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做官的人总能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来，因为没有仕途经验，初生牛犊不怕虎。但实际上，做“愣头青”是初入官场的一种智慧。而且，初入官场的人，必须要从“愣头青”开始做起。
高官喜欢“愣头青”
630年，大唐皇帝李世民开创贞观之治的第四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本年，形势一片大好。大唐名将李勣把中国的劲敌东突厥从地图上抹掉；皇帝李世民被周边国家尊称为“天可汗”；倭国派来了第一批遣唐使。
这是五百年难遇的盛世，就在这盛世光环的照耀下，东宫中级官员（太子内直郎）狄知逊的老婆卢女士生下个虎头虎脑的婴儿，这个孩子就是后来名垂史册的狄仁杰。
狄仁杰的青少年时代乏善可陈，只是知道他在老爹的监督下苦读古典书籍，并很快成长为一名知识分子。唐高宗显庆年间（656—661年），狄仁杰通过明经科考试而步入仕途。值得注意的是，狄仁杰被录取的年份居然不详。这跟狄仁杰选取的考试类型有直接关系。
唐朝的科举考试分很多种。比较受朝廷和考生重视的有两种，一是进士科，另外一种就是明经科。进士科的考试科目主要是诗赋（主要考文才）和政论（古典与时政结合的杂文）。比较而言，明经科则简单得多，只是默写上下句（帖文），通过后，则是口试，经问大义（古典知识）十条，时事政治（答时务策）三道。
从考试内容就可以看出，进士科要远远难于明经科。唐朝应考进士的人极多，但被录取的极少，每年多不过40人，平均录取率为12%，而明经科应试者少，录取率却高达20%。进士录取既然这样难，一旦考中，那就预示着仕途通达。
考中进士的人按照政府规定在外游行时，所受到的欢迎程度不亚于消灭敌国凯旋的大将。而考中明经科的人则只有一张录取通知书，史册上只是随便记录下名字，有时候连名字都懒得记。如果朝中无人，明经科的人只好先到政府指定的清水衙门做文书工作，这种工作有的人一做就是几十年。
狄仁杰没有这样的霉运，他所以考明经科很可能是他同样出身明经科老爹的指教。考中不久，狄仁杰老爹多年以来编织的关系网发挥了作用，狄仁杰很快被授予汴州（今河南开封）州长行政助理（判佐）的职务。
州长行政助理的职责是帮助州长处理州里的各种行政事务，但狄仁杰完全可以不动手，只需动嘴即可。因为在他的下面有无数受州长雇用的编制外的技术性人才，我们称他们为胥吏。可是，狄仁杰和许多刚参加工作的热血青年一样，血管里沸腾的血液激励他对各种行政事务都要进行指导与干预。时间一长，有些胥吏就吃不消了。
胆大包天的某个胥吏就请狄仁杰吃饭，在饭桌上，开门见山地说：“我说狄秘书，您这样事必躬亲，累坏身体还得罪了我们，这很不好。我们这样的人就是官员和百姓之间的中介，长官雇我们，给那点钱还不够喝粥的。我们想要活下去，就必须以中介的身份赚钱。比如有百姓想要投诉，不经过我们，就见不到长官，经过我们，就得给点小费。现在您这么一来，什么事都管，这不是把我们的经济来源给断了吗？”
狄仁杰听后火冒三丈，回敬道：“我是吃公家的饭，做公家交给我的事。尸位素餐这样的事，我可做不出来。”
胆大的胥吏当即威胁狄仁杰：“别怪我没提醒您，夜路走多了会遇到鬼。”
狄仁杰拂袖而去。
很快，狄仁杰就遇到了“鬼”。
唐朝初期，中央政府每隔一至数年就会派一批京官担任纪检委委员（黜陟使）到地方上检查官员工作。这一年，来到汴州的纪检委委员是建设部部长（工部尚书）阎立本。
