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脸色涨红，沉默着一次又一次把头昂起来。这“王大姐”恼羞成怒，使劲狂抽父亲耳光！这个平时被人看不起的女人是要用践踏反革命分子的尊严来捞回她做人的“尊严”！
父亲是反革命分子，我和二哥1964年参加中考和高考理所当然地落榜了，随后上山下乡去了大巴山社办林场落户，弟弟也于1971年赴云南支边。学业优异的大哥被赶出就读的重庆建筑专科学校，发配到一家生产农药器械的小厂当学徒工。
看着孩子们的遭遇，父亲心碎了。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他的历史造成的。为了使我们不再受连累，他和母亲协议离婚，搬到偏僻的歌乐山半山腰一间破茅房居住，由大哥每月从微薄的工资中拿出五元钱给他作生活费。
中国的老百姓实在是太天真了。尽管在离婚协议上注明我们都随母亲，和父亲从此断绝来往，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有什么用？我们身上已永世打上剥削阶级家庭子女的烙印（天理良心，我家从来没有剥削过谁），这绝不是一纸离婚协议能改变得了的。为此，我们悔恨终生！
1967年冬，在经历了“文革”武斗的动乱之后，我从大巴山第一次回到满目疮痍的重庆。母亲告诉我，父亲现在生活极其困难，叫我第二天给他送点生活费去，联络方式已在信中说好。
第二天上午，我赶往接头地点-沙坪公园大门外。那时人们忙于派性夺权斗争，公园内游人稀少。父亲早已等候在那里。看见我，他转身朝公园里走去。我跟着他，保持20米远距离。父亲走到湖边一条石凳子上坐下，我确信无人跟踪后，也到石凳子上坐下。几年没见父亲，他更苍老了（那时他才55岁），背更驼了。我心里陡然涌出一股悲凉。他欣喜地拉着我的手，眼光里充满慈爱：“孟杰，你和二哥在农村还好吧？”我点点头。我看见他额头上有伤疤，就问：“他们打你了？”父亲脸上立显出愤怒的神情：“那些红卫兵简直是暴徒！”“他们怎么会找到你那里？”“地段干部告诉他们的。”从父亲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知道了他的遭遇。
父亲住的茅草房原本“不设防”，因为它没有门，家里也没有任何能让小偷感兴趣的东西，唯一值钱的是价值两元的竹壳热水瓶。红卫兵冲进屋里砸烂了一切，连一只破碗都没有放过，也顺脚踢爆了热水瓶。然后在屋里掘地三尺，因为他们相信既是反革命分子，家里一定埋有武器或值钱的金银财宝。当他们一无所获后，就把父亲踢翻在地，用军用皮带暴打，要他交待把武器和金银藏在什么地方。在“文革”期间这种暴行随处可见。
父亲随后详细询问我母亲及几个兄弟的情况，看得出来，他是非常眷恋这个家的。
我把每月五元的生活费交给他，并问他靠这点钱怎么生活的。他说只要天晴就要到街上去替别人挑煤球或干别的下力活挣点钱，平时在房前屋后开荒种菜减少开支。20世纪50年代，中国曾有一句口号叫做“知识分子劳动化”，父亲应该算是践行这个口号的典范，不知这是社会的进步还是退化。
临别时，父亲拿出一包新鲜蔬菜给我，说是他自己种的。我坚辞不收。父亲生气了，我只好含泪收下。
我回大巴山不久，他给我来信，信中说：“……党的政策正确英明，我虚心接受人民群众监督，遵守党和政府的法令法规，从未犯过任何错误，相信不久会得到宽大处理的……”
我看后唯有苦笑。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阶级斗争年代里，如果给“地富反坏右分子”平了反，那些热衷于斗争的人失去了斗争的对象，他们靠什么生存？
1976年7月5日，积劳成疾、贫病交加的父亲，终于在一个风雨之夜溘然长逝于歌乐山腰那间破草屋里。死时圆睁着眼，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至今尸骨不知在何处。三个月后，“四人帮”倒台，可惜父亲没有等到这一天！
