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场除了知青以外，还有些当地的农民（场员）。红光林场有位老场员姓邓，他的儿子邓×暗恋上了长得清秀可人的知青陈××。当时下乡到穷乡僻壤的那些女知青，是山区的一道靓丽风景，她们的美丽和含蓄、学识和气质，倾倒了当地的人们。邓×很想对陈××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意，但怕在遭拒绝后，林场知青知晓，更怕惹怒众知青。
当他看到春明围着陈××姐姐长姐姐短的，而陈××又时时关心、爱护着春明时，便认为春明是他获得陈××好感的最大障碍，就把心中的妒火集中在春明这小知青身上。
于是邓某求助于老爹给他想办法，他老爹就想到了他的老表、林场场长杨林春。邓家于是隔三岔五地宴请杨场长，在推杯换盏中把邓×的心事告诉了杨场长，杨当即拍着胸脯表示，这事全由他做主，这些知青本就不服管，他早就想整一两个典型杀鸡儆猴，这事全包在他身上，一定把陈春明整得永不翻身，到时这女知青就会乖乖地嫁到你家的。这杨场长本大老粗一个，但他不惜为这事绞尽脑汁，日思夜想，终于想出了一条无中生有之计。
于是他开始四处找茬，对知青指手划脚，总是无中生有地找知青们的麻烦。日子稍长，众知青对他的抵触情绪加剧，事事都对着干，当面顶撞者有，背后骂他的也有，都认为场长是啥也不懂，是个成天瞎指挥的混球。春明和其他几个男知青就时常与场长发生争执，这正中场长下怀，于是杨场长频繁地出没于公社书记、社长等人的办公室，向头头们汇报、诉苦，开始了他苦心经营的无中生有之计。他还拉上老场员邓某为他作证，编造谎言，说什么林场的知青如何如何难管，安排的劳动从来不参加；那最调皮的捣蛋鬼陈春明常常带头起哄，讥讽老场长，还当众辱骂场长经不懂，是个笨蛋；还说什么公社领导全是蠢猪，怎么会找到这样一个场长……杨、邓两人狼狈为奸、声泪俱下的丑恶表演，果然博得诸多的同情者。随着他俩的频频表演，公社领导对林场知青的看法大为改观，印象越来越差，公社领导开始寻找整治知青的时机。
1965年7月的一个赶场天，杨林春场长照例出现在公社书记何某的办公室。何书记很是热情地接待了他，又是泡茶又是询问林场的近况，而后又叫来社长与武装部长，再次让杨场长详细汇报林场的情况。杨林春哭丧着一张老脸说，求领导再派位场长，他实在干不了啦，这批知青他没法管了。公社各领导又是安慰又是鼓励他说，这可是党交给你的光荣任务，你不管也得管，回去先发动群众揪出典型报上来，杀一儆百，看这群知青服管不，那个带头搞事的陈春明就是个典型嘛！杨林春得到公社领导的一致支持后，觉得时机成熟了，就开始了下一步的行动。
回到林场当晚，杨林春就通知几位亲信场员到家中开会，而后又叫来女知青陈××。他把公社领导的讲话传达了一遍，然后就让陈××检举揭发陈春明的劣迹，陈××当场愣住了，说：“揭发啥呀！他平日挺好的，不偷又不抢，喊我来说啥子呀？”“小陈，你晓得今天开会为啥只让你一个人参加吗？这可是公社领导对你的重视哟，你不是正在争取进步要求入团吗？今后的一切可就看你现在的行动了”。场长一连串的威逼利诱，吓得同样身处花季的女孩子阵阵颤抖。试想一位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的少女，此时的心情是多么的无助和无奈。遭受逼迫万般无奈的陈××终于妥协了，“那……那让我说啥呀？”“平时陈春明这小子嘴里就不干不净的，你就写他时常在你们女知青面前讲下流话，有作风问题嘛！”场长提示。“要是我在林场写，大家知道了，那我脸往哪搁呀？”陈××胆怯无奈地说。杨林春见如此轻易地就说服了陈××，心里的开心就别提了，“这事好办，明天我上书记那儿请示一下，不会让你为难的。”第二天陈××就从林场消失了，问场长才得知她被公社抽调去搞什么黑板报去了。原来是公社领导为了方便给陈××洗脑，更好地控制她，才将她调离林场。为了整春明的黑材料，陈××违心地按照公社领导意图，开始写当时连她自己也弄不懂何为强奸的揭发材料。当要她写春明如何强暴她时，她也犯难了，因为自己根本就不懂，这时多亏领导们的智慧和指点，才集体创作出以下的精彩片段：“那天场员们都上工去了，留下我与陈春明煮饭，我们先去山中挑水，回来正准备做饭，陈春明见四处无人，强行将我按倒在地，我不愿意就高声呼救，正好被过路的一个老场员听见，陈春明才慌忙溜掉了……”等等具体的细节。陈××照着公社干部预先写好了的抄下来后，不安地问书记：“这样写要是被其他知青知道了怎么办呀！”书记安慰说：“别怕，我们不会让其他知青知道是谁写的材料，何况这又不是在整他，这是在挽救他！”陈××哪曾料到，就是这份材料，结束了陈春明不到一年的知青生活，带给他三年劳教之灾，长达12年艰苦的筑路生活和屈辱的后半生。
在陈××回到林场的第四天后，场长一早宣布，早饭后全体知青集合，到公社开会。
