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马路牙子上给我娘打了个电话，她的声音听起来很惊喜：“小峰啊，怎么突然想起打电话回来了？”
“拨错了。”我说。
“就知道你没这个心，考研准备得怎么样了？”
“那什么，我决定不考了，想工作了。”
“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是不是又缺钱花了，我一会儿下班给你打点过去吧。”
“别别，没有，上次打过来的钱还没花完呢，我就想找个活儿先干着，长点社会经验呗。”
“也成，甭管怎么着，你自己决定。”
我娘是绝对的新时代女性，在我们家里实行绝对的民主，打我懂事那天起，只要不违法不乱纪，她什么事都让我自己做主，这让住在我家隔壁的“大鼻涕”甚是羡慕。还是上小学的时候了，有一天，“大鼻涕”拿着小饭盒坐在我旁边，不住地向我打听降服老娘的秘诀。我笑着对他说：“我出个对子，我出上联，你要能对出下联我就告诉你。”他把饭盒放到一边，一脚踩到凳子上，一手叉腰：“来！”
我出上联：“飞流直下三千尺。”
他大笑：“就这么简单？”
我说：“你对来听听啊。”
他摇晃着小脑袋：“疑是银河落九天。”
我说：“不对！”
“怎么不对？”他抗议，“书上就是这么写的，老师就是这么教的。”
“谁要看书上怎么写，我让你自己对。”
他面露难色：“我对不出来，你倒是说来听听啊。”
我笑道：“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鼻涕落饭盒。”
他默默地把这句话念了两遍，然后追着我在操场上跑了好几圈。自此，“大鼻涕”的称号因我的一句诗而一举成名，学校里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无人不晓。毕业的时候，我告诉他，其实并不是我有什么秘诀，而是我娘从小就给了我自己做主的权利。
“我姥爷最近怎么样？”我问我娘。
“别提了，你二姥爷家又出事儿了，你姥爷这几天急得直牙疼。”
“怎么了，二姥爷的病又严重了？”
“还不是让他那宝贝孙子给气的，你二姥爷前几天刚出院想回家静养几天，谁知那天家里突然闯进几个人来，说是要找刘晓扬（二姥爷的孙子），又砸桌子又拍门，吵着闹着非要把刘晓扬给废了。”
“他借高利贷了？”有风卷起路边的小沙子飞到我的脸上，让人难受。
“哪呀，他把人家闺女的肚子给搞大了。”
“他这是存心想气死二姥爷啊！”
“可不是，你二姥爷当时就背过气去了，这不，回家没两天就折回医院去了。你姥爷这两天都在医院守着，老哥俩打了半辈子，这会儿谁都离不开谁了，他给他讲个笑话，他又给他削个苹果的，看着让人心酸。小峰，你说人是不是挺奇怪的？”
“我也说不清，您也让我姥爷悠着点，那么大岁数了，别再累出个好歹。”我说。
“谁说不是呢，可是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啊，谁劝他，他跟谁急。算了，由着他吧，只要他自己觉得舒心，怎么着都成。小峰你听我说，你自己在那边要好好照顾自己，社会毕竟和校园不一样，你遇事多长个心眼儿，该放下的放下，该向前看向前看，甭总让我惦记着，听见没？”
我满不在乎地说：“知道了，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突然觉得人的任何一种感情都是很微妙的一种东西，谁爱上谁，谁想心疼谁，便也欠了谁。事实上，我们一直在不遗余力地伤害着真正爱自己的人，却也在马不停蹄地被自己所爱的人伤害着，到底是幸福不愿意亲近我们，还是我们自己把幸福套上了沉重的枷锁呢？
我徒立在人群中，正是下班的高峰期，人们神色默然地相继擦肩而过，阳光不似午后那般炙烈，我突然意识到这个让人烦躁的时节马上就要过去，生活里接踵而来的种种事情甚至让我还没来得及仔细观察路边独自开放的一朵小花，而这个夏天，它就这么踏着平稳的步伐离去了。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内心在急速老去，很多时候我伸出手想拼命抓住些什么，然而我依旧是一只漂流在海上的浮萍，我抓不住任何东西，时光像装上了翅膀的飞梭，说飞就飞了。也许我娘说得对，该过去的就该让它过去，我应该把目光放到明天，可是谁知道明天是否又是一个萧瑟的时节。
我想不管如何，我该振作起来了。
你可以无视一切，却永远不可能忽视青春的力量，当皱纹已经悄然爬上你的眼角，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切美好公然地投向年轻人的怀抱，你只能将自己已经散场的青春埋葬在别人的繁华里，不论你如何挣扎，有些事情它再也回不去了。
我对老万说：“我想找个工作，过一过朝九晚五的生活。”
老万建议说：“你就在酒吧帮我吧，这里正好缺人，我自己懒得打理，小山子自己一人也忙不过来，我就干拿我那份股钱，其余的挣了多少你们俩分，怎么样？”
我知道老万这是白白送了个大馅饼给我，可我还是拒绝了，我说：“我已经厌倦了纸醉金迷的味道，我想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无论如何，我需要点阳光。”说这话的时候我从心里长出了一口气，我觉得我疲惫极了。
他耸耸肩，一副不置可否的样子：“随你吧。”
我在一所私立高中找了一份工作，教语文，月薪两千。校长是一个顶着地中海发型的中年男人，笑起来的时候一脸儒雅的褶子，据说是某个区刚退下来的教育局局长，在家呆着闲得慌，便想接着搞搞教学，找了一帮子从各个名校退下来的老教师，紧接着起照开张招学生。
