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发现了一个朋友，这样的喜事让尼采感情上的欢乐变得更加圆满。尼采忠诚于与童年玩伴间的友谊，但此时，他的那些朋友中的一个已经去世了，另一个则由于生活和职业的关系已经和尼采分别了十年，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让尼采生疏了这段友谊。在普尔塔的时候，尼采又结识了好学的杜森和忠诚的格斯道夫，如今他们中的一个在蒂宾根读书，另一个远在柏林。尼采怀着巨大的热情，一直保持着和朋友们的通信，但是通信远不能满足朋友之间对问题的交流和对感情的倾诉的需要，因此尼采十分渴望友情。最后，尼采结识了欧文·罗德，此人精力旺盛，聪明颖悟。尼采一眼就喜欢上了对方，并对欧文崇拜备至。尼采的友谊建立在崇拜之上，他用高尚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新朋友，并钟爱着对方。每晚结束了紧张的工作之后，这两个年轻人就聚在一块儿，他们喜欢在一起散步或者骑马，时刻都保持着交谈。“这种建立在精神交流和哲学基础上的友谊令人感到非常愉快。”尼采这样写道，“我们的很多观点都不一致，经常进行激烈的辩论。这样的辩论会使我们双方的思想发生更深刻的变化。争论之后，我们互相抵触的思想静默了下来，洋溢着静穆的情绪，在互相包容。”
尼采和他的朋友定了一个约定，他们决定假期的前几个星期要一起度过。等到暑假来临，他们离开了莱比锡，前往人烟稀少的波希米亚边区作徒步旅行。波希米亚边区是高原地带，林木丛生，景色和法国的孚日山脉非常相似，只是没有那么壮观。尼采和罗德带着极其简便的行装，终日漫游，他们连书都没有带。从一个旅馆走到另一个旅馆，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旅途中，他们以叔本华、贝多芬、德国和希腊为话题，带着年轻人的机敏对各种问题作出了评价和批评。
他们对于科学都有着相同的排斥，“啊，愚蠢的博学。”他们说，“诗人歌德发现了古希腊的民族精神。他用梦幻的色彩规范了这种精神，并将它作为丰富而又清晰的美的典范，向德国人展示了出来。后来的学者们便追随他，对古代社会作出了各种诠释。可是他们鼠目寸光，将这奇妙的艺术工作变成了科学命题，并将所有的问题都挖了个透——泰西塔斯、离格、动名词在非洲的拉丁文作家中的演变，就连《伊利亚特》语言上的小问题也不放过，他们甚至挖掘出这些小问题与雅利安语的关系。可是这些研究成果又有什么意义呢？歌德早就注意到《伊利亚特》那独一无二的美，但他们却忽略了这一点。我们要制止这种无聊的游戏，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回到歌德的道路上，不是分析解剖古希腊精神，而是要让这种精神发扬光大，并将这种精神传播到人民之中。学者们纠缠于细枝末节的探究已经太久了，现在该让这种探究停止下来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是要参与到辉煌的遗产中，而不是冷眼旁观。
经过一个月的旅行和交流，两个年轻人离开了波希米亚边区，来到一个叫迈宁根的地方。此时，悲观主义哲学家们正在这座小城举行一系列音乐会。弗里德里希·尼采在一封信里详细记录了这次演出：“乐队指挥是李斯特神父，在音乐会上，乐队演奏了汉斯·冯·布娄的交响乐诗《涅槃》，主办方在节目单上用叔本华的格言对这首诗的含义作了解释，不过这无法掩盖那音乐的糟糕。但是李斯特在他自己擅长的如《祝福》的宗教性作品中表现甚佳，而他在探索《涅槃》的印度文化特征方面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在音乐节结束的第二天，尼采和罗德结束了一个暑假的共同旅程，各自回到了家中。
