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〇五年立宪运动渐入高潮，到一九一一年十月辛亥革命，这中间有约六年时间，这是“中国向何处去”大变局中的关键时期。当时存在开明专制、君主立宪和排满革命三种前景。有人说发生在上世纪初的清末新政，做成的改革事业比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多得多（萧功秦：《从清末改革想到当代改革》《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但为什么中国既没有走上开明专制的道路，也没有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而最终走上不断革命的道路？这是因为在清政府、立宪派和革命党三种力量的大博弈中，前两者犯下了致命的错误，才造就了辛亥革命的成功。
就清政府而言，其最佳选择应是开明专制。一方面继续世纪初开启的“自上而下”改革事业，缓和人民的矛盾；一方面还可以保持皇室利益。然而，慈禧心狠手辣有余，而政治大气不足，她明知道光绪如果死去，清室朝廷后继乏人，必然会陷入危机，但还是千方百计要光绪死在自己前面。这是一步死棋，为清室覆灭打下基础。但当时清朝的国家机器还是强大的，如果摄政王载沣继续依靠张之洞、袁世凯这样的重臣，加快按《立宪预备事宜年表》有序推进改革，也不至于失控。但载沣却反其道行之，一方面想夺回汉族重臣之权，贬杀他们；另一方面又不能团结立宪派，在一九一〇年“国会请院同志会”发起三次请开国会的运动时，虽同意将立宪期限由九年改为六年，但下令解散“同志会”，从而形成僵局，造成政府和立宪派“双输”的局面，也把一部分改革派推向革命派。
就立宪派而言，从思想理论上和组织上都缺乏成熟的准备是造成立宪运动失败的原因。应当说，从思想理论上、梁启超见识的深度和广度要比杨度强，但在政治社会活动方面杨度要优于梁氏。如果两人能够联合组党成功，各用其所长，也许立宪派的作用就大不一样了。从思想理论上，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中曾论证过：中国今日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之理由，而“凡因习惯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安，因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危”；中国今日尚未能行君主立宪制之理由；中国今日当以开明专制为立宪制之预备。但后来《预备立宪诏》发布，梁启超又很快转变支持杨度直接请开国会的策略，这也符合梁启超与时俱进的一贯特点。但这样一来，改革策略就由“自上而下”的改革，转变成“自下而上”的改革。而这样的改革，正如梁启超论证过的，是不具备成功条件的。
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因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危”的论断。中国也就进入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不断革命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