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两点多钟，我们赶到白坟公社。在五个知青代表陪同下，“刘干事”四平八稳领头走进公社书记办公室。习惯了被批被斗的朱书记赶忙站起来让座迎候，我们有些紧张但还是沉住气把“知青办”的“刘干事”介绍给书记。“刘干事”将公文包放桌上，主动伸出右手一个握姿状笑盈盈地说：“书记你好，辛苦啦！”喜得书记急忙伸手相握：“为人民服务！大家都辛苦！”寒暄后落座，“刘干事”给书记送上公函，然后不快不慢的一句句北方话，把函件内容及来意简明扼要地叙述清楚，说完抽起香烟等待书记的应答。
真是“官性”相通，衣妆照人。正宗的河南籍书记和操一口北方话的“刘干事”竟然如此容易地语音融洽，事情很顺利。书记不假思索地说：“知青办”要重新安置这些知青，我们支持，公社照办！”边说边在函件上签字同意办理。我们紧张而担忧的心情一下子兴奋到极点，跟着“刘干事”连声感谢书记对知青安置工作的大力支持，在握手道别后，去找秘书盖公章办迁移证。
公社秘书谢××，三十来岁，农校毕业生，公社唯一的知识分子。由于我们进城造反不归影响了公社林场的种植任务，他一直对我们很有意见。见今天又来办户口，顿生疑忌，狡黠的眼睛把函件看了两遍，才勉强地给盖上公社公章后领我们去办了迁移证。
已是四点多钟了，我们赶到离公社不远的轿子山煤矿地磅房，等搭乘煤车回安顺。
忽然我们大队抽到公社食堂做饭的林妈的儿子跑来告诉我们：“我妈送开水去会议室听见公社领导开会讲，要追回你们来办的户口迁移证，你们快跑吧！”
犹如一声惊雷临空炸响，我们一下子呆住了！还是“刘干事”临危不惧，望着地磅房前“Y”字形的叉路口问我：“哪条路走安顺近？”我说：“东面经蔡官公社去安顺三十多里，南面过跳灯场公社到安顺也是三十多里！”他又问：“除了运煤车还有其他车吗？”“没有汽车了，两条路上都是煤车少，马车多，我们进城多是走路。”他自言自语道：“只有看天意了！”然后拿出迁移证分散给大家，说：“一人带几张藏在鞋底里，分头跑吧，只要到了安顺城就不怕啦！”于是我们人分两路，向安顺方向奔跑而去。
原来是公社谢秘书的“点水”。他总觉得此事蹊跷，就向朱书记报告，书记不敢怠慢，立即召开会议研究。会上秘书自鸣得意地分析说：“他们来办户口迁移证，我有三个疑点，一是那个刘干事，我去过几次“知青办”未见过此人。二是这么重要的调动安置知青行为，县里应以政府文件行文下达，咋会是一纸公函？三是这个公函函件无编发字号。”
朱书记说查实这问题不难，给县里挂个电话就清楚了。于是电话打到县“知青办”，谁知知青们运气就这么倒霉，竟是龙主任来收拾东西时接听了电话，他说自己已被夺权了，是那些知青们搞的，他不知道这件事。就这样，我们的事情完全露馅。
情况核实后，书记着急了，又是谢秘书乘机大出主意：“我已打电话问了地磅房，他们说那些知青没等到车，分两头跑了，才半个多小时，赶紧派民兵班跑步去追回来！”书记点头同意，但很诧异怎么是分两头走呢？秘书肯定地说：“他们是心虚分头走，上头走蔡官，下头走跳灯场，这有何难，我们也兵分两路追！”
公社武装民兵班接受追夺任务后，正副班长各带一半人，朝着南向着东往两条路追去。
我们由地磅房分手后，刘玉明带着王娅玲、王韵霖往东向蔡官跑，我带着邓天顺、廖国昆朝南向跳灯场跑。
三月的天，寒意扑打在脸上生冷刺痛，半明半阴的天边低垂下灰色雾幕，加重了我们沉闷的心情。跑着跑着，黄豆大的汗珠从头上滚下，一颗颗一串串继而汇成汗水流进前胸，淌进后背，衬衣湿了，毛衣润了，心里像小鼓在一阵阵敲打，咚咚咚！又像兔儿钻进去在使劲蹬腿，扑腾！扑腾！这失魂落魄的奔逃是生平第一次。见两个知弟没有跟上来，我放缓脚步边走边等他们。近黄昏了，已没有煤车，只见三三两两的马车在过，那负重的老马蹒跚地拖着腿，沉闷的马蹄声敲击着我们脆弱的心灵。
