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可以保证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但却不足以保证这个国家能够产生高级的文化。它割裂人性，导致残忍、仇恨和狭隘的思想。它控制着国家君王的权力。因此，在爱国主义的第一幻觉之外，第二重幻觉，即宗教幻觉，也是必需的，其教义象征着博爱和广泛联合。君王必须要保持这种幻觉在其臣民中的维持。普通人被这种双重幻觉洗脑之后，就会产生一种自己的人生道路变得清楚，获得拯救的感觉，从而过上一种幸福和值得过的生活。但同时君王和贵族的生活则比较沉重和危险，因为他们是幻觉的源头，因此他们也必须去评判幻觉。生活对他们来说毫无遮掩而言，他们将人生看得清楚并明白人生是怎样一出悲剧。
瓦格纳写道：“伟人和才俊发现他们事实上的情况和百姓相同，每天都处在万念俱灰、试图自杀的境况之下。”君王及其周围的贵族都勇敢地抵抗着这种怯懦的诱惑。不过他们有一种“背对世界”的急切需要，他们创造了宁静并且自己也需要这样一种宁静的幻想。因此艺术要介入来拯救他们，其出现不是为了提高普通百姓的质朴热情，而是为了缓解贵族生活的痛苦并增加他们的勇气。瓦格纳在给路易二世的信中这样写道：“在我看来，艺术是温和的希望之乡，我要将它献给我最亲爱的朋友们。假如艺术不能真正完全地带领我们摆脱平庸的日常生活，那么它至少也要把我们提高到生活本身的至高点。它赋予生活轻松的状态，它使我们放松身心，脱离苦海，让我们在迷醉中得到了安慰。”
l869年8月4日，尼采给格斯道夫写信说道：“昨天我读了《国家与宗教论》，这是瓦格纳交给我的一份手稿。这篇宏文大论的中心是向他的‘年轻朋友’——巴伐利亚的年轻国王解释他对国家和宗教的独具一格的理解。瓦格纳应该是空前的，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用如此可敬和更富于哲学味的口吻对自己的国王说话。我感到自己被振奋了，这种振奋源自他心中流露出的叔本华精神。和其他人相比，国王更应当理解生命的悲剧本质。”
9月份，尼采在德国小住后，重新回到了巴塞尔，在这里，他依然重复着巴塞尔和特里伯森两地的生活。在巴塞尔，他全心全意地工作，学生全神贯注地听他讲课，同事们也和他相处得很友好。他的才智、音乐天赋、与瓦格纳的友谊、优雅的外表和举止为他赢得了某种声望。这里的上流阶层都乐意跟他交往，他从不拒绝这些家庭友好的邀请。但在他的心里，最单纯的友谊要比社交的所有乐趣都有意思得多。在这个可敬的中产阶级城市里，尼采没有朋友，只有在特里伯森他才能真正感受到内心的满足。
他给居住在罗马的欧文·罗德写信说道：“现而今，我也有了自己的神殿。不过我只能在周六和周日去。我的神殿就是特里伯森，那里就像是我的家一般让我感到惬意。我最近接连去了那儿四次，除此以外，我每周都要往那里寄一封信。我亲爱的朋友，我发现要我在信中把自己在那里的所见所闻和所学到的东西统统告诉你是不可能的。相信我，叔本华和歌德，品达和埃斯库罗斯这些让我们精神振奋的人是仍然活着的。”
从特里伯森回到巴塞尔后，尼采倍感忧伤。孤独的感觉压迫着他。这种情绪在写给欧文·罗德的信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但同时尼采也表达了自己对工作仍然抱有希望。
“唉，我亲爱的朋友，我发现几乎没有什么事能让我感到称心，我一遍遍地品尝着孤独的味道。啊，如果我生一场大病，就能得到和你交谈一个晚上的机会的话，我想我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写信根本不能抒发我内心的情感！人们总是需要别人的推助，而几乎每个人都会在各个地方被引领。但是当我们充满了灵感之时，却没有人在那里帮助我们，在将灵感付诸于现实的艰难时刻，没有一个人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这是阴沉的时刻，我们只能将那沉重的还未成形的思想放在不为人知的地方，而它却得不到友谊阳光的照耀。”
他又写道：“我正在成为艺术爱好者中的孤独漫步者，我的友谊有着某种病态的东西。”虽然尼采的话语中满含着痛苦，可他的内心却依然是幸福的，一天，他终于对自己这样说道，并告诫他的朋友罗德当心他自己所写的信：“通信总有着挥之不去的弊病：人们总是愿意向别人表达出他身上最好的东西，但事实上，在文字中显露出来的又只是暂时的东西，这并不能够代表一个人的全部。每次坐下来给你写信时，我就会想起荷尔德林（我学生时代最爱的作家）所说的话，‘因为爱，一个人在死前总会付出他最好的东西。’我还记得，我在给你的上一封信中表达了什么？虚无、矛盾、古怪、孤独。然而，宙斯和秋天神圣的天空懂得它。我总是被一股强大的激流左右着，最终奔向那确定不移的思想。每天，我都沉浸在快乐的时光里，因为我的生活充满了丰富的感觉和真实的思想，在这些激荡澎湃的时刻，我总是抓住自己的感觉给你写一封充满思想和誓约的长信。我将它投递出去，让它横跨蔚蓝的长空，向你而来，将我灵魂中与你心有灵犀的电流交托给你。”
我们可以大致浏览尼采那些明确的思想、珍贵的感觉和错误的谬见，此时的年轻尼采正在获取力量，我们可以在他全部的笔记中一探究竟。
