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倒霉的是东京附近的农民。这些农民兄弟希冀着在天子脚下可以过上太平日子，但是他们哪里知道，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眼见就要到了收获的季节，突然来了一帮“强盗”、自称是官军的“强盗”，这些人不由分说，拿了地契就走。百姓们只有哭的份儿了！当时东京城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打破筒（指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
除了霸占土地，“六贼”还想方设法，巧立名目，增税加赋，搜刮民财。
徽宗时连茶笼、盐袋也要到国家指定地点购买，商人们除了要交纳通常的过境税和营业税等，还要交纳“头子钱”、“秤提钱”、“市例钱”等等。不仅如此，这些人还征收所谓“经制钱”，就是“取量添酒钱及增一分税钱，头子、卖契等钱，敛之于细，而积之甚众”。苛捐杂税，积累了大量财富，也积累了大量矛盾。
这些蛀虫们臭味相投，组成一个以蔡京为首的奸臣集团，蔡京、王黼先后任首相或太师、太傅，依靠宦官童贯、梁师成，以朱、李彦为爪牙，控制着整个朝政，哄着昏君宋徽宗，他们还在朝野上下分置党羽。他们打着绍述神宗改革的幌子，党同伐异。先后把文彦博、司马光等一百二十人，称为元奸党、元符奸党。这些人以赞成蔡京与否，被分为“正等”和“邪等”，蔡京的党羽都被列为“正等”，共四十一人，纷纷升官重用；剩下的人，全部列入“邪等”进行清洗，这些所谓的“邪等”都分别受到贬逐或降、免官职的处分。蔡京等“六贼”将司马光设为“首恶”，被牵连的一共三百零九人，这些人被作为重点“清洗”的对象。一时间，汴梁城中邪云密布，大小官员个个自危。几个厚颜无耻的小人，在宋徽宗的庇佑下，把宋朝搞得天怒人怨，臭气熏天，极大地动摇了立国根基。
其时距金朝灭宋的“靖康之难”不到五年时间。
北宋和金于1120年订立了“海上之盟”，双方约定宋金分兵两路，宋兵进攻燕京地区，金兵袭击辽的中都，待到辽灭亡后，燕云十六州全划入北宋版图，宋则将原来向辽交纳的银、绢“岁币”如数转给金。宋徽宗太想得到燕云十六州了，而金同意与宋结盟击辽更是给徽宗打了一针强心剂。燕云十六州，这个长期困扰北宋皇帝的梦魇就要在此时醒来了！在巨大利益面前，宋徽宗没有正确看待自己的实力。事实证明宋军的实力着实令人大跌眼镜！
徽宗还是派最为信任的童贯作为战役总指挥。此时的辽已经处于灭亡的前夕，辽军的战斗能力已大不如前。面对这样的辽国军队，宋军还是不堪一击，接连败于辽的残兵败将之手。宋兵一路之上，死伤不计其数。相反，金兵这一路倒是一路凯歌，辽兵遇到金兵就像宋兵遇到辽兵一样不堪一击。最后，童贯密遣使者到金营，要求金军攻打燕京。十二月，金太祖亲自领兵一举攻下燕京。但是，想从别人的手里拿到东西是要付出代价的。金太祖这时提出了条件，燕京交给宋朝可以，但是宋朝必需将燕京租税一百万贯献给金朝。徽宗全部应允照办。这样按照当初的约定宋朝每年除了要向金贡献原来献辽的“岁币”五十万外，又增加一百万，称“燕京代租钱”。忙活了半天，这燕云十六州还是从别人手里租的。1123年四月，金兵准备撤走，临走时，金兵在燕京城内大肆抢掠财物，又把城内男女掳去作奴隶。消息传到东京，东京城里哗然。
燕京被劫掠一空，“城市丘墟，狐狸穴处”。徽宗得到的只是这样一座残破不堪的空城！攻燕之战把宋朝的腐朽虚弱，宋朝君臣的随性轻浮，暴露无遗。金太祖更是看在眼里，他已经把这个对手摸得透透的了。南下灭宋早在他的计划之中。徽宗等人是根本察觉不到这一点的。他们还陶醉在“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胜利”之中。不管这燕云十六州是不是租来的，但毕竟暂时属于我大宋朝，太祖以来的梦想终于“实现”了！难道这还不值得庆贺么！坐在汴梁城里的徽宗称这是“不世之功”，下令汴梁城各家各户张灯结彩，大肆庆贺。百姓们风闻到一些内幕，对徽宗的做法十分不理解，但是没有办法，皇命难违。不光百姓们颇有微词，就连很多官员对于这样的“胜利”都很莫名其妙，上朝还都要装出一副过年一样的欣喜面庞。童贯、王黼呈上“复燕奏”，把一系列败仗说成是胜仗，还吹嘘“凯旋还师”。童贯、王黼等人都加官进爵。