跑到袁家屯寨子，只见原本冷清的寨子正热闹起来，放牛娃尖声尖气地吆喝着牛群，老大爷赶着慢摇慢摆的鸭子步随其后，收工的人们扛着柴火，背着猪草，抱着娃儿，拎着野菜跟进寨头。一时间，茅草房、石板屋、土墙里的上空升起一缕缕青烟。我们跑进人家户要些水喝后，不敢停顿，相互鼓鼓劲又小跑起来。我估算已跑得十多里路了，还有二十来里，只要一个小时就可以脱离险境了。
不停地紧跟慢跑，迁移证在鞋里梗着脚底，脚痛起来，脚底板火烧火燎的，像针刺刀割，看着两知弟咬牙忍痛一脸汗水的可怜样，我心疼地喊停下歇歇气。
歇下气来，方才看清两边田野里一片片金黄。啊，正是阳春三月，满田满坝的油菜花，昂头吐蕊开放，山风吹来，扑鼻的香，田边地角的蚕豆花紫色白色相间，迎风左摇右摆；大块大块的麦地里，粗壮的麦穗挺直向上。唉！多美的春天，不由令人想起三年前我们上山下乡时的轰轰烈烈，光荣无比，而今，尝尽各种苦难的我们，却在奔逃之路上冷寂无助，悄然无声！这是历史对我们的嘲讽吗？还是命运给我们的折磨？刚想到此，仅仅几分钟时间，只见路后边有七八个人朝我们方向跑来，我惊呼一声“追来了！”三人便一跃而起抬脚就跑，这下可是难逃了！我心乱如麻，头脑混沌，一下想到神话里的天兵天将从天而降，一下子又想到了一首歌里“追兵来了，莫奈何！娘啊，我像小鸟儿回不了窝……”
突然，“站住，跑不了啦！”的阵阵呐喊声把我震住，双腿一软，瘫倒在路坎边。
两军相逢勇者胜。已筋疲力尽且手无寸铁势单力薄的我们三个文弱书生，在训练有素荷枪实弹的武装民兵面前，只得“束手就擒”，毫无办法被他们带回公社大院。
真是放干河底捞鱼-一网打尽。当我们三个被喊进公社会议室问话时，知青办干事刘玉明和两个知妹已站在那里。唉！他们也没有跑脱。彼此看着疲惫不堪的一副俘虏样，心里却十分悲观，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一下子被冷水浇灭了！我们眼里都在喷着怒火，现在的形势是造反派当家，大家根本不把公社和背枪的民兵放在眼里，气的是他们破坏了我们的好事。
谢秘书看去很得意，他慢条斯理地说：“现已査明，你们夺权办户口是非法的，重新安置是借口，快交出迁移证，放你们走！”
“什么非法？法在哪里？夺了权就是革命造反派当家了，我们说的不算，要你们小当权派说的算？我们办户口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你这是破坏革命！”刘玉明可能是被谢秘书的话激怒了，他提高声音，几乎是吼出了这些话。
我也跟着来了劲：“你们用武装民兵对待知青革命造反派，决没有好下场，快放我们走！”
王娅玲干脆带着其余几个知青喊起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一见这形势，谢秘书的语气软了很多，解释说：“这事我也作不了主，朱书记到区里去了，希望大家别为难我们了，把迁移证交出来，以后正式下个文件来我们照办。”
说完后，僵持了一会，见我们仍无交出的意思，他似乎无可奈何地说：“不客气了。”说完，示意民兵们搜身。乡下的民兵们，根本不怕什么造反派，也不理睬什么革命大好形势，他们唯命是从于自己的上级。
我们一再辩解不听，齐声抗议无用，想要反抗没法，也不能和十多个带着枪的强壮汉子硬拼，只得任凭他们从鞋底搜去那装热不多时的宝贝户口迁移证才算罢休。就这样，我县知青夺权办户口的事，以失败告终。