饭后，知青们迎着朝阳踏上崎岖的山路，边走边开着玩笑，有人说：“安逸，好久都没开过大会了，说不定中午在公社食堂还整得到一顿肉吃！”这一说可把知青们馋得厉害！脚步也更加轻快了。“对头，要是有肉整千万不要和春明坐一桌，他娃抢起来凶惨了！”“算了，大哥莫说二哥，你几爷子也不是省油的灯，有回锅肉的话绝对包干，要是坨子肉我绝不与你们争！”春明开心地说。一路上知青们三三两两的有说有笑，只有陈××远远地落在后面一言不发。大家赶到公社时已是上午十点多了，武装部长安排大家到公社小会议室就坐。一进会议室，就见公社书记、社长、区公安特派员阴沉着脸坐在台上，众知青隐约感到有些不妙。没过多会儿武装部长也来到会议室，问场长人到齐了吗，场长四处观望一番回答人齐了，这时武装部长宣布开会，并说首先请书记讲话。武装部长话音刚落，从门外走入几个彪形大汉，有两个站在门边，另外几个就站在台前，面无一丝表情地注视着会场。接着书记就开始他那千篇一律的讲话，什么国际呀国内的情况，县委传达的文件啦，一通胡扯以后就谈到林场上了。“林场的知青们，你们到农村大半年了，多数知青还是热爱集体、热爱生产劳动的，也能够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可还是有少数知青整天吊儿郎当，出工不出力，还讽刺打击上进知青，希望这少数知青努力改掉身上的坏毛病，走向正路。不要学个别知青，整天流里流气，游手好闲，满嘴的胡言乱语，他已经走上了犯罪道路而不自知。下面由区公安特派员讲话！”这时在座的知青一片哗然，你瞅瞅我，我看看你，全没搞懂今天公社干部卖的是哪包药。
就在众人疑惑不解之时，区公安特派员猛地站了起来，恶狠狠地大声叫道：“我们红光公社有没有坏分子？”“有！”预先安排好的人一齐呼叫。“哪一个？”“陈春明！”“来人，把犯罪分子陈春明押上台来！”只见那几个早就悄悄站在陈春明后面的彪形大汉迅疾地猛扑过去，将春明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如老鹰抓小鸡似的架到台前。特派员继而摸出拘留证大声宣读：“罪犯陈春明，男，汉族，现年15岁，因流氓成性，强奸女知青未遂，破坏上山下乡革命运动，证据确凿，依法对其刑拘。南江县公安局1965年5月15日。
把罪犯陈春明押出去！”当时的春明被这突如其来的横祸给吓傻了，一张脸煞白，浑身战栗，连话也说不出，就这样被拖出公社，塞进汽车绝尘而去。经过几小时的颠簸，下午四点多钟被关进了县看守所。
陈春明平反通知直到春明被押出会议室，众知青还是没能从震惊中清醒过来，看着众知青惶恐的神情，武装部长趁热打铁地威胁道：“我看那些吊儿郎当的人，今后改不改？不改，陈春明就是你们的榜样！散会！”众知青垂头丧气地返回林场，心情很是沉闷，大家心里都暗自猜测：“春明他可能吗？他平时是那样的天真可爱，到底是谁在陷害他呀！”
六月初，县人民法院判处春明劳动教养三年，而后押送到宜宾修铁路。这一去就是12个年头，直至宜宾铁路全线竣工后才被释放。回到重庆后，由于是“两劳”人员，非常受人歧视，任何工作单位都不愿接收他，他只有平时做点零活来维持生计（春明的父母在他服刑的第三个年头才知道他出事了，老人焦急万分，四处打探他的消息，直到第四年才知晓他在宜宾）。1978年7月，街道派出所通知春明，达县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已经给他的案子平反了，让他抽时间到达县领取平反通知书。春明听后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男儿有泪不轻弹呀，这三千多个日子的屈辱终于结束了，长达12年之久的耻辱到头了，又可抬头挺胸做人了。第二天，春明就赶到达县中院，接待他的工作人员默默地把平反通知书递给了他，没有赔偿金，往返车费还得自己掏腰包，居然连一句致歉的话也没有，这就是当年的平反昭雪！之后，春明被天府煤矿招为大集体工人，现在还有两年就到退休年龄了。但直到现在，单位连养老保险金都没有给他缴纳过，每月就四百多元的工资，还得养家糊口，春明今后的日子又该怎么过呢？
作者简介
杨兴全，重庆人。1964年8月下乡到四川省南江县团结公社林场。1969年插队落户。1978年参工到重庆天府煤矿大集体。90年代到西南大学劳动服务公司任职。2009年3月去世。
漂泊的孤魂
龚增玓
我时常翻看当年我们下乡时的照片，那是我永远不能也不会忘记的青春岁月。学校欢送我们上山下乡的合影静静地放在桌上，当年的情景依然历历如在眼前。那时候，我们也是如金似玉的风华少年，满脸的纯真和稚气。虽然我们品学兼优，也曾经做过许多的美梦，但是，我们生未逢时，那个年代讲血统论，讲贯彻阶级路线，需要我们这些小小少年离开课堂，离开家，背起背包，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改造、脱胎换骨，我们不能理解，更别无选择，因为我们家庭成分不好。四十多年过去了，“不思量，自难忘”，看见照片上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我轻轻地叫着每个同学的名字，一想到那个与昨日岁月一同逝去不返，永远漂泊在大巴山上的孤魂，我的心里就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哀，在那个荒谬的年代，人的生命显得是那么的卑微和无奈。