在给里奇尔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对我而言，我的学生时代是什么？是在语言学和艺术天空中的畅游。因此我对你怀着异常强烈的感激之情，现在你仍然是我生活中无法迈过的‘命运’。你的帮助非常及时和有用，它让我从天空中的一颗彷徨的星星变成为一颗固定的恒星，它让我改掉了自己的自由散漫，在繁琐正规的工作和确实不变的研究对象中尝到了乐趣，这种乐趣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让我沉醉其中。能够得到自己同行神圣的帮助，一个人的付出就会具有与众不同的含义，他可以享受安宁的睡眠而在醒来之后，明确地知道每日工作中所需的知识。这个领域不存在庸俗和无聊，我感觉像是正在收集着散乱的知识，并将其最终编订成册。”
尼采编订成册的书即是《悲剧的诞生》，尼采在信中阐述的一些观念即是该书里的主要思想。他一直以古希腊思想为重心，并以一种极富前瞻性、挑战性的方式对古希腊历史进行了沉思。他认为，只有拥有敏锐的观察力，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学家，才能把整个历史视作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尼采还在笔记里这样写道，“语言学方面所有的巨大进展，源自独具创造性的观察的结果。”歌德为我们发现了一个清晰宁静的古希腊，至今我们仍然在探索他留给我们的东西。但是我们应当为自己去进行探索和发现。歌德的研究重点在亚历山大时代的文化上，但尼采则对野蛮的原始时代更有兴趣。在他十八岁的时候，他就选择了希腊贵族中的一员，麦加拉的泰奥格尼斯，将他的对句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自那以后，他就凭借本能的指引往那个方向前进。他从那个方向吸取了思考、行动、忍耐和承受痛苦的力量，他还吸取了使其灵魂充满喜悦的活泼的诗情和梦幻。
最后，在这同一个古希腊，他认为从中发现了他的老师瓦格纳的精神。瓦格纳希望复兴悲剧，他将剧院当作重新唤醒了人类心灵诗意的工具。带着“悲剧性”天性的希腊人也有着相似的雄心大志，他们希望通过对神话的复兴来吸引人注意，达到再次提升和拔高他们的民族的目的。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是崇高的，但这些抒情艺术无法调动皮雷埃夫斯的商人、各个城镇里的民主政治、集市和港口里的粗俗大众的兴趣，因此这个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这种艺术的方式要求参与者必须要有高尚的思想方式和过于贵族气的行为方式，因此平民大众都无法参与进来，而贵族却已经被征服了，因此悲剧的精神不再存在。此时，那些民主主义者、枯燥无味的思想家和生活优越平静的卑贱的预言家给理查·瓦格纳制造了同样的麻烦。
尼采在给格斯道夫的信中说道：“我们的世界正日趋犹太化，大众沉湎于政治和喋喋不休之中，因此他们不能容忍瓦格纳富于理想主义的深刻艺术，在大众中间，瓦格纳就像骑士一样，他与他们格格不入。难道瓦格纳的艺术也会像埃斯库罗斯的艺术那样遭遇失败吗？”类似这样的思想斗争总是盘旋在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脑海中。
尼采向他的老师表达了他在巴塞尔新生发的观念。
我们必须复兴希腊文化的思想。我们一直都在老生常谈，但这些被我们经常谈论的东西却都是虚假的。我们常把‘古希腊的欢乐’、‘古希腊的宁静’挂在嘴边，仿佛这是世间最美的东西，可是这种欢乐宁静却已经老旧乏味了，在我看来，我们追逐的这些缺少奴隶制时代的迷人魅力。苏格拉底的精明，柏拉图的甜美已经衰退。相较之下，我们应当去研究那些更为久远的年代，如公元前7世纪、前6世纪。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感受到历史质朴的力量和原始的活力。从幼年时期的《荷马史诗》到成年时期的埃斯库罗斯的剧作，古希腊在长期的探索之后终于获得了它自己的直觉和纪律。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应是这段时期，因为它和我们如今的年代何其相同。当时的他们和今天的我们一样，相信自然力中宿命的存在，他们也同样相信人类必须要规范自己的德性并创造信仰。他们感受到了悲剧情感，但这种悲观主义却并不会让他们失掉面对生活的勇气，他们和我们几乎相同：悲观主义的生存观、生活下去的勇气及建立崭新的美的意志……
理查·瓦格纳觉得这个年轻人的想法很有意思，与尼采的友谊也越来越密切。一天，尼采正和瓦格纳呆在一起时，瓦格纳接到了来自德国的消息，由于背离了瓦格纳的建议和指导，《莱茵河的金子》和《女武神》都演砸了，这重大的失败强烈地打击了瓦格纳，他的失望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他早就知道自己的作品不可能为一般的观众所接受，他也在心里为自己那宏大的作品设想出了一个不存在的剧院和极为理想的观众，但最终的失败还是使这些努力灰飞烟灭了，作品不受欢迎这一事实深深地打击了瓦格纳，令他万分痛苦。他那高贵的痛苦感动了尼采。
尼采加入到了老师的创作工作。那时，瓦格纳正忙着为《众神的黄昏》谱曲。他不紧不慢，缓缓地进行着，灵感好像是从看不见的源泉里有规律地涌动出来的一样，永远都不会枯竭。就在这些天里，他还为自己写了一部自传，他将这部自传的手稿交给尼采，并且嘱托尼采进行监督，将这份手稿秘密付印十二本。同时，他甚至还向尼采提出了更为亲密的请求：圣诞节要到了，瓦格纳要为他的孩子们准备一出木偶戏《庞奇和朱迪》②。瓦格纳夫人请求尼采在巴塞尔帮他们购买一些制作精美的魔鬼和天使的小塑像，以备演剧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