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没有做进一步的追寻，他已经找到了目标。5月初，他准备好了所有的笔记，但是当一切就绪，工作刚要开始的时候，尼采突然感觉筋疲力尽，剧烈的头痛在折磨着他，眼睛不能忍受任何光线的刺激，病痛使得尼采不得不放弃了自己想要做的工作。短短几天之内，他几乎成了一个残废和瞎子。他的朋友欧维贝克和罗门特都在尽力地帮助他。但是他们两个都有自己的工作，因此不能时常照顾尼采。此时，第三个朋友格斯道夫站了出来，为尼采提供了无私的帮助。此时格斯道夫正在意大利旅行，他有足够的时间。这位尼采在普尔塔学校的同学对朋友忠心耿耿。虽然在毕业之后他几乎都再也没见到过尼采，但是他们的友谊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一如既往。得知尼采生病的消息后，格斯道夫急匆匆赶到了巴塞尔，他出身良好，是家里的幼子。
本来他有两个哥哥，可两个哥哥一个在1866年时死于了澳大利亚战役，另一个在1871年死于了法兰西战役。因此，为了家庭，他不得不牺牲自己对哲学的兴趣而改为研究农业，只有这样，他才能帮助家族经营德国北部的家产。在尼采的朋友中，唯一不受书本限制的人就是格斯道夫。欧维贝克这样描述格斯道夫：“尽管他的生活极其简单，他沉默寡言，举止尊敬高贵，完全就是一个绅土。实际上，格斯道夫是人们能够想像到的最好的人，只需与他见上一面，他就会给你留下好的印象，他是一个完全值得依赖的人。”罗门特的一个朋友，保尔·李也来给尼采解闷。多亏了这些朋友的善意帮助，尼采才有了和病痛斗争的勇气。他总是在昏暗的屋子里，躺在床上对格斯道夫进行口述，这位忠诚的朋友将他所说的都记了下来。到了6月底，这本书的手稿就被送到了出版商那里。
作品完成的时候，尼采的病情已经有所好转。他急切地向往着户外的新鲜空气。他的妹妹从瑙姆堡赶了过来，将他带到了格里松山地。经过休养之后，尼采的头痛逐渐开始减轻，视力也开始恢复了。在山地进行休养的几个星期里，尼采完成了样稿的校对，稿件的进展和山地的环境让尼采享受着那重新恢复的力量，但同时愤怒和抱负也萦绕着他。
一天，他和妹妹一起去了弗利姆郊区，散步到了一个偏僻的小城堡边。“这里是一个多么美丽宜人的隐居地啊，如果把我们的世俗修道院建立在这里，那将会是多么的美丽啊。”年轻的妹妹答道：“城堡正好待售。我们可以进去参观一下。”他们走了进去，对这里感到十分满意，因为里面的一切都让他们感到赏心悦目：花园、视野极为宽广的平台、带雕石壁炉架的大厅。房间不多，但是在尼采看来，这里却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多房间。这间可以给瓦格纳，那一间留给老师的夫人科西玛·瓦格纳，剩下的另外一间则可以给拜访的朋友们使用，弗罗琳·冯·梅森伯格或雅各布·布克哈特、格斯道夫、杜森、罗德、欧维贝克、罗门特可以经常住在那间房间里。尼采计划：“在这里，我们可以建一条走廊，有了这个走廊，我们就不会受天气影响，可以边散步边交谈。因为我们不用写作，只需要少量的阅读，但是我们却不能缺少交谈。”
这种想象是尼采十分熟悉的，他再次回到了自己熟悉的梦境，在这里，弟子和老师就像是兄弟一般。弗罗琳·尼采对哥哥的设想也感到很兴奋：“你需要一个女管家，我是不二人选。”她向房东咨询了房价，还给房东写了信，但是她在整个过程中却忽略了对很多事情的妥当处理。
在提到这件轶事时，弗罗琳·尼采这样写道：“我长得太年轻了，所以园丁们都以为我们是在开玩笑。”我们又应该如何评价这件事呢？我们无法判断，这是一个年轻姑娘的唠叨而使尼采一时兴起？还是这本来就是一种严肃的想法？原因多半是后者。总有各种稀奇古怪的想法冲进尼采的心里，但他却没有认清这个世界，他完全没有搞懂这个世界接受什么，拒绝什么。当尼采康复后回到了巴塞尔时，他的那本小册子已经激起了大量的讨论。瓦格纳写道：“我读了好几遍，诸神在上，你绝对是我的知己，是唯一理解我的需要的人。”而汉斯·冯·布娄写道：“你的小册子简直是晴天霹雳，简直就是当代的伏尔泰……这种东西对我而言是比赤匪或黑匪还远为可恶的魔鬼。”
而其他大多数上了年纪的评论家，都十分好心，都对这位年轻的辩论家予以了极高的评价。用尼采自己的话说，格丁根的埃瓦尔德，布鲁诺·鲍威尔，卡尔·希尔德布兰特，“这些都是最和善的德国人”，都在为尼采说话。批评家在文中写道：“这本小册子的出现，让我们看到德国精神朝严肃的思想和理性的激情转向的希望。”
