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黑了，我们等待着。眼看着农户家木格子小窗透出来的微弱灯光一个一个地都熄灭了，我俩拿起了斧头和锯子，很快就来到了白天选好的树下。周围的茅草将手臂都割出血了，然而我们却一点也不在乎，蹲下来就开始拉锯。我俩一人蹲在一边，拉锯时的胆怯与兴奋，再加上对成功的期望值的不断增加，方方面面的因素糅合在一起，心里面竟然像蜜一样的甜！没有这种经历的人，体会不出来。
有人会问：当知青就是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参加农业劳动，这是“文革”期间毛主席定下来的调子，是任何人都不敢违背的最高指示。劳动就劳动呗，你打桶干啥？这话问到了本质。试想一下，一个十七八岁二十挂零的青年人，正处于朝气勃勃、充满生机的年龄，逼他下农村，他能规规矩矩地听你的话吗？笑话！思想活跃，富于幻想，不安于现状，且心里“冒包”的人，他啥事都干得出来！更何况打桶又不违背毛泽东思想！
我俩面对面，你把锯子拉过去，我又把锯子拉回来。脑子里想的就是打好了桶，赶场天就可以去把它换成钱。说实话，如果有钱的话，在农村生活应该说是很滋润的。没有钱，生活会很艰难，就会受苦受罪。我们俩属于既没有钱又不愿意受苦的那种人，打桶卖，实际上就是想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而已。因为我和老唐从林场到了生产队以来，有许多日子都没有沾上油花花儿了。突然想到了毛主席的“造反有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伟大教导，造他生产队走资派的反！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给我们撑腰，怕啥？对，创造条件，砍生产队的树打桶卖！
我认为锯树的锯末是没用的，可是老唐却说有用，把它拿回去，后来果真用上了。
啥也看不清的黑夜里，渐渐地，随着我们的汗水不断增多，那锯子也拉不动了。因为被锯开的锯缝湿漉漉的，把锯子夹得很紧，没办法再锯下去了。于是我们俩站起来，两人用四只手合力地推树，只听“咔嚓”一声脆响，树倒下来了。那声音在寂静的夜空中，像是天上打的大炸雷，挺吓人的，特别是那响声在深深的山谷里回荡，让人害怕。这时我们注意到个别农户的木格窗子亮了，农民们的美梦被惊醒了。此时此刻，我们俩可不管那么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那棵大杉树拖到了家门口。我比了一下，从树根到树梢的长度，足足比我们的吊脚楼还要高，比我的三间房连起来还要长！要将它放在屋子里是不可能了。那么藏在哪里呢？于是我们俩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剔除枝叶，锯成树段。杉树叶坚硬而锋利，像是锥子一样刺人，稍不小心手就会被刺破出血。
这时，我们又想起了毛主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发扬连续作战的革命精神”的伟大教导。看起来我们挺乐观，实际上只有我们自己心里才明白，那叫苦中作乐。这都是当时社会给逼的，毛泽东思想也是当时社会给强行灌输的，无论做任何事都从里面找依据，当然也包括偷树在内，它倒真的放之四海而皆准了。我们的床下堆满了杉树段，可是还早着呢，门外面还有堆积如山的树段，到底将它们放在哪里呢？思来想去，唯一的办法，只有把它们放在屋子里。清理完战场时，已经是午夜时分了。在那个年代，既没有电灯，更没有电视，照明全靠煤油灯，连喝稀饭都困难的人，谁又愿意点灯熬油白费钱！我们本想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偷一棵大树，悄悄地打成桶。哪知那炸雷样的声音，像是故意在对外宣称：树就是我们知青偷的。不知老唐那时的感受如何，反正我那时有种受谴责的难堪，决定仅此一次，今后无论如何也不会再打桶了。
