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我们都喜欢串门，尤其是在晚饭后，天黑下来了，该洗的洗了，该涮的涮了，我奶奶就会带上我，去杨婶家里。
杨婶家也吃过饭了。屋子里静静的，昏黄的灯光底下，杨站长坐在藤椅上，架着腿，在读报纸。都是很庄重的报纸，比如《人民日报》《新华日报》，也许还有《群众》和《党员生活》之类的杂志。那都是单位订阅的，就像我爷爷一样，杨站长喜欢把报刊带回家，晚饭后慢慢地阅读，借以打发时光。
说是打发时光，也许不够准确，应该说是学习。这是真的。比如我爷爷，每天晚饭后，必泡上一杯茶，端坐在饭桌边；那时候，饭桌已经收拾干净了，桌子上有一些小碟子，盛着一些诸如水煮花生米，水煮蚕豆，椒盐黄豆之类的小菜，很下饭，平时也当零食吃。
我爷爷把报纸铺在桌子上，很认真地研读着，有时他会大声地念出声来，很旁若无人的──反正家里除了我和奶奶，再也没有别的人了。偶尔，他会在一些重要的章节上做记号，用铅笔细细地勾勒出来，以备第二天开会学习。他还有一个小本本，皮面子的，上面有金光闪闪的雷锋头像。那是一个记事本，里面密密麻麻写了很多蝇头小字，大约是工作计划之类的东西。
我爷爷是微湖闸的主任，也有人叫他“一把手”。要是副主任呢，就叫“二把手”。以此类推。
我爷爷也喜欢听收音机，听“新闻报纸摘要”，从早上六点半听到七点，然后听天气预报。晚上呢，再重新听一遍。极偶尔地，他听一听京戏。他自己也会哼一哼，但不太入迷。有一段时间，他沉迷于听“说书”，说的是隋唐演义，里头的一个名字我还记得，好像叫薛仁贵。每天中午十二点半开说，也是半个小时，时间一到便戛然而止。这样一天天地听下去，直到后来他去外地出差，才耽搁了下来。
相对来说，报纸更为严正一点，那上面极少有琐屑的东西，没有娱乐，也难以看到生活。都是关于国内、国际形势的分析和报道，中央又下达了什么新指示、新精神，各级党委机关要密切注视新动向，诸如此类。
有时候，爷爷也会把一些重要的时事告诉给奶奶。
他说：“奶奶，上面的风声又紧了。”
或者说：“奶奶，上面又有新指示了，明天传达会议精神。”
我奶奶照例不懂。她坐在小竹椅上，照着一个硬纸壳剪鞋样子。今年秋天，她要做三双新棉鞋，鞋底已经纳好了，是现成的；鞋帮呢，她要用灯草绒做面子，大人用黑色的，小孩子用红的。棉花也要用新的。
她认真地听我爷爷说话，虽然不懂，她也会搭讪两句，问两声。我爷爷解释着，她“哦”了一声，便又低头剪鞋样了。
我爷爷自言自语着，看了一会儿报纸，大约八、九点钟光景，他就回自己的房里睡觉了。
那些旧报纸，搁在家里有十天半月了，我奶奶知道它已经是废报纸了，没有用处了，她就拿它包咸鱼干，包油酥饼。拿它剪鞋样子。再过了一些时日，我们就会在门口的废纸篓里看到它，一些纸片儿，碎屑，几个纸团……上面浸得油汪汪的，上面还是那些字儿，关于革命队伍的建设问题，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等等。一句一句地，句与句之间失去了连接──但是一句一句地，每一句都是那么的铿锵，饱满，斗志昂扬。
有时候，我爷爷走到门边，下意识地，他停了下来。──他看见了废纸篓里的那些油汪汪的碎纸屑。他背着手，饶有趣味地读那上面的字，读了两句，他背着手又走开了。
要是在晚上，我和奶奶去杨婶家串门的时候，杨站长也在家里看报纸。那时候，像杨站长、我爷爷这样的人都在读报纸。他们白天上班，晚上回家还要看报学习。他们跟形势跟得很紧。他们关心时局和政治，是党的忠实的信徒。及至很多年后，他们老了，世风日下，他们看不惯很多东西，可是当说起组织、信仰这些字眼时，他们的内心仍充满了敬畏。他们有时甚至热泪盈眶，为命运多舛祖国和人民。他们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
那时候，杨家静静的。杨站长坐在藤椅上，他把报纸展开，遮住了一半的头脸。有时候，他也会放下报纸，静静地听我们说话，偶尔他也会插上一两句，大概觉得很有趣，他轻声地笑起来。
他坐在灯光底下，灯光黄黄的，很混浊；灯光照在他的侧体上，光线把他的身体一分为二了，明的，暗的，灰扑扑的。从某一个角度看上去，他似乎与我们隔着很远的距离，光线把他推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他静静地坐着；有时候，他也会换一下坐姿，把报纸弄得簌簌作响。他折起了报纸，并摘下了眼镜。他把眼镜凑到嘴边，轻轻地哈着气。
