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宁要通胀，不要通缩前面已经提到，在信用货币时代，通货膨胀是惯常的，而通货紧缩只是偶尔发生的暂时现象。这一论断无论从逻辑上还是历史数据上都有充分的论据支持。毫无疑问的是，无论是通胀还是通缩，都是经济失衡的表现，超过一定限度，都会给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重大损害。但是各国政府似乎都对通货紧缩的容忍力更低，即便是相当温和的通货紧缩，政府也会全力动用各种措施“除之而后快”；而对于温和的通胀，政府往往会把它当成经济健康的标志，听之任之。这里面有着深刻的原因。
我们知道货币的诞生是人类文明的一次跃进。自从货币诞生以后，交易成本大大降低，贸易也因此而繁荣起来，贸易的繁荣又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使得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经济因此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总而言之，货币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推动作用。然而在实物货币时代，许多地方却存在无法取得足够量货币的问题。即便是在采取金银货币的近代，金银的大量外流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而言都是非常致命的打击。所以重商主义学说特别强调要防止金银的外流。在那时，即便是一个健康、正常的国家，如果突然发生金银短缺，其经济也会遭受重创——物价的普遍下跌等于是向整个生产体系发出错误的信号，会大大降低人们的生产意愿，从而导致生产萎缩、社会资源严重利用不足。即便是在现代，一旦发生通货紧缩，由于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会造成企业盈利大幅减少，生产动力不足，机器设备大规模闲置，同时也将导致大面积的失业。这对一个经济体而言，是沉重的打击。通货紧缩，还变相抬高了融资成本，使得企业融资极其困难，这对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严重的制约。所以通货紧缩的危害也是非常严重的，其程度并不亚于一定烈度的通货膨胀。经济体中有足够的货币流通，对于经济的稳定运行和健康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到了信用货币时代，中央银行几乎获得了无限的货币供应能力，于是除了经济急剧滑坡这种从繁荣到衰退的转折期外，通货紧缩现象几乎看不到了。即便如此，由于政策难免存在时滞，因此我们并不能忽视短期的货币短缺或者说通货紧缩对经济的健康运行所造成的损害。
通货膨胀成为一种惯常现象，其原因前面已经说过。事实上在信用货币时代，掌握印钞权的政府自身就是通货膨胀形成的一大重要推动因素。我们知道，政府本身是不能创造任何财富的，而政府部门的日常运作需要耗费大量的金钱，庞大的公务员队伍的工资和福利就是一笔相当巨大的开支。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税收，然而量入为出、保持财政平衡是一种相当高的标准。不论东方西方，各国政府都似乎更倾向于维持寅吃卯粮的赤字政策。通货膨胀对政府而言相当于一种额外的税收收入，可以大大减轻赤字压力，豁免其部分债务，所以政府首先是通货膨胀的第一个受益者。此外，为了防止通货紧缩，配合经济发展，政府一般总是倾向于“宁滥勿缺”地供给货币，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特别是对外汇市场的干预，通常也会大量产生“货币盈余”。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通货膨胀的推动因素。更重要的是，几乎每一个经济体系中都存在着难以摆脱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因素。各个经济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的天然差异，以及对特定社会阶层和人群支付超出其贡献水平的福利，都是不可避免的情况。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总是倾向于快于实际财富的增长。所以，通货膨胀，几乎成了每一个经济体不可摆脱的宿命。尤其是到了信用货币时代，不再存在货币供应的困难，又为通货膨胀的发展扫除了最后一道障碍。除非是演变到足以令人们拒绝接受纸币而改用以物换物的方式进行商品交易的超级通货膨胀，否则，通货膨胀就总是能够获得继续产生的能量。
二、大格局下的理性对策如果把社会经济的发展看成是滚滚奔流的长江，通货膨胀无疑就是那滔滔江水，两者密不可分，浑然一体。而通货紧缩，就像是点缀于波涛之上的点点浪花，短暂存在，微不足道。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内在力决定了这一大格局，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意志而改变。当年美国总统里根当选时，曾经把治理高通胀作为重要的目标之一。以里根的观念之保守，八年下来，其实际成效仍然是非常有限的。通货膨胀率虽然有所降低，但仍然高企；而他所誓言的对社会福利体系的改革，也基本上无果而终。无论是治理短期的通胀还是遏制长期的通货膨胀因素，他取得的成效都相当轻微。虽然现在里根被称为美国的伟大总统，但他对美国经济的实际影响和改变，同样是非常有限的。
既然长期的通货膨胀是我们必然要面对的，那么我们的着眼点就应该放在如何使通货膨胀以温和的可控的步伐行进，而防止那些严重损害经济发展甚至导致经济崩溃的剧烈通胀发生。至于通货紧缩，我们不必太介意。政府总是有能力而且有充分的意愿去干预解决它，因此它不会持续太久，也不会发展到太严重的地步。在萧条期遭遇通货紧缩时，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技术的进步、管理的创新、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挖掘。
因为如果我们不能使经济恢复健康的发展，重新为经济注入活力，那么通货紧缩的后面，必然紧接着就是严重的滞胀——经济停滞状况下的通货膨胀。这才是真正的经济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