第二天早晨我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了，伸个懒腰，起来一看，太阳已经有一竹竿高了。
门一开，只见一个头上裹着白帕子的男人，站在我的门口。定睛一看，原来是生产队长伍世定。
“社员们反映说是你们昨晚偷了队上的杉树。”他的表情严肃，态度生硬。
“没有的事！我们偷树干啥？”我抵赖，并强词夺理地狡辩。实际上，我的心里像是被蝎子螫了似的难受。
“看你们门前的杉树枝叶，不是明摆着的吗？”他边说边进了我的屋子里。堆积如山的杉树段特别刺眼，其实把它们放在外面并不起眼。队长看着说：“要烧火煮饭的话，去砍那些个杂树嘛，烧啥不能煮饭？像这样成材的树，当柴火烧了多可惜哟！”
“是。下回不了。”我知道自己理屈，抵赖是没有用的。心想还好，队长的话为我们偷树找到了一个“正当”的理由。
队长走了，他出门时又回头看了看后山。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嗨，我们拖树时留下的擦痕特别刺眼，本来翠绿的山坡，被杉树锋锐的枝叶犁出了深深的沟槽。新鲜的黄泥巴在茵茵绿草中格外醒目，这时尤其扎眼，难怪队长顺藤摸瓜找到我这儿。
队长走了，我和唐忠勋就光明正大地开始打桶了。我把树段竖起来，两手紧握菜刀的手柄，将锋刃对着树段的中央，老唐用开山斧砸向刀背，树段被一劈两半。依此类推，我们顺理成章地，很快就劈了一坝子厚度在一厘米左右的木板。杉树木纹非常直，它不会乱七八糟地裂开，剖面也很光滑，几乎跟刨床刨出来的一样。老唐拿出一个工具，就是两块木尺，合在一起，其中一头可以自由拉开，而另一头则被固定，实际上是变相的圆规，我们叫它圆卡尺。用时先定好木桶的半径，卡尺卡木板的两边，要把木板的两边刨成斜面，并且与卡尺面紧贴才行。我忙着把宽板改窄，不宽不窄的板材，才不至于造成浪费。
“一只桶需要多长的板料？你有什么办法算出来？”他一边把木板一块一块地摆放在长凳子上，一边抬起头问我。其实我知道他是在考我，因为他是高中生，比我多读了三年的书。
“直径的3.1416。”我一口就说出来了，这是几何学里的知识。“把直径定好再乘以3.1416不就是打桶所需用的木板的长度了吗？”
接下来，还要在杉板的斜边上钻孔，并且打进削好的竹钉，才能镶好桶板。他推板，我镶桶板，两个人分工协作，程序一点不乱。
镶桶板是将桶的木板合拢来，如此则一个类似圆的多角形桶便做成了，这就是粪桶的半成品。再用内圆刨把里面刨圆，用推刨将外面的棱角刨去，圆桶便基本成型。再用划好的篾条盘成两个圆箍，套在它的身上，还要做圆底放进去。这下锯末派上用场了，它的作用是塞缝。第一只桶做出来以后，成功的喜悦暂时赶走了下乡插队的沮丧，心里高兴得不得了！偷树的耻辱，早就被忘得一干二净。我们两个外行一天下来，可以做成一挑粪桶。
赶场天，我们每人担上两挑亲手做成的粪桶上街去卖。我们插队的所在地叫凉风垭，虽然属于宣汉县管，但实际上它离开江县的天师馆比较近。那儿赶场的日子是逢三六九日，我们两个知青在场口和农民们并排站在一起，把亲手打的粪桶摆在自己的面前。
很长一排，全是卖木货的，有卖水桶的、粪桶的，有卖锄把、卖扁担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我们那是第一次出卖自己的产品，来来往往的农民用奇异的目光盯着我们。
