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简牍、青铜器，是古代文书最古老的三大载体。在三大载体中，学者对甲骨文、青铜铭文有过很多研究，有一些重要著作，如郭沫若《甲骨文研究》、《青铜器时代》，《甲骨文编》、《金文编》等。至于简牍，因过去发现较少，而难以保存，但载文量又较二者为多，极具文献价值。因此，研究简牍，特别是汉简，是一门极有前途和意义的学问。可是它属于“冷门”，要依靠考古发现新史料加以研究，它是一门具有开拓和探索性的学问。
贺昌群先生便是研究简牍的权威专家。
贺昌群先生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我对他缺少了解，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从他浓重的四川口音知道，他是我的一位四川老乡，因而有一种亲切感，“亲不亲，故乡人”嘛，何况是一位我敬重的老师呢！
贺先生讲简牍，实际集中讲汉简，尤其集中讲居延汉简。他讲的题目是“近六十年来新发现的史料”，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汉简的发现和研究；(二)汉简的考释和研究。
第一个问题，他概略叙述了长沙和信阳的汉简发现，继而讲到历史上关于发现简牍的记载，然后讲到1899年英国人斯坦因、瑞典人斯维·伙丁(Suen Hodin)探险发现汉简：居延一万多片，流沙一千多片；时间最早为天汉二年，最迟为汉明帝，部分还迟至晋代建武年间，但北方发现的大都为木牍(极少竹简)，南方众多发现，尽是竹简。王国维编著《简牍署检考》，缺少武威发现史料。武威发现很有价值，仅《仪礼》就有二万八千多字，而熹平石经仅有八千多字，非常有研究价值。
关于考释和研究，贺先生讲了许多很有见地的看法。王国维编纂《流沙坠简》有价值，但仍有一些不足。贺先生将罗振玉的考释做了补充，并讲了一些自己研究的成果。至于法国人沙万的一些考释，有许多错误，他亦举例讲明。
这一课甚为深奥，我们只知道一点皮毛——还是贺先生教给的，对于许多问题，基本无知。只是后来我研著《孙子兵法》，对长沙出土的《孙膑兵法》和山东临沂出土的《孙子兵法》等进行研读时，才有一些较深了解。应当说，贺先生用很大力气讲这一课，但由于我们知识浅薄，吸收很少，消化不多，真是一种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