他认真地擦起眼镜来了。他的眼镜布是黄色的。他把眼镜举起来，迎着光，检视镜片上是否有污垢。在灯光底下，他的刀削似的脸也是黄色的。
在房间的另一端，靠近窗户的一张床上，坐着奶奶、杨婶和我，我们在做针线活儿。杨婶在织毛衣，是杨站长的，灰绿色的毛线，是去年的毛衣拆了，洗了，今年又重新织成半高领的样子。
我奶奶呢，她在捻棉绳，她做针线用的棉绳、麻绳，都是她自己捻的。市上卖的那种她嫌不结实。
我在做布兜子，就是把手掌大的一块布缝合起来，里面装上米，黄豆，沙子之类的东西。一个晚上，我能缝五个，这样我就可以自己玩游戏了，叫做“抓沙袋子”，还有小曲儿伴唱，歌词是“嘛格，乙格”，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唱起来却乐此不疲。
有好几次，杨婶停下手里的活儿，端详我手里的布兜子，跟我奶奶笑道：“小蕙子也会做针线活了。小蕙子长大了，也会给自己做新娘衣了。”
我奶奶也笑，她把棉线团从身上拿开，掸掸身上的棉絮；又抬起手臂，把另一只手伸到胳膊底下，轻轻地捏着捶着。说道：“等到我孙女儿做新娘子了，奶奶怕也要进棺材了。”
杨婶笑道：“小蕙子快告诉奶奶，就说还早呢，小蕙子做新娘子的那天，还等着奶奶给梳头、洗脸、上妆呢！”
我坐在床边，那时候大约已经懂事了，觉得这样的场合不便说什么，所以一直低着头，木着脸，针线活做得越发勤快了。
有时候，我们也不说话，屋子里静静的，在某个瞬间里，似乎能听到隔壁房间里闹钟走动的声音。隔了很长一阵子，我才抬起头来，做活的时间太长了，脖子有点酸，眼睛也很花了。我活动了一下手指，伸伸脖子。
很多年后，我一直记得这样的情景。我抬起了头，看见了昏黄的灯光底下，坐着的几个人，一些家具和物体，他们都是静静的，他们的影子在灯光底下是长的，短的，瘦的，变形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认真地看着这些，瞪着眼睛；我以为我是看到物体的深处去了。那些素朴的红漆家具，笨拙的，端庄的。五斗橱上有一只万花筒，还有一只手电筒，它们并列站立着。
屋子的正中放着一把藤椅，孤零零的。藤椅上堆着一些报纸。看报纸的那个人不知哪儿去了。
杨婶和我奶奶又说起了什么，嘁嘁喳喳的，声音听上去很远。灯光在某一瞬间暗了暗，就像火焰轻轻跳了一下。灯光把屋里的一切染成了暖色调。深秋的夜，有点寒意，膀子在绒衣里面有些凉嗖嗖的。
屋子里的人，懒懒的，打着长长的哈欠；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中年夫妻，老人。屋子里的家具也旧了，晦暗的颜色。一只老猫躺在木椅上睡着了。世界在那一刻是那样的太平，安稳，虽是寒凉的秋夜，也有一种暖老温贫的感觉。
在屋子的左墙上，靠近五斗橱的上方，贴有马、恩、列、斯、毛的画像，他们神态含蓄，温和，明净。他们每个人都是端庄的，目光炯然，却不太有表情。毛主席的画像在正中央，他微笑着，他的目光温厚，宽容，就像上帝在看着他的臣民一样；他的目光遍及四野，到处都是。无论从哪个方向看他，他都在端视着我们。
他注视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一天又一天，他看着我们慢慢地成长，衰老，他看见了我们每个人的苦痛，我们的无聊，一点点微小的快乐，我们的挣扎……可是他是无能为力的。
他看见我们的小动作了吗？在一个人的时候，只能做给自己看的小动作──他是一目了然的。
他倾听我们每个人说话的声音。
在他的注视之下，男人们在谈论政治。青年人在谈恋爱。
农民们呢，他们蹲在草垛旁，袖着双手，看见漫山遍野的阳光，金色的，灿烂的。他们眯缝起了眼睛。他们从胸袋里掏出烟枪，在地上磕了磕。他们开始说吃的话题。
女人们呢，就像杨婶和我奶奶，她们安然地做着针线活儿。她们是不懂时局和政治的。有时候，她们也静静地说着话，窃窃地笑着，把手伸到衣服里去挠痒。她们喜欢的是人生里的安平浮华，琳琅满目的各种小物件，欢声笑语，气象繁华。
说起男女私情，即使我那年老的奶奶，也会表现出足够的兴趣。她吃吃地笑起来，摘下了她的老花眼镜，拿拇指和食指捏她的鼻梁，久久地捏着。