阎立本可是唐代乃至中国历史上的知名人物，他是个出色的画家，成名作《步辇图》使无数想要攀越巅峰的画家心醉神迷。当然，阎立本不仅仅是个画家，还是个头脑清醒、富有智慧的政治家。可惜，他的艺术成就掩盖了他的政治才干，使很多人只对他的艺术家身份感兴趣。
阎立本也对别人的这种“心理取舍”有很大意见。贞观年间，李世民经常和政府高级官员在皇家花园游玩。有一次，李世民看到春光明媚，鸟语花香，不觉雅性大发，命人去召阎立本速来。当时传话的人并没有直呼阎立本的职位（郎中），而只是传递：让那个画画的阎立本赶紧来。
阎立本听到后羞愧异常，但又不敢不来，一路小跑，汗流浃背，狼狈不堪。晚上回到家里，他疲惫不堪地叫来儿子，语重心长地教诲道：“我从小就发愤读书，又学习绘画技艺，做官后居然以画画闻名于天下。今天遭到这样的羞辱，是活该。我当初就不该学习画画。你一定要以你老爹我为鉴，千万别学这些不入流的东西。”
阎立本能有这样的人生感悟，当然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官本位”有直接关系，但同时也说明他是个理性十足而又能分清黑白的人。所以当他来到汴州，接到那群胥吏指控狄仁杰徇私枉法的控告书时，阎立本不动声色，而是把狄仁杰叫到面前，谈人生、谈理想。
一谈之下，阎立本断定面前这个年轻人绝不是那种唯利是图的小人。在经过详细调查和对狄仁杰所主持的行政事务进行勘查后，阎立本把控告书扔回给了那群胥吏。
这是狄仁杰初入官场遇到的第一位青天大老爷。阎立本回京后，极力推荐狄仁杰，说他品行高洁、才干卓越，应该给他安排更高一级的职务。
唐高宗李治当时正犯着神经性头痛，迷迷糊糊地听完阎立本的陈述，随口说道：“并州（今山西太原）都督府法曹参军（负责司法刑狱的长官助理）空着，让他去那里吧。”
我们很难作出正确判断，狄仁杰当时是否是抱着“愣头青”的智慧来做官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官场大佬们每每都是从“愣头青”开始的。身为低级官员，对官场大佬们没有任何威胁，在别人都唯唯诺诺或是浑浑噩噩时，突然有“愣头青”鹤立鸡群，必然会引起官场大佬们对自己年轻时候的回忆。由于在情感上可以接受，所以，正如阎立本看重狄仁杰一样，“愣头青”自然就会被提拔了。
对李唐王朝而言，并州是龙兴之地。义宁元年（617年），隋朝太原军政长官（太原留守）李渊宣布起义，如秋风扫落叶般攻陷隋朝政治中心长安，第二年称帝，建立李唐王朝。并州不仅有着荣誉地位，还是战略要地，它是北方突厥进入中原的重要门户。
唐朝初期，版图上重要的地方都设置比州高一级别的都督府，都督府的一把手是都督，但都由皇室成员遥领，实际处理具体事务的则是都督府长史（军政长官）。或者可以这样说，狄仁杰的职务虽然仍是一级长官助理，但与汴州州长助理相比，级别上已经高出两级。
对于一个明经科出身的人而言，在一年时间里猛跳两级，这是天大的幸运。
品行高洁的人往往具有如下特点：菩萨心肠、能推己及人。狄仁杰初到并州时就遇到一件别人的难事。当时的一位同僚要出远差，短时间内不能回来，但这位同僚有位老母，缠绵病榻。所以，这趟差事就成了此人的心病。
狄仁杰得知此事后，向军政长官请求代替这位孝子出差。唐代不如今天交通发达，出行方便，当时，很多官员都不喜欢出远差，因为长途跋涉，辛苦异常，不但没有油水，而且在路上或者是办事地点发生点什么事，家人一无所知。