也有人来问价，“五元一挑。”我们回答说。其实说心里话，并不知道它的实际价值，因为其他农民卖五元的缘故，我们也跟着喊。比较了一下，我们的质量并不比他们的差。
“三元。”有农民真的想买，这个价格一喊出来，围观的农民向着我们笑。他们一是觉得新奇，知青中居然也有会做木匠活的，二是猜测和等待着，看我们究竟会不会吃价格的亏。
“三元就三元。”我们有点想卖了。材料又没有去成本，怕啥？刚才那个木匠的粪桶才卖了四元呢，何况人家是自己的料，而且还是干的杉料做的呢！在当时来说，三元应该是一笔可观的数字了，生产队里每天出工的农民，一年下来，也才分二三十元钱呢！“三元五，买不买？”
成交了。我和老唐每人分得七元，这是我们下生产队以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挣钱。
我们把钱揣在兜里，大摇大摆地进了场口的一家饭馆。“来一份烧白，二角五，一两小酒，一角。再加上饭和豆花，算起来总共五角五分。”我叫道：“一人一份！”这是我们下农村以后，五年来第一次下饭馆这样潇洒！就在这一刹那，初中语文课本中的孔乙己宣布“这回是现钱”时那副得意的神情掠过我的脑际。
我们两个吃得满嘴油亮油亮的，心里那个舒展劲儿就别提了。
回去的路上，兴奋被渐渐地冷却，冷静占了上风以后，我仿佛又一次看到了队长伍世定站在我的面前，用他那双责备痛心而又无奈的眼神盯住我。
一阵莫名的恐惧袭来，由不得一阵心酸，刚才所有的喜悦，重新又被无边无际的痛苦吞噬了。究竟哪年哪月才能熬出头？且不说回重庆，今生无论如何总该有一份自己喜欢的职业吧！我又一次陷入了深思，心中充满了惆怅。
作者简介
李炜，男，汉族，1946年4月1日生。1961年毕业于重庆市杨家坪初级中学。1965年5月上山下乡到宣汉县天生区新农公社林场。1972年回城，在重庆织布厂职工医院工作。现退休，自己开业行医。
塔里木马鹿苑
王泽恂
1968年春天，香港客人要到新疆兵团来参观，不知谁的主意，团里准备让我接受采访。我对政委说我现在住着破窑洞房子，屋里除了一张木板床外什么都没有，还漏雨。
政委说：“没关系，我们开过会了。香港客人四天以后才能到，你和马副团长暂时换一下房，等香港客人走了以后再换回来，这期间给你发双月工资。因为你是北京知青，有文化，希望你对香港客人多介绍些新疆兵团的先进事迹，多谈些咱们团的成绩。”我想，我去过马副团长家，那儿虽然不是团里最阔气的，但彩电、冰箱、席梦思、沙发应有尽有，确实是给兵团职工长脸。可那些都不是我的呀！除了团级干部谁能有这样的条件？我将充当一个什么角色呀？这不是明摆着骗人嘛？我不想做人家的戏子，也不稀罕那两个月的工资，当即回绝了政委。可政委说：“不行，这是政治任务，必须完成，革命的支边青年时刻听从组织召唤嘛！以后会有记者采访你，给你录像，你会成为咱们团场的北京支青典型，有什么不好呢？”我依然不答应。最后政委限我一天时间考虑。
我把这事告诉了常山，并说坚决不干这事，士可杀不可辱！常山说，好一个士可杀不可辱！他建议我不要硬顶，装病。可以先将我送医院，到了医院就说是突发性头晕，过去了就没事。然后出院了想去哪儿玩就去哪儿玩去。
就这样，我从医院出来就去了塔里木马鹿苑。
塔里木马鹿苑是我早就想去的地方，天赐良机。
风尘仆仆地走了三个小时，在大敦子吃了早饭，搭乘了一辆老乡的毛驴车，到马鹿苑已经九点。五月中旬，正是红柳开花、罗布麻花绽放的季节。在广袤的塔里木沙漠，先是微风中飘来阵阵清香，然后眼前一亮，只见云霞耀眼，有粉红，有碧绿，有蓝紫，目不暇接。