尼采一个人呆在瑙姆堡，在这期间，他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工作并广泛地进行了阅读。他阅读了哈特曼、杜林、朗格、巴恩森这些年轻的德国哲学家们的著作，并做了仔细的研究。他深深敬仰着这些哲学家并把他们看做是自己在思想上的亲密战友，他渴望同他们结识，和他们并肩创办一份评论，并在上面发表自己和他们合作创作的文论。他计划了一篇关于叔本华的宣言，在这篇预计的短文中，他想将叔本华的思想发扬光大，并且以此使叔本华成为同时代人的导师。文章是这样写的：“在所有的哲学家中，叔本华是最真诚的。”虚假的感觉从来不曾束缚叔本华的心智，这样的坦诚和勇敢使得叔本华具有成为领导者的潜质。尼采还写道：“叔本华统领我们的时代：他的悲观主义建立于理智之上；睿智却又无法不严肃，他是复兴古典主义和德国希腊精神的哲学家……”
正当尼采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时候，他的生活突然发生了变化。由于眼睛的高度近视，尼采一直不用去服兵役。然而到了1867年，普鲁士在政治上的扩张导致军队急需大量士兵，于是尼采被招入了驻扎在瑙姆堡的炮兵团。
在旁人看来，入伍是一件令人烦恼的事，但尼采却充分利用了它。生活中总是有各种机会，面对这些机会，人们应当像艺术家一样，从众多元素中提取出命运所需要的元素，这始终是尼采的一条生存原则，并且他也在忠实地践行。因此，当尼采一进入兵营，他就决定要全力以赴服好兵役，此时正当战争时期，履行军事义务为的是保家卫国，服兵役被人们看做是神圣的事业，而尼采也认为投笔从戎是一件对健康有益的事情，因此他认真地去做一名炮兵，而且立志要做一名出色的炮兵，为祖国效劳。他用夹杂着希腊文的德语这样写道。
“这种生活让我很不习惯”他接着写道，“但是它却是有益的，就好像正餐之外的点心一样，虽然不能填饱肚子，但是却可以补充营养。短短的时间中我的感受非常深刻，服兵役对人的精神活力有着持久的影响，一进入兵营，从前软弱无能的怀疑主义就会完全消失，从这一点来说，服兵役具有至高的价值。我们都知道怀疑主义会带来的后果。在营地中，各种训练和行动可以让人不断看清自己身上的天性和它带来的好处与坏处。兵营里都是些陌生人，大部分人的行为粗野……但是首长和士兵都对我和蔼可亲，他们赞赏我对每一件事都表现出热情和兴趣。试想一下，一个新兵在三十个人的骑行比赛中出类拔萃，引人注目，这难道不会让这个新兵感到万分骄傲吗？在我看来，同一张语言学文凭比起来，这样的荣誉要有价值得多。”
紧接着，尼采全文引用了老里奇尔为赞扬他那篇学术论文所写的推荐信，这封推荐信行文优美，具有西塞罗风格。尼采想以此来表达他内心的快乐，他还这样写道，“我们就是这样一种不善于掩饰情绪的人。我们深刻地了解了这种表扬的价值，因此脸上惬意的笑容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掩盖的。”
这种乐观情绪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尼采就意识到，一个沉浸于文学，并且整日思考德谟克利特哲学问题的人，投笔从戎做了一个马背上的炮兵实在是件不幸的事情。
尼采对自己受奴役的处境感到悲哀，但他最终从这种痛苦的生活中挣脱了出来，他从马背上摔下来，肋部受了伤 。虽然伤痛折磨着他，但他却因祸得福，又有了闲暇，可以进行一生中最喜欢的研究和思考。他连续卧床一个月，一直躺到了美丽的五朔节，节日的来临使他开始变得焦躁不安了，他甚至开始怀念起操练时的自由生活。他给格斯道夫写信时这样说：“我以前可是经常在险峻的道路上骑行啊！”为了减轻自己的烦躁，他开始研究西蒙尼德斯的诗作《达那厄的哀诉》，在短期的工作中，他修正了原文中带有疑问的词语，并且将研究成果以信件的形式寄给了里奇尔。信是这样写的：“从学生时代起，这首描写达那厄的美丽诗歌就深深埋在了我的心里，这些旋律令人难以忘怀。五朔节的到来，会使一个人变得抒情，更像诗人，这难道不是被很多人认同的观点吗？但是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至少这次你在我的论文中看不到‘抒情性’的结论。”
尼采的脑子里满是达那厄，这位可怜的女神和她的孩子一起被抛弃在了变幻莫测的汹涌波涛当中。在尼采的信里，他和女神的哀诉交织缠绵，此时的尼采正受着病痛的折磨，伤口迟迟未能愈合。一天，他的伤口化脓了，一块骨头的碎片从伤口处露了出来。“这一情景令我产生了奇怪的印象，”他这样写道，“我开始明白，我的计划、考试、去巴黎旅行统统都要泡汤了。只有当一个人看到他自己的一小片骨骼时，人类的脆弱才会彻底暴露无遗。”
