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云彬先生三四十年代在文坛上便颇负盛名，曾主编《中学生》杂志，影响很大；发表过一系列文章，很有名气。他当年与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过从甚密。我在他家曾见过他们给他写的对联、条幅。解放战争时期，他投身民主运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作出过很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浙江省副省长、文联主席等职。1957年因耿直建言，被错划“右派”，旋即免职，但仍为全国政协委员。1960年甄别平反后，调入中华书局任编辑，随迁进京，住翠微路二号一幢专家小楼的一半。那房子是当年中央文化学院所建，一座院子，只有四幢日本式小别墅，平房式样，一幢两大套，可住两户。中华书局当年有金灿然、傅彬然、宋云彬等资深、级别高的人住在那里，是一座优雅的小院子。当年还有老年花工梁秀专门培植花木，使院子变得美丽、优雅。
宋云彬先生的工作被分在古代史编辑室，主任是赵守俨，同室人员有章熊、姚鉴、刘起、谢方、龚梅亭等人，后来我和张烈(张岛瀛)、吴树平也分配到该室工作。宋先生是基本不来坐班的。他开始担任工作是校点“前四史”中的《史记》。他校点极认真，改了又改，出清样时还改得很多，有些要统版，有些要重排，以致有些不理解的工人意见很大，校对、编务人员也多有怨言。但宋先生认真对书籍负责，仍然坚持，一丝不苟。赵守俨、金灿然支持他，因此别人也没法，只好照办，所以《史记》校点才保证了高质量。
古典文献专业开专书选读，其中一部便是《史记》，教授老师便选定素有研究的宋云彬先生。1962年9月3日至11月5日，历时两个多月，每周半天，宋先生系统而认真地教授了《史记》一课。他先讲概论“绪言”，讲了六个问题：(1)对《史记》的几点基本认识；(2)《史记》之名称；(3)《史记》中有关问题(续书)；(4)《史记》的流传；(5)怎样读《史记》；(6)《史记》的基本常识。他全面系统地概述了《史记》，使我们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并懂得怎样读《史记》。宋先生很谦逊：“我研究《史记》仅有十五年，许多问题都没弄清楚。我校《史记》，尽管花了很大精力，仍然留下了许多遗憾。”这些话，让我们震撼，才“仅有十五年”啊！让我们感动——他那么精益求精，还感到“遗憾”啊！
宋先生讲了“绪论”，然后便分为自序、本纪、世家、八书、十表、列传六类分别讲述，并着重选取了如《五帝本纪》、《周本纪》、《秦本纪》、《三代世表》、《六国年表》、《礼书》、《封禅书》、《吴太伯世家》、《孔子世家》、《陈涉世家》、《项羽本纪》、《伯夷列传》、《货殖列传》、《太史公自序》等数十篇分别提示、分析、指出问题、给予导读。宋先生讲课很认真，从不因事停课。记得9月10日讲《封禅书》时，当天晚上全国政协有个宴会，要他务必参加，下午上课只能讲到四点半，他一再表示歉意，到四点半才匆忙坐车离去。他讲《史记》很实在，启发很多，指导明确。他说：“读《史记》，做研究，首先要读懂它，批判是下一步的事，不可读都没读懂就去瞎批判。第二，不要用历史、政治框框去套古史，否则，讲不通，会出大错，闹出笑话来，要实事求是。”
由于有宋先生的精心教授，使我对《史记》产生了浓厚兴趣。我的毕业论文亦选定了做《史记》方面的文章，指导老师便是宋云彬先生。宋先生给了我许多具体指导。我当时和低年级的张大可、杜自南三人组成了《史记》研究小组，经常交流、争论有关《史记》研究问题。我写了本《史记管窥》，曾交宋先生看过，他一一仔细看过，并将意见用浮签贴在每条之上。他一丝不苟，极为严格。例如我当初无知，文前自书“黄氏先义”，宋先生批道：“‘氏’为尊称，是他人对作者之尊称，不可自称。”后来我的毕业论文《〈史记〉标点释例》，是在宋先生精心指导下，又经顾颉刚、王伯祥二先生看过，才炮制出来，首先要归功宋先生。
宋先生很爱重学生，他还把他撰写的“中国历史小丛书”中的《项羽》、《刘邦》二书送给我。我至今收藏着。
毕业后，我分配中华书局工作，同宋先生在同一个编辑室。“文革”劫难中，宋先生被揪了出来，造反派给他挂上“反动右派”牌子展示批判。我当时在“造反团”，有一次他看见我，轻轻对我说，能否将牌子改作“反动学术权威”。我趁人不在，给他改了牌子。他似乎还很感谢，向我笑笑致谢，真令人感到心酸。在那种形势下，真没法没天，让人诅咒它——“文革”，真正是“革”文化人的“命”！
1969年10月文化部系统人下放“五七干校”，宋先生属于老弱病残，也不得幸免。后来还是“投亲靠友”，到了外地，具体地方不得而知。从此，我便与宋先生失去了联系。
宋云彬为人豪迈，诗酒相伴，性情开朗，还会唱昆曲。记得1965年春节时，中华书局全局会餐团拜，宋先生还唱过一段昆曲。那声音，那表情，有板有眼，韵味十足，获得人们十分热烈的掌声。那个场面很动人，至今尚可忆起他皓首鹤颜、满面春风的音容笑貌。
宋云彬先生喜欢喝两口酒。他最喜欢喝的酒是竹叶青。今天，我要祭奠宋先生的在天之灵，恐怕只有用竹叶青来祭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