我和刘鼎是初中的同班同学，家也住在同一所大学校园里。我的父亲是右派分子，他的父亲是敌伪人员，“文革”中都被关进了牛棚，在綦江鸡公山上劳动改造。
1965年初中毕业，同样是因为父亲的问题，我们都不能继续升学，于是，和另外21个同样因家庭出身不好而不能再读书的同学一起，怀着一颗虔诚而炽热的心，到了四川省巴中县平梁公社莲花山林场。
下乡前，在一次表决心的班会上，刘鼎慷慨激昂地表示：要在艰苦的劳动中炼“一颗红心、两手老茧”，为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在农村不入党我就坚决不回来”！
我们林场分为离县城稍近的莲花山和山更高更险、路更难更远，各方面条件更艰苦，山上只有四户人家的黄家山两处，相距三十多里山路。一到林场，刘鼎就主动要求上黄家山，他说一定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实现下乡时的誓言。
我们是来锻炼改造的，怎样艰苦就怎样去做。在林场，刘鼎非常能吃苦，每次背牛粪（从牛圈往山上背）、背火灰（从山上往下背到沟里给洋芋施肥），他都是用那种最大的喇叭口大背篓，而且还要用打杵子把牛粪或者火灰使劲往下杵紧，好多装一些，牛粪还要堆出个“帽儿头”。修水库背土石方也总是比别人背得更多，那一大背篓牛粪、火灰起码将近二百斤，这对于一个十六七岁在城市长大的孩子来说，是多么大的劳动强度啊。看见他被压得龇牙咧嘴，憋得青筋凸起，那种痛苦的表情，我们心里都觉得难受。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不会背着背兜弯腰把东西倒出来，每次都是连人带背兜一起滚进牛粪里、灰堆里、泥土里，要咬着牙忍着泪才能再弯下腰，或者再直起腰，一听到喊歇气，一下子全都气喘吁吁地瘫倒在地上。他好像生性乐观，还有精神说说笑笑，坐在地上天南地北神吹。
黄家山的冬天，寒风呼啸，冰天雪地。按山上的习惯，这时候都不出工了，就在家里把以前从山上挖回来的那些枯死了的大树的杚蔸烧来烤火。但山上十几头牛、几十只羊每天都要吃草，一个冬季牛羊尽吃干草不吃青草也不行。可天太冷了，大家围着火烤，都不想出门，刘鼎总是自告奋勇上山去割草。因为冬天山上很难找到青草，听社员说只有在靠近南江县那边的山崖上才有些青草，于是，他常常顶着寒风，冒着生命危险爬到那些悬崖边去割青草回来喂牛羊。因此，他的双手满是被刺笼和茅草割裂的血口子。
黄家山离公社有四十多里山路，到巴中县城更远，山上没有小学，几户人家的娃娃没地方读书。我们知青队的副队长谢宝渝就和刘鼎一起，在山上林场张书记家里办了一个识字班，晚上收工后，点上煤油灯教几个山里娃学认字、写字。因为不可能有任何经费，他俩就把自己家里有时寄来的一点儿钱拿来给学生买教材，买本子，买煤油。有一次趁天下大雨不出工，他俩一大早就赶到县城去买识字课本，晚上回来时，只见他俩光着膀子，浑身都被雨水淋透了，几本书却是干的，原来他俩是把衣服脱下来包着书一直抱在胸前的。就这样，黄家山上的茅草屋里时常传出朗朗的读书声，那几个娃娃从一字不识到后来能够写简单的作文了。后来，山上有几个社员也来读这个扫盲班，能认字写字了，都非常感谢他们。
记得是我们到林场的第二年，有一次，刘鼎把他父亲写给他的一封信和寄来的一本《四川文学》拿给我们看，要我们帮他分析一下。刘鼎父亲写的那封信，好像是说，《四川文学》上刊登了他写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受到了批判，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叫刘鼎读了以后跟他划清界限，还要回信批判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不知道刘鼎是怎样回信的，反正我们没怎么看懂文章的内容，也不知道该怎样进行批判。
刘鼎跟大家的关系都处得很好。他是个不拘小节的人，男同学最烦他不爱干净，每天劳动出了很多汗水，换下来的衣服、袜子却不洗，过几天又拿出来轮流穿。寝室里的人被臭味熏得实在是受不了，就把他的那堆脏衣服扔到院坝里，逼着他到堰塘去洗，他往往也只是咧开嘴“嘿嘿”笑两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