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汇率制度尴尬的现状人民币汇率制度随着国际国内的经济环境变化，曾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最终才演变到今天这种模式。在改革开放前，人民币汇率保持高度稳定，人民币汇率不仅与市场供求无关，与对外贸易的调节作用也无关，仅仅作为一种计划手段和记账单位而已，由官方任意确定。改革开放以后，则是实行了相当长时间的汇率双轨制，直到1994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才实现了重大改革，包括结束汇率双轨制、实现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等。然而这一改革在现实操作中，并不那么彻底。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才实现了真正的“有管理的浮动”。当然即便如此，“管理有余，浮动不足”的局面依然没有得到彻底改变。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实际的改革距离纸面上的改革总是有着相当的距离。
汇率制度如何选择，其决定因素是多方面的。从经济结构特征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国家具有以下特点——较小的经济规模，更大开放度，低通胀，外部贸易条件稳定，贸易集中度高——那么，这个国家将更适合固定或盯住汇率制度；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固定汇率制度，既能通过稳定汇率促进贸易的发展，又不会因汇率缺乏弹性引致大规模的异常资本流动而给国内的货币市场带来严重干扰；而如果这个国家不符合前述条件，则适合采取浮动汇率制度。从前面的标准来看，中国的情况似乎更适合采取浮动汇率制度。即便从政策配合的角度来看，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也不可能为了真正的固定汇率制度而放弃货币主权，而且中国与任何一个货币区的贸易都不占绝对多数，因而实行盯住的汇率机制也是不适宜的。
遗憾的是，中国的特殊经济现状，往往使得从不同的决定因素出发所得出的结论是相互矛盾的。从政府信誉角度出发，如果政府货币当局信誉较高，货币政策稳定而透明，在经济变化中实际的经济冲击而非货币冲击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是较为适宜的；反之，则适宜采取固定的汇率机制。这就是说，货币政策越是不稳定不透明，越是不可预测，其汇率机制就越应该“固定”。由于中国目前在法制建设、市场成熟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中国又似乎更适合采取固定或盯住的汇率制度。而中国目前的政策选择表明，支持浮动汇率制度的经济因素被放在次要位置考虑，人民币汇率制度仍然是近似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
二、复杂的前景既然人民币的汇率制度选择主要考虑了货币政策因素而没有充分考虑经济因素，就必然带来相应的缺陷。
中国的经济规模目前已经位居世界第三，但市场开放程度尤其是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依然不足，平均的实际通货膨胀率仍然较高，外部贸易条件起伏较大，而且贸易集中度并不高。中国采取近似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但由于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根本不可能获得足够的美元供应，在汇率管制相对放松并且汇率形成机制逐渐走向市场化的趋势下，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中国就不得不全力囤积美元，一美分也不放过。
这也正是美元资产占到中国目前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的主要原因之一。
最近中国扩大美国国债购买，引发了国内舆论的批评，而实际上，这是无奈之下的明智之举，而稳定人民币汇率也是背后考虑之一。
由于金融市场的开放不足，汇率不能充分发挥其经济杠杆的作用，带来的后果就是贸易不平衡的持续扩大，在目前的情况下就是贸易盈余的巨额积累，带来贸易摩擦。政府对外汇市场的持续干预，又产生了多余的人民币流动性，对国内本就较高的通货膨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最大的贸易盈余来源，但中国对美贸易量在整个中国对外贸易总量上并不占到绝对优势，也就是说，盯紧美元的汇率政策对整体贸易的促进作用非常有限。外部贸易条件的起伏，也使得汇率的经济杠杆作用变得尤为关键，遗憾的是，由于采取盯紧美元的汇率政策，中国并不能对其作出适合自身经济状况的调整，而只能紧随美国的步伐“起舞”。而中国的经济情况与美国有着天壤之别，这种局面也就具有了某种意义上的荒谬性。从更深的经济层次来看，人民汇率制度中的“僵化性”，直接带来的就是国内资源配置的扭曲以及经济效率的低下，最终带来的是巨额的财富损失。
当然，以上所说的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所存在的缺陷，货币管理当局也是十分清楚的。尽管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出于金融体系稳定的考虑，根本性改革一直延宕，但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仍然是长期的既定目标。我们回顾中国的汇率制度变迁可以发现，跟整体的经济改革一样，汇率制度的改革也是一个政治性因素淡出，市场性的因素增强的过程。从20世纪80年代的双轨制，到价格“闯关”，都说明了历史性的积累性因素不会凭空消失，而只会在市场化的过程中集中得到释放。中国汇率制度的改革，同样也是如此。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之所以一直处于滞后状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金融体系改革本身的敏感性和复杂性。随着当前汇率制度所带来的负面效果的积累，对其进行改革的压力也会日益增强。市场化改革必然是要进行的，长期冻结在金融体系内的历史积累风险也是必然要释放的。改革的成本无疑将会非常高昂，问题是：谁来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