上文提到的巴黎之行是他最新的一个想法。他很重视这个计划，同时尼采又是一个从来都不会独享欢乐的人，因此他必然要写信告诉他的朋友们，格斯道夫、罗德、克莱默保尔和罗门特。他对他们写道：“当我们毕业时，我们一块儿去巴黎过冬吧。在那里，我们可以忘掉学业，我们也可以不再卖弄我们的学问。让我们见识一下康康舞和绿色的苦艾酒吧，我们可以好好品尝它。让我们去巴黎像兄弟一样地生活，漫步在林阴大道上吧。让我们作为德国青年的代表到那里去吧，我们不会虚度光阴，我们会不时地给报纸投点小短文，向世界披露巴黎的轶闻趣事。经过一年半载或是两年（他将这段时光设想得很长），我们将再次回来参加毕业考试。
”罗德答应了尼采的请求，这大大地减轻了尼采一直以来的急躁，他忍受着病痛，直到夏天后才进入到了虚弱的恢复期，最后他终于痊愈了。10月初，尼采在瑙姆堡无法享受到音乐、社交、交谈、剧院等文化活动，文化生活的极度缺乏使他重返了莱比锡。老师和同学们都在热烈地欢迎着他的回归，对此他感到很快乐。此时的尼采还是一个不满二十四岁的小伙子，但是他的前途却已经一片光明了，柏林一家重要的评论杂志向他约稿，他们想要一些历史研究方面的论文，尼采接受了邀请。同时，莱比锡一家音乐评论杂志发出了邀请，想聘请尼采做编辑，但是尼采最终还是拒绝了他们的再三请求。在此期间尼采给罗德写信说：“我先是推辞，而后便是断然拒绝。”尼采爱好广泛，但爱好中却不包括政治，他讨厌公共集会上的嘈杂。他说：“我坚决不做一个愚蠢的政治家。”格斯道夫告知尼采一些有关议会在柏林的阴谋，对此，尼采立即回信道：
我十分震惊，对于这些事情，我既不能很好地理解，也完全不能够接受。除非我不再属于人民这个阶层，可以分别考虑某个当权者所做的事情。俾斯麦总是能给我带来巨大的满足。他的论文就像是高度酒，能带来强烈的快感，每次我总是把酒含在嘴里，尽量让自己不要咽得太快，从而尽可能地延长酒所带来的快感。对于你告诉我的他的对手们的阴谋，那实在是太容易猜到了，因为任何低级、狭隘、偏执和有限的事物都必然会反对这样高昂的天性并同它做殊死的斗争。
此时的尼采沉浸在众多的欢乐当中，随后，一桩巨大的喜悦又不期而来。尼采又发现了一个新的天才：理查·瓦格纳。几乎与他同时，整个德国都看到了这个人所散发的光芒，虽然也发现了这个人性格当中的暴烈，但德国人对这个集诗人、作曲家、政论家、哲学家于一身的男人却赞赏有加。他在德累斯顿是个激进的革命者，在巴黎是个不被政府欢迎的作家，在慕尼黑又是宫廷的宠儿。德国学术界讨论他的作品，嘲笑他的债务缠身和那件猩红色的长袍。
总之，瓦格纳的生活夹杂着真诚和虚伪、卑贱和伟大，要对他这种有时强大有力却又经常废话连篇的思想作定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理查·瓦格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个不安的灵魂？一个天才？人们很难了解，尼采也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下定论。理查·瓦格纳的《特雷斯坦和依索尔德》深深地打动了尼采，但他的其他作品却令他感到不安。1866年10月，尼采写信给格斯道夫，他在信中这样写道，“我刚读完《女武神》，我的感觉是如此的混乱，以至于我无法下结论。里面巨大的美和善与缺陷和不足数量相等，因此相互抵消。0+a+(－a)=0，结果就是这样的。”在另一封信里他又写道：“瓦格纳是个无法令人轻易搞明白的人。”他当时更喜欢的是音乐家舒曼。
瓦格纳可以让这个世界给予他无穷的荣誉。1868年7月，他在慕尼黑上演了诗剧《音乐协会》。在这出壮丽通俗的诗剧当中，充斥着雄辩、娱乐、劳动和爱以及被自我美化了的艺术和音乐，德国大众和作战英雄成为了主角，当时的德国正处于上升时期，因此具有自我膨胀的需要，而这出诗剧中洋溢着自信和热忱，因此创作者瓦格纳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1868年的最后几个月里，瓦格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荣誉，他越过了荣耀那条无形的界线，进入到了不朽的伟人殿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