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伎重演上海惊现“一·二八”
同心御侮华军浴血上海滩
日本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发动的“九一八”事变，赢得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从而促成日本的政治结构发生激变，少壮派军官从此实际上掌控了日本政局的发展方向。为了尽快完成“满洲国”的独立大业，而又不使国际社会过于集中注意力观察其粗劣炮制一个傀儡政权的伎俩，关东军特别想在上海制造事端，以转移国际社会的视线。
这时，日本海军对于陆军顺利地攻占中国东北，赢得大笔的军费以及全国的民意拥戴，相当羡慕，甚至可以说是嫉妒。他们也希望能够找机会表现一下，以扳回一些颜面与利益。因此，海军对于在上海发扬皇军神威特别感兴趣。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中国主要都会及地区的学生与工人阶层中，都发动了极强的反日运动。最令日本感到头疼的，就是抵制日货的民间活动。在“九一八”事变的三个月后，日本输往中国的产品减少了近六成，使得日本经济陷入更大的危机之中；中国人民对于在中国境内耀武扬威的日本人，也都表示出极大的愤慨与敌视。所以，要想在国际大都会上海制造出点麻烦，是件非常容易的事。
日本侵犯上海，也和进攻东北一样，事前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和周密的准备。1932年1月5日，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之一板垣征四郎上校，从中国东北飞回东京，向裕仁天皇和日军参谋部报告侵占东北的情况，随后参与制订在上海发动战争的计划，并从东京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陆军辅助武官田中隆吉少校发了如下电报：“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
田中隆吉在接到板垣征四郎的电报后，立即与日本特务川岛芳子（本名金璧辉）密谋，决定借反日情绪较强的上海三友实业社之手，杀死日莲宗和尚，制造事端，引发中日冲突。
1932年1月18日下午，在川岛芳子的指使下，上海江湾路妙发寺日本日莲宗和尚天崎启升、水上秀雄等5人，来到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总厂外，观看厂内工人义勇军操练，并故意向义勇军投掷石子挑衅，引起冲突，发生“互殴”，事后日方声称有一名受伤和尚死于日本医院。
田中等人借机竭力扩大事态。1月20日晨，他指使日本宪兵上尉重藤千春指挥上海的“日本青年同志会”暴徒32人，袭击三友实业社，焚烧三友毛巾厂，砍伤用电话报警的守卫巡捕。接着又与急忙赶来的公共租界华籍巡捕发生冲突，戮伤巡捕3人。
当天下午，田中隆吉煽动上海日侨集会，并向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及海军陆战队请愿，“吁请帝国陆、海军立即增兵，并要求驻上海的帝国官府（总领事及海军陆战队）采取强硬手段。”会后沿街挑衅，捣毁中国商店，殴打行人。
日本暴徒的挑衅，激起了上海全市工人和市民的极大愤怒。1月20日下午，上海各抗日团体纷纷发表抗日宣言，要求逮捕凶手，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21日，上海各大报纸均登载了日人放火烧毁三友毛巾厂的新闻报道。
日本暴徒滋事以后，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竟于21日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书面抗议，并提出四项无理要求：一、市长向总领事道歉；二、逮捕处罚凶手；三、赔偿医疗费用及抚慰金；四、取缔排日活动，解散上海抗日救国会及各种抗日团体。1月22日，日本第1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也发表声明，借口《民国日报》在报道20日日人暴行时，有“日浪人藉陆战队掩护”等语，要求中国方面反省（由此，《民国日报》于1月28日被公共租界工部局封闭停刊）。并声言，如不接受日方要求，将采取适当手段，以“保护帝国权益”。同时，虹口一带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举行武装示威，并派飞机在三友实业社上空盘旋；虹口公园附近的日军和北四川路一带的日本浪人，更是身藏武器，到处乱窜，随时准备挑起事端。
随着上海局势的日益紧张，日本海军大量向上海增兵。日本海军除“九一八”事变后陆续驶抵上海的军舰外，于1月21日从吴港派出巡洋舰“大井”号和第15驱逐队（驱逐舰4艘）运载第1特别海军陆战队450余人和大批军火，于23日抵达上海。24日，停泊于旅顺港的“能登吕”号特务舰也驶抵上海。28日，又从日本国内急调第1鱼雷战队（旗舰“夕张”号巡洋舰率第22、第23、第30驱逐队，共有驱逐舰12艘），运载第2特别海军陆战队460余人抵沪。至此，日军在上海集结了军舰23艘，飞机40余架，海军陆战队1830余人及武装日侨三四千人，分布在日租界和黄浦江上。