历史开了太大的玩笑。十年浩劫中，我们这群被愚弄得几乎毁了一生的造反知青，经过深深反思和磨炼，才在知青返城大潮中，通过招工、参军、读书、教书转正等形式回到离别多年的安顺，才算“柳暗花明又一村”。
作者简介
黄鹤生，男，贵州省安顺市人，贵州省建筑四公司退休职工。1964年安顺地区二中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到安顺县白坟公社插队劳动。1970年参加湘黔铁路大会战，1972年抽到贵州省机械化土石方公司工作（后改为省建筑四公司），曾担任省建筑四公司四处党支部书记。
湘南往事
张健夫
公元1964年，深秋。一列一列的专列，一艘一艘的专轮穿梭于铁道、港口，风驰电掣地向南、向北、向东、向西……这些现代交通工具载着数以万计的城市男女青年，从我所居住的这个城市-长沙，不分昼夜地驶向广种薄收的湖区，驶向贫瘠荒芜的山区……这是一个“政治卫星”频频迭曝的神奇岁月，这是一个创造“英雄史诗”的伟大时代。
在长沙市东风路的尽头，有一道狭窄而阴暗的小巷。巷堂至多五十米不到，最多三四步宽，铺着碎裂而不规整的石子。巷子的两边堆聚着一些称之为“房子”的构筑物。屋顶大多为大片瓦，因为长年无人理睬而积满了附近铁道上飘来的灰垢，经常散发出一种浓烈的湿臭味。那时的人们没兴趣散步，来往的多是此地的居民，从那衣着肮脏的制服上，从多油垢的脸上那充满疲惫的神色可以判定，这些来去匆匆的男人大多是附近铁路上的工人。这里叫铁路新村。我的外婆据说最合乎那种年代阶级定性的标准，作为“逃亡地主”被赶出了单位，即便她是“辛亥”先贤杨毓麟唯一的女儿。在一个亲戚的安排下她住到了这相对偏僻相对安全的铁路新村。1964年上半年，为了照顾年迈的外婆，我们全家都迁到了这里。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我们三姐弟都属于被城市“清空”的对象。三姐弟都下去了，多病的老外婆怎么办？在母亲的哀求下，上面终于回复了一句话：“可暂留一人。”于是母亲召集大家讨论一个艰难的话题：谁去农村？入夜之后，在一盏昏暗的电灯照明下，阴暗而狭窄的陋屋更显得沉闷，灯泡闪闪烁烁地颤动着，似乎一瞬间就要熄灭似的，空气中散发着一种凄惨的意味，母亲那久久沉吟不语的神态，几乎就像要爆发一场全家生离死别的大哭。她的儿女们都没一个说话，只是不安地注视着母亲。就这样，在母亲和外婆的叹息声中左右为难地商议了一个通宵。正是这个夜晚的决定，我和弟弟纵身投入了汹涌的上山下乡运动洪流。
人生有时像一条湍急的河流，吐着白沫，滚着浪花，鲁莽地向前冲去。也许它会流到平坦的河滩，也许会冲到两壁陡峭的断崖。此刻，我别无选择地进入了我人生的断崖。
当列车沉重地喘着白雾，载着我们在一个无名的小站停下来的时候，我在睡眼中看看车窗外，依然是夜幕重重。天还没有亮。下车的五百多男女青年在带队干部老傅、小徐老师（他们是区政府从各级部门抽调来的干部）的指挥下，就近找了个宽敞一点的坪就地坐下来休息。在这里要坐等两个多钟头到天明，然后再坐五六个小时的汽车，越过双牌大山，才能抵达我们向往的那个“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西瓜芝麻，树上柚子打死人”的地方。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湘南地区的江永县。也许是我们大多年纪小，充满着青春的激情特别容易兴奋，一路上又是飙歌又是表演节目，几乎没有人打瞌睡。年龄最小的俞和平叽里哇啦地讲了一夜的话，到登上汽车的时候，他的喉咙都嘶哑了。我们正处在一个多梦的年龄，那地方是那样的令人产生美的遐思梦想，令人恨不得足登风火轮立即飞到那个极乐仙境去，没人想到这会是一条不归之路。
