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性质和形式的政策问题，不仅可以通过不同方法进行分析，而且政策问题构建的每个环节，都可以使用不同方法与相关技术去处理。以下介绍几种构造公共政策问题的分析方法：边界分析、分类分析、层级分析、类比分析和多角度分析。
一、边界分析
对政策问题具体研究，首先划定研究对象的边界。政策分析中，很少面对的是单一确定的问题。相反，却经常面对多重交织于一起的问题。边界分析是要划定研究对象的边界，找出与其他事物严格区别的本质及其属性，使之与外界相对隔离，在边界内组成一个统一整体。
为实现边界分析，往往通过相关的三个步骤实现。
1.集合抽样
它是通过多重阶段的采样过程获得的。这一工作最初可以从一组人或一群人开始。详细了解他们对政策问题的观点及其差异。
然后再通过他们，推荐出对所讨论的问题持最赞同和最反对者。
这个过程可以连锁地持续下去，直至不能提出有更新的主张与看法者。
2.诱导性地提出问题
可以用多种形式，诱导地提出各种可供思索的问题，让人们回答讨论。在面对面的交谈中，这种方式最能充分发挥其作用。
3.边界估计
分析中可以制定出一个累积频率分布图。图中横轴表示被调查对象。而一些反映问题的要素，如思想、假说、变量、目标等，表示在纵轴上。当每位调查对象提出新问题要素时，曲线斜率表示不同的变化率。斜率大表示快速变化，斜率小表示缓慢变化，曲线基本变为水平，表示此时不太可能提高反映所收集到问题的精度。
二、分类分析
它是一种用以澄清、界定和区分问题形势的方法。在对不同问题的形势感知中，不同的人会依据自己的经验，对所要解决的对象进行分类。分类是通过归纳推理实现的。其中，对于一般抽象的概念，如贫穷、犯罪、污染，都是经历了由特殊、具体的事件和情景而形成的。当人们对问题情景用某种方法分类时，常常排斥用另一种方法分类。
分类分析以两个主要程序为基础：逻辑划分与逻辑归类。人们选择了一类问题，然后将其分解成若干组成部分，这一过程称为逻辑划分；与之相反，将性质类似、形势、事物与人群结合成一大类别的过程，称为逻辑归类。任何分类取决于分类的目的，而分类目的又依赖于对问题形势的本质理解。
分类系统与问题的形势有关，为保证实现逻辑上的一致性，有几条原则是需要遵循的：（1）本质相关性。应以分析的目标和问题形势的性质为基础进行分类，即所分的大类及次类都应尽可能地与问题形势的实质相关。人们对形势的了解，部分是由自身经验所体会出的实在获得的。现实中无法提供一种绝对可靠的方法。（2）穷尽性。对分类系统中各要素在列举与排序中穷尽到底，对分析有意义的项目和问题形势都要“用尽”。对贫穷家庭分类时，要让所有家庭在类目中都占有这样或那样的位置。若发现某家庭真正无收入，则需要重新确定新类别。（3）离散性。类别之间要相互排斥的，每一问题和问题形势都只能在一类或亚类中存在。（4）一致性。每个大类及次级分类都应基于一个单一的分类原则，否则就会导致次级分类的重叠，即交叉划分的错误。如划分家庭时，既依据贫困线标准，又要考虑接受社会福利救济的双重标准划分，容易产生交叉划分错误，许多家庭会出现在两个类目中。（5）等级可辨性。同层次类别（类、次类、亚次类）的界定，必须严格分开。类别有高低之分，分类按层级次序进行。
三、层级分析
这是确定政策问题产生原因的方法。这些原因大致有三种：
可能原因、合理原因与可控原因。可能原因是事件或行为，不论它们如何远离问题形势，都会对给定的问题形势发生作用，如拒绝工作可以看成是贫穷的可能原因。合理原因是在科学研究和直接经验的基础上，对问题形势的出现可能会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因。
可控原因是受政策制定者的控制和操纵的原因。
政治学家S.纳吉尔和M.尼夫提供了一个用层级分析构建政策问题的例子。按照他们的分析，由于逮捕了大量人，扣留在监狱中等待审讯，造成了监狱过分拥挤。因而审判前释放的要求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同时也有人解释说，辩护交易数下降是监狱超员的合理原因。在辩护交易中，被告同意服罪，但要以检察官同意减罪、减刑为前提。如果审前释放与辩护交易一并考虑，就会造成下列后果：一是审前释放的被告数增加的结果会造成被扣留在监狱人数的减少；二是出现与之相反的效果，即审前释放的被告数增加，则被告的有效辩护交易数会下降，那么审判数目会增加，推迟审判的人与时间也会增加，这样狱中的人数会增加。
这个例子说明了层级分析的潜在的创造性作用，也表明了这有助于发现某些可能难于预测，其作用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结果。