但事实上，友好的声音却寥寥无几。
尼采曾经写过：“德国精神正在德意志帝国手中走向毁灭。”这个民族刚刚尝到了征服者的胜利滋味，而尼采这句话却深深伤害了它，因此，尼采必然会收到许多侮辱和粗俗的指责，这个民族甚至给予了尼采背信弃义的骂名。对于民众的反应，尼采感到非常兴奋。他说：“司汤达已经向我提出了建议，因此我将以决斗的姿态投身于社会。”尽管尼采是（或者至少他自认为是）司汤达彻头彻尾的追随者。但无论如何，尼采仍然富于同情心，就在小册子出版后的几个星期里，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就去世了。尼采认为自己的作品是杀死了这个老人的凶器，他为这件事感到痛心。为此，他的妹妹和朋友们给予了他无私的安慰，想要消除他的疑虑，可最终却都是徒劳无功，尼采坚持不放弃这种自责，在他的内心深处，这种自责是极为高尚的。
尼采为第一次的论战所激励，他期待着更加深广的论战。他才思敏捷，很快就准备好了一组论文，他草拟了《不合时宜的思想》这个总标题，并希望能够将它们发表出来。第一篇论文的主题由施特劳斯提供。尼采将第二篇的题目定为《历史的运用与滥用》，接下来还有另外的二十篇文章。尼采认为，他的朋友们，虽然这些朋友还存在于幻想中，都会在这件事上给予他帮助。
弗兰兹·欧维贝克刚刚出版了一本题为《现代神学的基督教》的小书，在书中，他抨击德国学究及其过于现代的倾向，他认为这种倾向对基督教的存在是一种消弱，而这也严重动摇了早期基督教的不可更改的严肃教义。尼采将欧维贝克的《基督教教义》跟自己的《D．F．施特劳斯》装订到了一块儿，并在封面上写下了六行短诗：
亲生兄弟双生子，
欢欢喜喜降人世．
目的就是铲除人间恶龙。
他们拥有两位父亲，
同时还有一部作品，
哦，多么神奇。
他们的母亲叫友谊。
尼采渴望看到百花争鸣的现象出现，他渴望有着相同追求的作品，虽然出自多人之手，但却是由一个灵魂所激发的。
尼采这样写道：“越来越多习惯于英雄主义的人出现了，他们的出现和成长注定就是为了现代观念的论争，他们的出现，使得从前嘈杂和懒惰的文化自此而沉寂。文艺复兴的重担自此落在了这些人的身上。”可是这件事却没有向尼采希望的方向发展，他的希望最终落空了。他的朋友没能将他所希望的帮助提供给他，甚至连他自己也没有按照自己的预计写出二十本小册子，他最后留给后人的只有这些作品的题目和几页粗略的大纲。《论国家》、《论城市》、《论社会危机》、《论军事文化》和《论宗教》这些文章的中心思想到底是什么？对于这些文章的缺失，我们不用感到太遗憾。也许即便是尼采完成这些文章，这些文章所承载的信息也很少。但无论如何，同他的抱负和抱怨相比，这其中也只有很少的一点点才能算得上是珍贵。
尼采的手头还有另外一项工作，他用神秘的语气向格斯道夫透露：“我只把这件事告诉给你一个人听。一个潜在的可怕危险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了拜洛特之上，而破除这个危险的艰巨任务已经落到了我的头上。”这件事的真实情况是瓦格纳向尼采发出了一个请求，他希望尼采能够帮他写一封告德国人的呼吁书。尼采接受了这个任务，他怀着自己所能达到的极度庄重、深沉和严肃开始了草拟工作。他急需欧文·罗德的帮助和建议，他这样写道：“你能帮助我起草一个断章吗？这个断章需要用拿破仑的文体，你能快点将它写好给我寄来吗？”欧文·罗德向来做事谨慎，因此他拒绝了。他回复尼采：“对那些生活在底层的群众而言，就算侮辱也要保持礼貌。”而尼采是不会把自己束缚在礼貌里面的。
10月底，瓦格纳追随者的首脑们从各地齐聚到了拜洛特，他们邀请尼采朗读他新写的宣言《告德意志人民书》。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倾听我将要说的话，这个发言是要向大家敲响警钟的。而这敲钟人，无论身份和话语如何，他都有权获得倾听的权利……我们之所以要大声疾呼，是因为现在大家都身处于危险之中，而你们却还在保持缄默，对此漠不关心、麻木不仁，我们对你们的处境感到忧心忡忡……我们现在满怀着热忱，向你们呼喊，而我们寻求和期待的利益也属于你们，那就是德意志民族精神和名誉的拯救和荣光……