第一次面试时，他拿着我的简历表十分肯定地说：“你不会一直呆在这里的。”
“什么意思？”我问他。
他脸上堆满笑容，让人十分担心这样笑下去会不会面部痉挛，他说：“你该有更广阔的天地。”说话的架势像个行走江湖多年的算命先生。
“您的意思是让我走人？”
“不，”他把履历表放到桌子上，“等开学你就可以来上班了。”
我道了声“谢谢”，起身走到门口又折了回来：“您能告诉我，您为什么用我吗？”
他依旧笑容满面：“因为我看好你，虽然你没什么教学经验，但我从你身上看到了年轻人的朝气和热情，你的专业知识也不错，我相信你会在这里和你的学生一起迅速成长起来的。”
我笑着点了点头：“谢谢您的信任。”
他摆着手：“用行动来谢我，小伙子。”
我又去见了一次“黑框眼镜”，去之前我还是给她打了个电话，她说：“行，我安排一下，你过来吧。”虽然只见过一次面，但这个女人却给我一种很安心的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老朋友。
我告诉她：“我找到工作了，是在一所私立高中当老师。”
她坐在我对面安静的看着我，她说：“林峰，你知道吗？你是一个有校园情结的人。”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我问她。
她笑了，伸手指着我的脑门儿：“那里写着呢。”
我下意识地用手背噌了噌脑门儿，她见状哈哈大笑：“林峰你真傻，简直傻得可爱。”
我也跟着她一起傻笑，我想象不到一个知名的心理咨询师竟然大笑着对自己的病人说“你真傻”，可是我面前的这个女人就是这么做的。我想，如果换做别人，我很可能不屑地站起身走出房门，出门之前肯定还不忘问候一下他大爷，可是“黑框眼镜”的笑容让我觉得很温暖，仿佛小野丽莎的歌声，即使站在冬日萧瑟的街头，也能给你带来暖暖的春意。
我们聊了很多，还聊起了我的大学生活，我给她讲了很多发生在我们宿舍四兄弟身上的趣事，她笑得前仰后合，如果我不说她是心理咨询师，你可能会猜疑她是哪个神经病医院跑出来的病人。但这并不妨碍我欣赏她，现在我渐渐明白了，对于一个病人而言，他缺少的并不是一个医生，而是一个能与他同病相怜的病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更需要理解，而最好的理解方式并不是面对对方，而是你们站在一起，看向同一个方向。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她像个乐于听故事的小女孩儿不断地向我发问。
“记得有一次，我们从老万的酒吧里回来，学校大门锁了，我们几个一对眼神，纷纷蹿上了墙头儿，天黑，墙又高，我跟他们说‘我数一二三我们一起往下跳’，大家都表示同意，可我刚数到二，这个三还没出来就有人‘扑通’掉了下去。”
“然后呢？”
“然后就听‘哎哟’一声，我们墙头上的三个人不约而同地说了一句——‘是余秋林’，雷磊说，‘得，我们还是一个一个跳吧，我先来！’说完‘嘭’的一声跳了下去，跳完冲墙头上喊了一嗓子——‘喂，苏老三下来吧，今儿学校草坪似乎格外软和！’苏谨彭听完也跳了下去，仰头又冲我喊，‘真的，林峰，简直very软和！’我还没来得及跳下去就听余秋林哎哟哎哟地吼叫声——‘我操，你俩踩着我的手呢，能他妈不软和吗？’”
“哈哈哈哈……”
“我坐墙头上问‘余老二，他们俩踩你哪只手了？’他说是右手。我嗔怪着，‘你俩也忒不地道了吧，怎么能可着人家一只手踩呢？’说完我也蹦了下去，结果不偏不倚地踩在了他的左手上。”
“哈哈，你们太坏了。”
“是啊，谁也没想到他掉下去一直趴在地上不起来，后来才知道他的脚扭伤了，连站都站不起来。”
“那么严重？”
“嗯，害得我们轮班伺候他好几个星期，他每天躺床上跟个大爷似的，抓着一个人就问：‘知道塞翁失马的下半句是什么吗？’害得我女朋友都不敢去宿舍找我……”提到谢言，我顿住了，语言突然显得有些苍白，不知说点什么好。
“黑框眼镜”似乎看出了我在回避什么，她笑着对我说：“真羡慕你们，年轻就是好。”
我们静默地对视了几秒钟，她突然走到窗前，用手指摆弄着窗台上的一盆小吊蓝：“想听听我的故事吗，林峰？”
“你的故事？”
“对，我刚到美国的故事。”
“说来听听。”
她重新在我对面坐下，说：“我刚到美国那年就跟你现在这么大，其实我的身体素质并不是很好，刚到那里的时候十分不适应，从饮食到人际交往都让我觉得很困难。有次导师带我们去户外上专业课，课程内容是到游乐园玩水上滑梯，就是从最高处往下滑，下面是两米多深的水，你从上面滑下来直接落入水中，其实就是考验一个人的心理素质。当时我们去了十个人，导师问我们谁不会游泳，只有我把手举了起来，我能从大家的脸上读到嘲笑的表情。导师说，‘那你不用下水了’，我说‘不，我要下’。结果当我真的站到滑梯顶端的时候，旁边有位女同学问我是不是真的不会游泳，我说是，她拉着我的胳膊不让我下去，嘴里不住地念叨着‘No，no，dangerous！’可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滑了下去，直到接踵而来的水柱没过我的鼻子，冲上我的头顶……”
“你不害怕吗？”
她笑道：“说一点也不害怕是骗人的，我落入水中的那一瞬间就感觉一定会有人来救我的，所以我一点也不担心。”
“你真勇敢，”我说，“万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