随着日军增援部队的到达，日方态度更加强硬，并为挑起事变制造新的借口。1月24日，日本特务机关派人放火焚烧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住宅，诬称是中国人所为。1月27日，村井仓松向上海市长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限于28日18时以前，给予所提四项要求以满意答复，否则日方将采取必要的手段。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挑衅，国民党政府授意上海市政府对日退让，以求通过妥协来息事宁人。上海市政府秉承国民党政府的旨意，执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处处迁就日本的无理要求。市政府立即命令市公安局限期缉拿凶手归案。1月27日，上海市长吴铁城令市公安局取消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但村井仓松坚持非下令将凡是有抗日字样的各种团体一律解散不可。上海市政府经电呈国民党中央当局请示后，于1月28日13时45分，在《为日僧被殴事件复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函》中，全盘接受了日本的四项无理要求。
28日20时30分，日本第1遣外舰司令官盐泽幸一又发出新的通牒，这其实是开战前的信号：“目下上海租界内外人心动摇，形势不稳，时刻恶化，工部局已宣布戒严，而各国军队亦已严密戒备。帝国海（军）鉴于多数邦人居闸北一带，为维持治安计，款（欲）以兵力配备该处，以负保安责。本司令希望中国方面应将闸北方面所有中国军队及其敌对设施从速撤退。”在尚未得到中国方面答复前，日本驻上海海军陆战队于1月28日23时30分，按预定作战计划，向闸北中国驻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就这样，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的“一·二八”事变，在日军不宣而战的情况下爆发了。
当时驻防在淞沪地区的中国军队，是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统率的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这是国民党军队中有爱国思想的一支部队，它的前身是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0师（1925年，师长陈铭枢）、国民革命军第11军（1926年，军长陈铭枢），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北伐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战功。1930年成立第19路军，时总指挥蒋光鼐，师长蔡廷锴、戴戟，但实际上仍受陈铭枢节制。1930年12月，蒋介石发动“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反共内战，第19路军被调至江西“剿共”前线。在全国人民抗日爱国运动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正义号召的推动下，第19路军全体官兵3万余人，曾在江西赣州前线集体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1931年10月，由于陈铭枢促进了国民党内部的宁粤妥协，被任命为沪卫戍司令官，第19路军亦由江西赣州“剿共”前线调戍京沪地区，蒋光鼐任总指挥，蔡廷锴任军长，戴戟任淞沪警备司令。
第19路军因不是中央嫡系部队而备受排挤，从“九一八”起，官兵连军饷都领不到。“一·二八”事变爆发前两个星期，从日人的疯狂挑衅和日本海军源源增兵上海等活动中，判断出日军对上海发动武装进攻不可避免，开始主动、积极地进行战备。
1月23日，第19路军召开驻上海部队营长以上干部紧急军事会议。会上，蔡廷锴首先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说：“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商店被其捣毁，人民被其侮辱，并加派兵船及飞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所以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但死也要有死的方法，所以今天召集大家来研究……兄弟只有决死的心肠，愿意同大家同生同死！”接着，戴戟叙述了最近日人挑衅的情况，表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我辈只有尽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一决死战。”蒋光鼐指出：“十九路军是很负名誉的军队，现恰驻扎在上海，此时真是十九路军生死存亡的关头，也可说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到这种时期，我们军人只有根据着自己的人格、责任、职守、声誉，来死力抵抗了！”会议决定死守上海，并确定了防御部署以及一切必要的应变措施。
当日下午7时，第19路军总指挥部向所属各部发出密令：
（一）根据日方现派大批舰队来沪，有向我政府威逼取缔爱国运动并有自由行动之企图。
（二）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戒备，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