江永县坐落于湘南边陲，五岭山下，当地俗称骑田岭。五岭山系，余脉纵横，与广西十万大山相接，自南逶迤而来，突地耸立在潇水之畔。江永四面环山，投入峰峦怀抱。相对而言，这里的季节是冬短夏长，风调雨顺时，特别适合绿色植物生长。这里生长的一种“六月白”的稻谷，味美清香，是当地山民唯一骄傲的资本，据说在皇权时代是当地向皇帝老子进贡的唯一的贡品。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映入人们眼帘的是常青的松柏，翠绿的古樟，挺拔的竹枝，它们像一把把张开的绿伞，顺着山势，攀坡过峡，如同绿色的大海涌向远方。山上的草木，经秋霜染过，有的叶子枯黄，万绿丛中，红枫点染，不失为一幅气势雄伟、气象万千、色彩斑斓的油画。据说当年的工农红军在经过惨烈的湘江之战后，一分支转移到了这里，准备翻过大山，借道广西北上抗日。关于红军的故事，成了这里山民津津乐道的谈资。
仿佛是一夜之间，近七千城市知青被抛散在这个不足十六万人口县份的各个角落。
湖南的“北大荒知青兵团”来了！
从1964年10月进入江永务农到1971年早春二月“转点”浏阳农村，我经历了整整七年的湘南农村生活，年复一年的雨打风吹将我从羸弱的少年磨炼成骨骼粗壮的青年；永无休止的艰辛劳动又让我的精神从茫然陷入到对人生的绝望。即便是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又经历了生活中那么多酸甜苦辣，但江永的那人那山那水依然清晰地在自己的眼前晃动，我的人生之旅将始终难以逃脱这段青春时期的记忆。
我下放的地方叫周家帮村。
周家帮村，宛如一幅淡淡的水墨写意画：小桥流水，一条清澈见底的浅涧穿村而过，浅涧两岸的吊脚楼错落有致地分布岸边；开阔处，青砖黑瓦、古朴幽深的清式建筑拔地而起。百多年前从广西洪杨起事时避乱到此地的几对周姓移民夫妻的后代，在这里繁衍生子休生养息。很多年来，这里的山民苗汉杂居，相安无事。围着山庄，巨大的青石叠起了一道高大而坚固的石墙，显示了这里民风的强悍。
知青小组五男七女（分属六、七两个生产队）“驻节”在一座据说是曾为当地苗王所有的二层木制楼房里，山民称之为苗王楼。这座百年老屋，整个布局呈四平八稳的国字形，入院即可见近千平方米的庭院，楼上楼下房间共设二十余间，分别起着堂卧厨厕的作用。
虽然已是日见破败，但映入眼帘的鱼池假山，雕凿精细的走廊，楠木铺就的楼面，无不显露出当年主人的尊贵。
进村的第一天，村里支书便告诉我们，政府会按每个知青50斤谷配给，自己种菜。
配给时间约为一年。一年过去了，自然也就没有了这种无偿的“皇粮”了，生产队分多少粮吃多少粮。当地虽然拥有无穷无尽的山林，但当时并无“开发”一说，山上的树木除按申报批给山民们自用外大多用来作柴火烧了。山民们赖以生存的只有旱地和不多的一点水田。
山清水秀啊，散发的贫穷却令人窒息。
记得1965年我所在的生产队的年尾分红是，每个劳动日（即10分工，我的劳力评分是8分）1角2分，分谷不到一斤。可以肯定地说一个男知青不缺一天地干一年，非但没有进项，反而还要出钱才能买回分配给自己的口粮。那年我的母亲寄给我20元钱，才得以将自己的口粮领了回来。
刚开始给家里写信，总是挑好的写，免得母亲担忧，到最后自己饿得也没了兴趣写信了，一次给家里写信只写了两个字：我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