这里的风，这里的沙丘，这里的色彩，实在无法与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联系在一起。可是，分明又置身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腹地。翻过几座沙梁，便进入了郁郁葱葱的罗布麻滩。这里的罗布麻长势密而高，枝条丰满，绽满粉红色花朵。偶见几丛红柳，缀着蓝紫色花穗，被簇拥在粉红色海洋中，于是，色彩更加丰厚。罗布麻滩一直延伸到孔雀河畔。繁忙的蜜蜂在花丛中飞上扑下，没有一点荒凉寂寞的感觉。真想不到荒漠之中会有如此美妙之地。我徜徉在花海中，如痴似醉。
忽然听到一声哨响，只见一位头戴草帽的放鹿姑娘，骑着一匹白马，手持红柳条从我面前斜穿而过。接着，一百多只鹿崽，欢蹦乱跳地跨过小沙梁，向孔雀河奔去。小鹿们线条优美，步态轻盈，像一群天真烂漫的幼儿园小朋友。它们很快就钻进罗布麻丛不见了。
我顺小路来到吴场长的办公室，自我介绍是31团的，顺路参观一下。吴场长满口答应，并让我在食堂吃饭。鹿苑的杨师傅是个老农垦，还向我介绍了鹿苑的情况。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一批复员转业军人和支边青年在塔里木盆地垦荒时，经常发现三五成群的野鹿，后来他们就称这些鹿为马鹿，在动物学上应该叫麋鹿。以后，人们发现农作物成熟时，这些马鹿经常在农场出现。起初，人们先是敲锣打鼓吓唬它们，时间长了，向空中鸣枪它们也不怕了。于是有两个有心的支边青年，踏着鹿的脚印，辨别出怀孕母鹿的足迹，便跟踪追寻，发现罗布麻开花时，正是母鹿产仔的季节。他们在罗布麻丛中的红柳圈中，捕到了十几只出生不久的小鹿仔，尔后，用玉米粥和牛奶饲养。小鹿们渐渐长大，经过人工悉心饲养，到目前已经发展到两千多头（包括已出售的），每年可产上好的鹿茸一千七百多斤。那第一个养小鹿的人，便是现在的吴场长。
我随杨师傅来到圈舍，里面有五六十只一米多高的公鹿。这些公鹿毛色土黄油亮，个个头上晃动着枝叉匀称的毛茸茸的大鹿角。它们十分友善，见了来人打着响鼻，有的舔来人的手和衣服，有的还凑过来蹭痒痒。杨师傅说，公鹿每年四月长第一茬茸，五月下旬就要采茸。在鹿茸生长期公鹿是很本分的，互相之间不打斗，若看到穿花衣服的女同志来到圈舍，还会三三两两地围上来又是舔手又是蹭痒。有的公鹿还会在水塘边对着水面照看自己臭美。到了发情期，有些雄壮的公鹿成了“鹿霸”，不仅争妻霸妾，有时看到穿戴邋遢的人进圈还会抵上几下。原来，马鹿是一种很有灵气的动物。
我跟着杨师傅又看了产仔的母鹿。午饭的时候，杨师傅带我到小食堂。鹿苑的饲养员、放鹿员、销售员加在一起有十四五人，都在这小食堂开饭。我和杨师傅各自买了饭，刚坐下，见一个戴草帽的姑娘也过来了。她就是我刚才见到的放鹿姑娘。她说：“杨师傅，今天你来客人啦？”
“不是我的客人，他是31团的，来参观的。”
我看到她买了一个白菜汤，就把我买的红烧肉一推说：“一起吃吧。”
她不客气道：“那好啊。你是北京人吧？”
我说：“你怎么知道？”
“那还用问，听你说话呗。”
这时，她摘掉了草帽，我这才看清她是一个非常俊俏的女孩，只不过大漠的阳光、风沙使她细嫩的皮肤变成了古铜色。我说：“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对，是在电视上！”
杨师傅说：“你说对了，她就是那个养鹿模范北京支边青年林丽霞，她的先进事迹曾多次在《新疆军垦》、《新疆日报》上报道，也录过电视新闻。”
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望着她，她却不好意思地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杨师傅说，她是1965年第一批北京支边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