上例中，增加审前释放以减少在狱中关押人数为目的，但事实上还隐含着与之相反的结果。如果对造成最初问题形势的合理原因，缺乏很好理解，肯定在分析中会出现与之相反的结论与效果。
运用这种分析法，不能保证一定能找到问题的正确解释。其原因是依靠分析者的个人知识、经验为获取信息的背景，一定会排斥获得其他原因去解释问题的机会。
四、类比分析
类比是根据两个或两类事物之间的某些方面的相似或相同，而推出它们在其他方面也可能相似或相同的一种逻辑方法。它以不同事物之间的比较为基础。类比分析是把这种相似性研究创造性地用于政策问题构建中，寻求政策问题的成因、性质及类别的方法。人们在缺乏可靠论证思路时，类比分析法往往能够奏效。
按照类比提供思路，人们不仅能识别出那些看来是新问题而实际上是旧问题的伪装，而且能正确地获得解决新问题的思路。在构建政策问题时，有四种不同的类比形式可运用。
1.人的类比
分析者试图将自己置于与政策相关人的地位，以同样的方式体验政策问题的形势。这种类比在揭示政治问题时尤其重要。人们经常讲的“换位思考”，就是从一个角度反映运用这种方法的必要性。
2.直接类比
分析者可以寻找两个以上的问题形势直接比较，并从中获得有益启示。例如在构建吸毒上瘾问题时，经常可能从对传染病的控制经验中建立直接的类比。
3.符号类比
在进行这种类比时，可发现某个特定的问题形势与某些运作过程有类似关系。例如把对各种伺服机构的运行（如自动装置）与政策过程之间类比。
4.想像类比
分析者可自由地探讨问题形势和某些所想像的事物状态之间的相似性。如国防政策问题构建中，经常应用想像类比，去探讨战争中实际进攻与防卫问题。
类比方法运用是否恰当，取决于选用的类比对象之间的关系是否适当、合理。类比程度的可靠性取决于相似属性和推出属性之间的相关程度。二者的相关程度越高，可靠程度越大。以表面相似为依据的肤浅类比是容易的，但不说明本质问题。只有抓住事物的本质属性，类比才能获得可靠深刻的类比推论。
五、多角度分析
通过系统地运用个人、组织等方面的多重认识，以获得对政策问题的多方面看法及解决的途径。这种方法常常用于那些结构不良的政策问题。美国学者邓恩用下列典型案例，以说明多角度分析的功能。
1.技术角度
以最优化模型分析政策问题，具体使用理论与技术是，概率统计、成本一效益分析、决策分析、经济计量学以及系统分析等等。美国人在决定向日本是否投放原子弹时，曾对此行动方案进行比较。当时有多种选择：轰炸；封锁；入侵；不事先警告而投放原子弹；事先警告投放原子弹。从技术角度看，美国希望以最小损失取得日本的投降。经过分析，美国选择了不事先警告而投放原子弹的方案。
2.组织角度
将政策问题及其解决，看成是从一种组织状态向另一种组织状态的有序发展的组成部分。强调规划和标准化的操作程序，经常是组织角度的主要特征。它常与技术角度相抵触。在是否投放原子弹的决定中，当时美国政府高层领导人中有一种担心，因为几十亿美元是在没有得到国会批准下花掉的，有人坚持投放原子弹，就是为了向国会表明资金没有白白浪费。
3.个人角度
将政策问题及其解决看成是个人的感知、需求与价值作用的结果。它突出决策者的悟性、能力以及自我利益在政策制定中所起的支配作用，它可以提供从技术、组织观点无法提供的认识。
在美国决定是否投放原子弹的过程中，当时美国总统深感自己的权力不够巩固，对不少特殊的利益集团，缺乏必要的影响力，无法向这些集团挑战。为此，美国总统从自身的形象与利益出发，果断地决定投放原子弹。
以上案例是以技术、组织、个人角度对问题所作分析的基本一致的典型。当然多重分析的结果也有不一致互相矛盾的。多重分析是一个集成型的综合分析。运用这一分析，必须注意下列原则：（1）要在不同研究范式之间而不是简单地在不同学科之间的组合基础上形成专家队伍。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组合所以可取是因为它最大限度地提供机会，正确评价方方面面的观点。（2）要在不同角度考虑问题的观点之间寻求平衡。（3）与技术角度分析不同，从组织与个人角度分析问题所获得结果是不可重复的。（4）通过适当交流，使交流手段与交流内容相适应。如口头简况介绍与情况说明方式适用于持组织、个人观点的人们之间的交流。而模型、变量分析表等方式适用于那些持技术观点的人们之间的交流。（5）要综合地把各种观点推荐给政策制定者，但又必须指出从技术、组织与个人角度得出的不同结论及其相互联系。
多角度分析是从早期外交政策的制定工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常用来处理那些来源于社会体系又具有很高的科学、技术内容的复杂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