而朝廷百官也纷纷上表祝贺，又立“复燕云碑”记功。
不仅如此，汴梁城内的百官仍然在相互倾轧，甚至因此事愈演愈烈。王黼以“复燕功”自居，并且在朝中横行霸道，权势熏天。他与太子赵桓不和，阴谋策划立郓王赵楷作太子。右相李邦彦和蔡攸勾结，排斥王黼。御史中丞何栗弹劾王黼“奸邪专横”，王黼最后也败于党争，被罢免宰相。朱力劝徽宗再用蔡京。此时的蔡京年已八十，让这样一个眼神不好，连写字都困难的老人当太师、总领政事真是非常有创意。实际上，所有政务都由蔡京的儿子蔡把持。徽宗任命白时中、李邦彦为相（太宰、少宰），而这两个人根本就是摆设，他们一切奉行蔡京父子的意思行事。1125年四月，童贯、蔡攸又联合白时中、李邦彦等排斥蔡。蔡京再度被免官，童贯封郡王，蔡攸加太保。官员的变更比戏台上还快！汴梁城里真是乱得一塌糊涂，根本没人考虑北方还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自己，北宋王朝在党争中，削弱了自己，坐以待毙。
女真灭辽剑南指，拱卫东京辨奸忠
金太祖在公元1123年病死，其弟吴乞买（完颜晟）即位，即金太宗。金太宗秉承其兄“先灭辽，再图宋”的方针，于公元1125年二月，在应州（今山西应县）俘获辽天祚帝。金太宗在灭辽之后，兵不卸甲，马不停蹄，就把进攻的目标锁定了大宋。此时的徽宗皇帝一点准备都没有，他以为，向金交了“保护费”以后就万事大吉了，两国可以和平共处，自己还能做大宋朝的皇帝。可是他想得太好了，艺术家的理想主义情怀让他失去了仅有的政治理性。公元1125年十月，金太宗开始大规模南侵，金军分为两路，一路由完颜宗翰（粘罕）率领，直取太原，另一路由完颜宗望率领，进取燕京。两路金兵约定在宋朝的帝都东京汴梁会合。
完颜宗翰向太原进军，留守太原的童贯大将军不敢应战，从太原落荒而逃回到东京汴梁，金兵直抵太原城下。完颜宗望军到达燕京时，更是没有受到什么抵抗，宋守将郭药师缴械投降，而且还做了金兵的向导。宗望部挥师南下，势如破竹，直向东京进军。汴梁危矣，大宋危矣。
敌军的逼近一日千里，坐在汴梁城里的徽宗皇帝似乎可以听见金兵的马蹄声。此时的徽宗慌了，他清楚现在的处境，他预感到自己要完蛋了。这时，臣下宇文虚中建议徽宗下“罪己诏”，承认以往过失，多少还能挽回来点人心，并号召各地方驻军入援京师，勤王护驾。罪己诏说：“多作无益，侈靡成风。
利源酤榷已尽，而牟利者尚肆诛求。诸军衣粮不时，而冗食者坐享富贵”，“追惟己愆，悔之何及”，又说：“望四海勤王之师，宣三边御敌之略”。“岂无四方忠义之人，来徇国家一日之急。”诏书下后，又召防御西夏的熙河经略使姚古、秦凤经略使种师中领兵入援京师。
汴梁百姓更是乱作一团，他们利用道听途说来的消息，传达金兵现在的进程。有钱人家挖地窖的挖地窖，转移财产的转移财产，有的干脆就逃离汴梁城。穷人们没地方逃，也没什么可逃的，只有坐等汴梁城里“变天”。
徽宗的“罪己诏”发出没有多久，徽宗皇帝就受到金兵侵入定州的消息。
此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一样，因为中山府距离帝都东京汴梁只有十余日的路程，杀到汴梁城下对于擅长骑兵作战的金兵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徽宗慌了，命令“皇太子为开封牧”，奉命监国，自己则想要弃汴梁南逃。皇帝都要跑了，百姓们更是觉得大宋朝真的要出大事了。给事中吴敏去见徽宗，竭力反对徽宗逃跑，主张任用太常少卿李纲固守汴梁。
