支援贫困地区的教育--这不同寻常的行为令我吃惊。
“教育可是重要的！……”他晃着大脑袋，严肃地对我说教。
“那您怎么具体做呢？是办了所学校，还是……”
但是这老头的自语症又来了。三里河夜间的街道上，寒风掀动他飘飘的一头银发。他解释般笑道：“我讨厌帽子！”我发觉，老头是个很有魅力的男性。我打算认真和他做忘年交了，也对他自我开张的事业开始感兴趣。但是我了解他的梗概，还要等到下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