尼采在朗读这个宣言时，语气裹挟着威胁并且铿锵有力，等到朗读结束时，会场陷入了静穆当中，那种气氛非常令人尴尬。没有观众对这个演讲表示赞同，他们甚至都没有向作者投以鼓励的眼光。尼采也陷入到了沉默之中。最后，终于有听众发表了评价，他说：“这个演讲太严肃了，言辞不够礼貌，必须要进行大量的修改。”一些人认为“这看起来和一封修道士的训诫书没有什么分别”。尼采没有做任何争辩，他默默地收回了这封训诫式的草稿。所有听众中，只有瓦格纳一人对尼采表示了极大的热忱，他全力支持这个跟随自己多年的年轻人。他说：“不要着急，我们要做的就是再等等。不用等多久，他们就会回来，遵从这份宣言的。”
在拜洛特，尼采只呆了很短的几天。复活节那天，情况就很糟糕，而现在的境况则是令人绝望。公众们几个月以来一直都在嘲笑这项事业，而现在他们似乎已经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宣传工作被一种可怕的冷淡阻碍了。筹集资金的难度变得越来越大。诸如商业贷款、抽奖等所有计划都被取消了。新一份呼吁书在德国的群众中流传开来，这份呼吁书的作者已经不再是尼采，这份呼吁书一共印行了一万份，但实际的销售量却低得可怜。瓦格纳的追随者又寄信给德国许多剧院经理，请求各剧院进行一场义演，同时把义演所得的收入用以资助拜洛特，三家剧院都回了信，但都拒绝了这个请求，剩下的则没有回音。
尼采重新回到了巴塞尔。格斯道夫帮助他成功起草了《不合时宜的思想》中的第二篇《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但是，尼采几乎不再写信，不做笔记，也没有对未来做出新的规划。后人在这段时间内几乎都不能发现他的踪迹。帮助瓦格纳取得成功，并为取得成功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是尼采年轻时的愿望，但是现在这两个愿望却同时破灭了。他四处请求帮助，但却都遭到了拒绝。他收到的答复大多是：“你的东西过于严肃，太一本正经了。”面对这种情况，尼采扪心自问：“拒绝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瓦格纳的艺术不是一项神圣庄重的事业？”为此，尼采的心情开始变得忧郁，觉得失去了尊严，他的自尊和梦都破灭了。1873年的最后几个星期里，尼采窝在巴塞尔的住宅里，像蚯蚓一般深居简出。
1874年的新年，尼采是在瑙姆堡度过的。在那儿，他和他的家人在一块儿，家人的陪伴让他恢复了些许活力。他喜欢这种周年纪念日的宁静，这种节日适合进行沉思。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总会让自己充实地度过圣·希尔维思特节，在节日里，他总要在记事本上记下一些对自己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沉思。1873年的12月31日，他写信给欧文·罗德，信中运用了他对朋友们惯用的语气。
看了卡尔·希尔德布兰特的《一个异端唯美主义者的书信》，我感到十分欢乐。这些文字是如此提神！我看得出，卡尔·希尔德布兰特是个懂得阅读和赞美的人，他和我们心意相通，对这个社会充满了希望。愿新一年中社会欣欣向荣，愿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啊，亲爱的朋友，一个人的情感毫无选择，他要么充满希望，要么怀着绝望。我已经将希望永存我心。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保持我们的友谊并互相帮助，直到我们走向生命的终点。你的弗里德里希·尼采。1873～1874，圣·希尔维思特节，瑙姆堡。
一月份悄然来临了，尼采重新投入到了自己的工作之中。由于拜洛特出现的意想不到的不幸（毫无疑问，一个作家在求助被拒后产生的恼怒是此后变化所产生的根源），尼采开始备受焦虑和怀疑的折磨，他渴望能将这些痛苦一扫而光。
他用两行话对瓦格纳艺术进行了历史性的总论，这些总结和他介绍自己思想的话十分相似，他这样写道：“任何一种伟大的思想都因为其新颖而带有危险性。印象从来都来自于一些孤立的现象，而这些孤立的现象从来都是为了证明自身的正当性。”在确立了这一总原则之后，尼采开始探讨“瓦格纳是什么样的人，他的艺术意味着什么？”这样本质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