（三）第78师第156旅担任京沪铁道以北至吴淞宝山之线，扼要占领阵地；第155旅担任京沪铁道线（包括铁道）以南至虹桥、漕河泾之线，（南市龙华之团即在原地）扼要占领阵地。
吴淞要塞司令率原有部队固守该要塞，并切与附近要塞之友军确取联络。
铁道炮队及北站之宪兵营，归第78师第6团团长张君嵩指挥。
丹阳第60师之黄茂权团，限于24日开至南翔附近待命外，其余沈光汉师、毛维寿师为总预备队，在原地候命。各区警察及保卫团受各该地军队高级指挥官指挥。
（四）总指挥部军部移驻真如，警备司令部仍暂驻龙华。
1月24日，蔡廷锴等到达苏州，又召集驻苏州部队高级将领在花园饭店举行紧急会议。与会驻军将领也一致表示要团结抗日。
两次会议以后，第19路军各部基本完成了部队部署的调整：第78师担负淞沪地区防御任务，第60师第1团（即黄茂权团）调南翔待命，其余各团（位无锡、苏州、常州地区）和第61师（位南京、镇江地区）为总预备队。第19路军司令部位于真如车站。淞沪地区阵地编成为：南市、龙华、虹桥、北新泾、真如、闸北、江湾、吴淞、宝山之线为第一抵抗线；预定七宝、南翔、嘉定、浏河为第二抵抗线。
1月23日，蔡廷锴电呈国民党政府：“据报：日本海军及陆战队强迫我接受不能忍受之条件，并闻将取断然处置。职等为国家人格计，如该寇来犯，决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牺牲全军，亦非所顾！”向国民党当局表明了第19路军抗战的决心。同时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联名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同志书》：
日本帝国主义的兽行鬼态，在我面前已尽量暴露，夺我东三省，占我锦州，袭我热河，扰乱我平津、汉口、广州、福州，最近更在上海派来炮舰多只，封锁我海口，震动我京畿，杀人放火，烧我三友实业社，杀我警察，四顾神州，版图变色，皇皇五千余年之华胄，将沦为奴隶牛马万劫不复之惨境，而[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不自救，谁能救我！？……此次为振醒世界之视听，复活我们受辱的伟大民族之魂魄，保种保国，以死以生，自最高级官长以至伙夫，要须具有十二万分最后之决心与平素革命之勇气，不抵抗无以为人，不抵抗无以救国。认清楚此次与暴日拼命，迥非寻常之作战可比，意义丰富，价值无上。抛掷一头颅，即保障世界一分和平；挥洒一点血，即挽回一分国运……我们负京沪淞沪守土之责，决不叫仇日来损我们一草一木！决定死守！……我们不要感觉我们物质敌不过人，我们要以伟大牺牲的精神来战胜一切，我们必定能操胜算，我们必定能救中国。
嗣后，蒋、蔡、戴又联名发表《告淞沪民众书》，决心“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本总指挥、军长、司令愿与我亲爱的淞沪同胞，携手努力，维持必要之治安，作最后有秩序之决斗。绝不使日兵在中国土地及淞沪万国俱瞻的范围，扰及我安居，损及我一草一木。否则，军人殉国本分内事，此物此志，可以昭世界而信神明”。同时提出了军民合作共同抗日的七项措施。
这样，第19路军基本上完成了抵御日军进攻的思想准备和作战部署。
而此时，国民党政府唯恐第19路军与日军冲突，急忙加以阻挠。1月24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张静江劝说第19路军军长蔡廷锴。蔡廷锴当即予以严正拒绝：“上海是我国领土，第十九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决定迎头痛击。”
国民党政府为将第19路军撤离上海，以宪兵团接替其防务。27日晚，何应钦、朱培德又3次急电第19路军：“着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碍国防大计。”宪兵司令谷正伦接奉电令后，立即派宪兵第6团于1月28日赶到上海闸北接替第19路军第78师翁照垣旅之防务，但未待防务交接完毕，日军即于当晚发动事变。
1932年1月28日23时30分，日本海军上海陆战队在指挥官鲛岛上校指挥下，以20余辆装甲车为前导，在炮兵支援下，向闸北宝山路、虬江路、广东路、宝兴路、横浜路、天通庵路、青云路等各路口中国守军阵地进攻。防守闸北的第19路军第78师第156旅，依照总部23日下达的密令第二项之规定，当即奋起还击，前来接防的宪兵第6团一部亦奋起抵抗，双方展开激烈巷战。
第19路军总部在接到关于日军发动进攻的报告后，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星夜赶至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依照原定部署，命令后方部队迅速向上海推进。29日1时，蒋、蔡、戴联名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
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极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竞于俭（二十八日）夜十二时在上海闸北公然侵我防线，向我挑衅。光鼐等分属军人，唯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土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决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心此志，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