军政长官蔺仁基被狄仁杰这一高风亮节感动得热泪盈眶，他突然想到，这种舍己为人的美德应该在自己身上体现出来才对。这么多年来，蔺仁基和他的参谋（都督府司马）始终闹着不愉快，双方的关系吃紧，稍不注意，就会同僚反目。蔺仁基反省这件事，认为自己的确从来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不由得对狄仁杰钦佩得五体投地，说：“狄兄弟的贤良，天下只有一人啊！”（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狄仁杰的人性美德为他赚足了声誉，他在并州十几年，并州的老百姓可能不知道一把手是谁，但人人都知道都督府中有位菩萨心肠的狄老爷。多年之后的明朝有人为还活着的大太监魏忠贤修建祠堂，这使痛恨魏忠贤的人大骂修建祠堂的人不要脸。但675年左右的并州，百姓们也为狄仁杰修建了祠堂，却没有任何人站出来指摘。这就是唯利是图和大公无私的区别。
做好本职工作
我们在责难官场权谋家时，必须注意一个事实，任何一个被视为官场权谋家的人都是才能卓越之辈。他们屹立多年而不倒，并不仅仅是靠谄媚得到上司的欢心。仅以唐朝的李林甫为例，在宰相位十几年，权倾天下。有人会说这人是靠着阴谋诡计而得到的这个职位。
其实，李林甫是个行政天才和理财能手，唐玄宗花钱如流水，如果没有李林甫的理财，大唐根本等不到安禄山起兵就会因贫困而亡。从这一点来看，权谋家大都有个最本能的特质：能把本职工作做得相当出色。狄仁杰也是如此。
上元二年（675年），狄仁杰调入中央最高司法审判机关担任科员，这是一个级别不高（从六品上）但权力却很大的职位。大理寺置丞六人，分别掌管该机关的日常事务，并负责审判断罪之事。
权力越大，责任就越重。675年对狄仁杰而言是一个吉祥年，他终于可以在中央一展拳脚。而对唐高宗来说，却是个遭殃年。
如果不是老天偏袒，唐高宗李治根本坐不上龙椅。他在唐太宗李世民十四个儿子里排行第九，在李世民嫡子中排行第三。李治的性格优柔寡断，智慧中下，皇位对他而言，是个绝望的位置。但是，李世民的太子李承乾生性放荡不羁，居然要提前坐龙椅，被李世民及时发觉而废掉。
李世民嫡子中排名第二的李泰野心勃勃，工于心计，冷酷无情，在李承乾被废后，他上蹿下跳，想要获得太子的宝座。李世民不能容忍第二个李承乾出现，于是把他赶出长安。可想而知，李世民是在无计可施之下选择了李治作为王朝的下一任领导。李治主政不久，就患上了剧烈的神经性头痛，严重时，双目难睁，头痛欲裂，生不如死。
万幸也是不幸的是，他有位精明干练的皇后武则天，只要他的头痛病发作，批阅奏折的权力就交给武则天。当时，宫中对这位能干的皇后敬畏十足，称这两口子为“二圣”。
本年，抱头痛叫的李治居然想把国政放手给武则天，这种在法理和传统上是绝对不被允许的授权受到决策层的强烈反对，李治这才作罢。可就在这件授权事件不久，他的太子李弘莫名其妙地死亡，死因极为可疑，一些人猜测是有着曼妙身姿和虎狼野心的武则天用毒药制造了这起谋杀。
宫廷里潜伏的血雨腥风，狄仁杰一点都没有感受到。他当时还没有到可以闻听宫廷之事的层次，况且他也不想闻听，因为他很忙。
唐朝的国家监狱设置在大理寺下，如果大理寺负责审案的官员偷懒，政治又不清明，那监狱里的人就会呵气成云，滴汗如雨。狄仁杰初到大理寺去视察监狱时，就发现这里俨然是闹市区，只不过人人都在笼子里而已。
狄仁杰急忙扭头回去看案卷，发现几年前的案件居然还没有被审理。这是繁重的工作，也是对狄仁杰的鼓励。狄仁杰几乎是奋不顾身，废寝忘食，仅用了一年时间，就把历年积压的旧案处理完毕，同时也没有影响任何新案的诉讼期限。据后来大理寺的报告中说，狄仁杰在一年之内审理了17000余人，没有一人上诉。
狄仁杰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勇气和责任可以创造奇迹。然而奇迹往往使人震惊，继而不信。