有时候，她们也会说起养生之道。即使在贫寒的岁月里，她们也没忘了在秋冬来临之际，拿红枣、山药熬汤喝，很补的。极偶尔的，她们会做猪肝汤，汤很鲜美，猪肝吃起来又嫩又滑又软，也不知怎么做的。鱼汤倒是常喝的，在微湖闸，鱼儿虾儿都不是什么艰难品。……
总的来说，微湖闸还是平静的，安宁的，人们有计算地过着小日子。革命年代里的种种风潮，并没有太大地影响到这个地处偏僻的水边大院。这里既没有武斗，也不常发生政权更叠的现象。我爷爷很安稳地坐在他的位子上。他是个严肃的老人，常常背着手走在微湖闸的林荫道上，人们和他打着招呼，很谦恭的。他呢，也点点头，就走过了。
他夏天常穿着一件白府绸衬衫，是短袖的。下班回家了，就换上一件老头衫，也叫套头衫，是棉布的，很旧了，后背上甚至有些破损。我爷爷说，家常穿穿，不碍事。又说，旧衣服穿在身上，舒坦。
他会做一些简单的木匠活儿，家里的小凳子，小竹椅，晾衣服用的衣架子，都是他亲手打制的。他有一个工具箱，木制的，里面盛有很多器具，有钳子，扳子，斧头，刨子……总之，那里头的世界是完整的，它代表着一个很遥远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人们习惯于手工制作，从吃的，穿的，到用的，凡是身边可触摸的，都可以用一双手打造出来。就像我奶奶手里的针线匾子，那里头的丝线，剪刀，鞋样子，绣花手帕，哪一样不是齐全的？
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工业社会的种种迹向，在那个年代已初显端倪。可是在日常生活方面，人们还保留了从前的传统。这其中的空档被无限地拉大了。最先锋的思想，最古旧的生活，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揉合进了那个激进的年代，竟然相得益彰，真是不可思议。
我爷爷是典型的贫民出身，他参加了游击队和八路军，是赤手空拳打出来的天下；后来呢，他在这个太平的世界里安定了下来，被封了一官半职。一个小小的官儿。最盛世的时候，他曾做过地委的组织部长，后来呢，不知为什么，被发配到了微湖闸，一呆就是二十年，一直到他离休。
他自己回忆说，他这一生杀过三个人，有两个是日本人，还有一个是中国人——那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很多年后，他还能记得那个中国人的脸，他是个青年，个子很高，皮肤很暗黄，他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结果了他。
他说的时候很平静，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他是把它当作一件事情来回忆的。他的一双眼睛很定然地睁到空气里去了。偶尔，他也会咧一下嘴，拿舌头去舔腮边的一颗坏牙。──我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一九四九，他在上海照了一张半身像，是两寸黑白照，那一年他才三十六岁。那张照片一直保存得很完好，它让我看到了年轻时代的爷爷，他长着一张清癯的脸，五官端正，表情严肃。客观地说，我觉得他长得不错，很英俊。他穿着一件高领的套头线衫，头发短短的，很精神。那时候，他身上的农民气质已荡然无存。他看上去就像一个气宇轩昂的革命者，而事实上，他也是。
他的晚年生活过得平静而单调，我甚至觉得，他很孤独，但他一直在克制着这一点。他是个平白而坦荡的人，正直，无私，犯过一些小错误，不是原则性的，也得罪过一些无辜的人──然而人的一生中，谁没有犯过错误呢？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日常生活里的他。下班以后，他常常坐在自家门口，打开他的工具箱，在里面拨弄着。他很少有闲下来的时候，擦擦自行车，修修藤椅；在我们的门前，还有一块空地，他把它整了，锄了草，施了肥，种上辣椒，西红柿，南瓜。他又围上了篱笆，用小树枝一根根地插上了，很有田园的感觉。
在我的印象中，田里还有一个稻草人，小小的，很俏皮。他站在一根竹竿上，头戴草帽，向远方招着手──跟童话里的一模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