李纲，字伯纪，邵武（今福建省）人，进士出身，做过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太常少卿。金兵来袭，李纲提出对敌的“御戎五策”，并刺破臂膀写血书给徽宗皇帝，要徽宗退位，理由就是：“皇太子监国，典礼之常也。今大敌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间，犹守常礼可乎？名分不正而当大权，何以号召天下，期成功于万一哉？若假皇太子以位号，使为陛下守宗社，收将士心，以死扞敌，天下可保”。意思就是说皇太子监国是可以的，但此时乃是非常时刻，不能按照常理而论，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只有太子登基称帝才能号召天下兵马保全赵宋天下。徽宗没有办法，只好答应禅位太子，“皇太子可即皇帝位，予以教主道君退处龙德宫。”徽宗就这样灰溜溜地把皇帝的位置给了自己的儿子，因为他面对外敌入侵毫无办法，赵佶认为，现在只要自己能够保全性命就行，皇帝不皇帝的根本不重要，更何况自己也是一国的太上皇，活一天赚一天吧！赵佶的禅位之举的确显现出这个皇帝的自私自利，大难临头只知道把责任推给别人，这样的君主不亡国才怪！
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二十五岁的皇太子赵桓即皇帝位，就是宋钦宗，改次年年号为靖康。靖康之意，就是希望国家安定大吉，徽宗退位。宋钦宗赵桓是徽宗的长子，钦宗此时即位也是硬着头皮强撑的，史载当时的情况是：“徽宗诏皇太子嗣位，自称曰道君皇帝，趣太子入禁中，被以御服。泣涕固辞，因得疾。又固辞，不许。辛酉，即皇帝位”。赵桓与其父一样，优柔寡断，反复无常，对政治问题缺乏判断力。这使得这次禅位闹剧根本就是换汤不换药，赵桓这副药根本治不了赵宋王朝的病。
在李纲等人的坚决要求下，宋钦宗下诏“亲征”。宋徽宗一行却脚底抹油，往江南方向逃窜。徽宗禅位意味着蔡京等“六贼”在政治上的失势。此时，太学生陈东等上书，指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为“六贼”，请皇上杀了他们，以谢天下。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揭露“六贼”、弹劾“六贼”的奏疏像雪片一样从各地灌入东京汴梁，东京百姓也群情激奋，要求钦宗处置“六贼”。钦宗迫于舆论的压力罢免王黼的职务。吴敏、李纲上书请求处斩王黼，开封府尹聂昌立即斩王黼首级献上；李彦、梁师成被赐死；蔡京、童贯在亳州被贬官流放，蔡京在流放途中死于潭州；朝中继续深入揭发童贯，钦宗只好派监察御史处斩童贯；朱和蔡攸、蔡三人都被流放，此后，舆论认为三人罪不可赦，钦宗也只好将三人在流放地处斩。除掉“六贼”后，朝野上下一片喝彩声，抵抗金兵的信心也随之倍增。钦宗不得不在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初三日下诏亲征，濒于灭亡的北宋，处在绝境的汴梁城又出现了一线生机。
但是，我们不难看出，钦宗做出的这些决定并非出自其本意，而是迫于外界的压力，钦宗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东京留守，以同知枢密院李为副手，领兵守城。所谓“东京留守”言外之意就是自己想开溜，留下几个大臣先抵挡一阵。可叹我们这位钦宗皇帝，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时时刻刻都在想着逃跑！
次日清晨，东京城还尚未在迷雾中完全清醒。宫中一干人等却进进出出，热闹非凡，他们脸上那严肃的表情让人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李纲一早就入朝参见皇帝。昨天还未发现任何异常的他惊讶地看到宫中皇帝乘舆都已陈列整齐，禁卫、六宫准备出逃。问及原委才得知，原来当钦宗闻讯自己的父皇已经开溜了之后，就坐不住了。