凤仪元年（676年），中央政府按惯例对政府官员进行考核（考课制度，每年一小考，三四年为一大考，共分九等），本年负责京官考核的是首席宰相（尚书左仆射）刘仁轨。
刘仁轨此人是被人忽略的民族英雄。五四运动学生领袖，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傅仁轨。有人问他原因，傅斯年激动地说，中国第一个能把日本兵团全歼的，迄今为止只有唐朝的刘仁轨。
傅斯年所说的全歼日本兵团事件在历史上称为“白村江海战”，发生在龙朔三年（663年）。当时，唐军用武力把百济当成殖民地，日本与百济有双边友好条约，所以日本出动海陆两军，想把唐军从百济领土上赶走。
唐朝远征军积极迎战，刘仁轨当时是远征军海军司令，就在白村江（锦江），他的部队与日本海军迎头相撞。刘仁轨当时手舞足蹈，说：“这真是天老爷让我这老头子发财致富啊！”经过四轮激战，日本海军四战四败，刘仁轨抓住战机，对鬼哭狼嚎的日本海军发动总攻，就此全歼日本海军。
如果我们大致浏览中日战争史，就可以理解傅斯年激动的原因。中国跟日本两千年来大规模的交战有五次。第一次就是白村江海战，中国全胜。第二次是元朝初年的忽必烈东征，结果惨败。第三次是明朝万历时期的抗倭援朝，双方打个平手，如果不是日本侵略军总司令丰臣秀吉暴死，那场战争的结果真不知会是什么样。第四次是清朝末年的甲午海战，清朝以绝对优势的硬实力完败，还赔了人家好多银子。最后一次则是20世纪的八年抗战，虽最终胜利，但损失惨重。
只有唐朝让日本吃了一次大亏，白村江海战之后，日本派遣大量遣唐使来中国，学习唐朝的现代化。而刘仁轨功不可没，必须彪炳史册。
不过，战功上的光芒万丈并不能掩盖刘仁轨在见识上的缺陷。当大理寺把狄仁杰的建议考核标准拿到他面前时，刘仁轨只看了看名字，发现是新官，想都不想，就把建议考核上“中上等”（第四等）给否了。
这一轻率的态度立即引来大理寺一把手（大理寺卿）张文瓘的质疑，张文瓘也是个有强烈责任心的人，初到大理寺时，不到十天，就把多年堆积下来的四百多件疑案审理清楚。所以他和狄仁杰是同道中人，狄仁杰受到不公正待遇，就等于他也间接地受到了。
他问刘仁轨：“您是拿什么标准考核狄仁杰的呢？”
刘仁轨没有标准，只凭多年官场见闻的直觉，他回答：“这小子是新来的吧，你们大理寺怎么把新来的人平定为中上，他开天辟地了不成？”
张文瓘回答：“狄仁杰是刚来不满一年，但经他手审理的案件人数已经超过17000人，而且没有一人喊冤，您说该不该给这样的人好的考评？”
刘仁轨大吃一惊，他想不到官场中还有这样勤奋工作的官员，急忙将狄仁杰的考核成级改成“上下等”（第三等）。
考级成绩对狄仁杰显然是一种鼓励，自此后，他认为自己就是正义的化身，是老天派下来担当重任的使者。他的心性正直，光明磊落，在还不算太昏暗的唐高宗时期的官场受到了一致好评。也正是他的这种性格，使他遇到与其价值观相悖的事情时，往往会把法律看得至高无上，冷酷无情地来维护法律的尊严。
摸透领导，大张旗鼓地维护法律
法律的尊严至少应该表现在两方面：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应该不偏不倚，不重不轻，不能因人的意志而改变。不过，这要看领导是什么样的人，如果领导昏聩，法律只是随他个人喜好而修改的食堂注意事项，那就没有必要去维护。狄仁杰维护法律的出发点，可能在于，唐高宗是个清明的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