钦宗不住地对李纲说：“朕不能留矣”！李纲长跪不起，挡住车仗去路，以死相逼，并对钦宗讲明利害关系，“陛下已许臣留，复戒行何也？今六军父母妻子皆在都城，愿以死守，万一中道散归，陛下孰与为卫？敌兵已逼，知乘舆未远，以健马疾追，何以御之？”应该说，李纲的这句话讲得很有力，他直接抓住了钦宗逃跑的心理，那就是为了活命。但是那些随驾的亲兵卫队的家属都在汴梁城中，如果半途逃跑的话，谁来保护你这个皇帝，到时候金兵的骑兵再追过来，你这个“光杆儿司令”还能跑多远啊？！钦宗一听，吓得汗毛根儿发凉，撤退的那股劲头立刻被这瓢凉水给泼没了！
“上（钦宗）感悟，遂命辍行”，不走了。钦宗对李纲说，“朕今为卿留。
治兵御敌之事，专责之卿，勿令有疏虞”，意思就是说我留下来完全是给你李纲面子，既然你李纲要留守东京，那我就把东京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你李纲。李纲立即传旨：“敢复有言去者斩！”兵士们都高呼万岁。钦宗又登上汴梁宣德门，吴敏、李纲向门楼前的百官将士们宣布钦宗决定固守东京，“六军闻之，无不感泣流涕”。
钦宗罢免宰相白时中，用李邦彦、张邦昌为相，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急速在汴梁城周围设防。“京城四壁，用百步法分兵备御，每壁用正兵一万二千人，编马步军前后左右中四万人，每军八千人，分置将官统领，派前军守护东水门外的粮仓，后军守护东门外樊家冈。又装备各种防守的武器、工具。四日之内，战守设施粗备”。
汴梁城布防完毕，开始“守株待兔”！没多久，完颜宗望这只“兔子”已经率兵到达汴梁城下。金军趁着夜色的掩护，派出一支由数十艘战船组成小型舰队沿河道而下进攻汴梁的宣泽门。李纲率领二千人的敢死队，埋伏在城下，用长钩搭敌船，投石攻打。由于河道中已经被“花石纲”堵住，宋军又作战勇猛，“斩酋长十余人，杀其众数千人”。“金人知有备，又闻上已内禅，乃退”。此次作战的胜利打破了金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得宋军士气大涨。
这时的金军处于劣势，他们孤军深入中原腹地，粮草给养不足，他们要的是速战，毕其功于一役，一举拿下汴梁城。但是没想到金兵受到了宋军顽强的抵抗，汴梁城如铜打铁铸一样使得金兵只能望城兴叹。打持久战对金兵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各地进京“勤王护驾”的军队已经开始行动，向汴梁城方向集中。如果各路兵马到齐，给金军来个里应外合、聚而歼之，到时候金军主力就会受挫，元气就会大伤。这样赔本的买卖完颜宗望是不会干的，他想到了“缓兵之计”，他首先向钦宗皇帝伸出了橄榄枝，要求城下议和，希望借此引诱汴梁城中的投降派就范，为自己的下一步计划争取时间。
果然不出完颜宗望所料，这个消息对钦宗来说是个天大的喜讯，他觉得他应该抓住这个议和的机会，因为他知道此时还有资本议和。“心动不如行动”，马上派人议和。金军方面要求议和官员必须是亲王和宰相级别，这时李纲请求前去，钦宗没有答应，理由是“卿性刚，不可以往”，另派李为议和使臣，郑望之为副。后来，钦宗还对李、郑望之说“可许增岁币三五百万两，犒军银三五百万两议和”，同时又命二人带去黄金一万两和酒果等送给完颜宗望。这哪里是议和，完全是求和啊！
完颜宗望见到宋使这副谦恭礼让的德行，马上明白东京城中求和心切，皇帝已经倒向了投降派。于是心里有了底，这下可以狮子大开口了，完颜宗望提出：“须金币以千万计，求割太原、中山、河间地，以亲王、宰相为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