1982年10月，父亲离开人世六年后，他那为时23年的冤案才被推翻。
在人世间，人们总爱尽情赞美姹紫嫣红、百花盛开的春天，而人生的经历却使我独钟情于秋天。春华秋实，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是对春天的检验。你在春天播下什么种子，到了秋天就会收获什么果实。但春天的鲜花并不都是有益于人类的，比如罂粟花同样美丽娇艳，而秋天结出的却是毒果。
于是有了本文的题目-秋天的故事。
作者简介
请见《那一年，我参加了阶级斗争》后的作者简介。
兵团战友阿蔡
董大南
2001年夏天，我出差又回到多年未去的上海。
几年不见，上海的市容变化巨大，几乎不认得了。地铁、高速公路（还分内环、外环），我出国时连影子都还没有呢，现在全冒出来了。最显着的市容变化，要算那些高楼。原先的上海展览馆（最初叫中苏友好大厦，两国吵翻后改了名）、国际饭店，它们还在那儿，只不过夹在那些大高楼中间，像个小娃娃，完全不显眼了。
在上海忙完公事，还有一点时间，该看看老战友，首先想到的，就是阿蔡。
天已擦黑了。多年没有联系，上海的电话号码早已从6位数滚到了8位数。听说阿蔡还住在原来的家，不如直接走到他家去找他，顺便再走一次当年常走的马路。记得当年我和阿蔡常在马路上边走边聊，憧憬着将要去新疆过的那种战天斗地的生活。现在回想起来，什么滋味都有……这是徐汇区武康路，两边冒出了不少新建筑，然而，两旁的法国梧桐依然是那么熟悉。那条熟悉的小弄堂，依然缩在梧桐树影里。阿蔡家的小房子居然还是老模样，只不过显得更加破旧，也更加寒酸了。阿蔡家门虚掩着，一推开门，就看到轮椅上坐着阿蔡。
他背对着门，正在看一件小东西。
“阿蔡，还记得我吗？”
阿蔡转过身来，目光有些迟钝。大概是为了方便轮椅移动，房间里就摆一张桌子，椅子和凳子都堆在一张空床上。这样的摆设对来访的客人很不方便，还得把凳子搬下来才能坐。
阿蔡只犹豫了一会，眼睛里就闪烁出火花，当年的阿蔡又回来了。
“啊哈，×××，我当然记得，就怕你把我忘了呢。”
好多年没听过别人这么喊我，当年在农场，差不多每人都有个不那么雅的外号。阿蔡这小子，嘿嘿，你也跑不掉，等一会儿瞧我叫你的外号。
隔了这些年，我们都老了。阿蔡看起来发胖了，那不是正常的胖。据说下肢瘫痪的人，由于人体的代偿功能，会使上身发胖。当然，整天用手摇轮椅，上身锻炼的机会也多些，可能也是另一个原因。我总觉得小房间里少了些什么。
“你爸爸妈妈呢？”
“他们都过世了，是前几年。我能给他们送终，也算尽了一份孝心。”
“现在就你一个人？”
“是呀。我白天有时到上海残疾人协会帮忙，当义工。”
“记得你还有个弟弟。”
“他成家了，搬出去住了。”
我还想问些什么。比如怎么做饭，怎么洗衣呢？怎么上床，怎么解手呢？就一个截瘫人怎么生活？然而，看一下房间里简陋的摆设，什么也不用问了。
阿蔡的编制还在新疆兵团。他已经退休了，靠农场的退休工资维持生活，农场每隔三个月把退休工资寄给他。多年下来，农场的干部换了好几茬，寄工资的人也换过几个。
新的人已不认识他，他的故事早就像吹散的云烟，被人遗忘了。有时农场忘了给他寄工资，他还得写信去，反复解释，折腾几回，才能把工资要来。
然而，阿蔡没有忘掉农场，更没有忘掉当年共患难的知青哥们儿。
阿蔡的记忆极好，他还清楚地知道有哪几个知青还留在农场，谁谁谁现在干什么。
有的我已经记不起他们的名字，阿蔡就会提醒我。
“不记得了？当年和×××打架的那个。”
“哎呀，你怎么把他忘了！不就是当年死追×××的那个吗？”
他还告诉我，一年前，回城的农场老知青们为纪念进疆35周年，特地组织了一次聚会。那次真热闹，连农场的宁波知青也结伴来到上海参加聚会。谁谁把老伴也带来了，谁谁把孩子们都带来了。还有谁谁谁来不了，他已不幸去世了。
随着阿蔡的叙述，记忆的闸门悄然打开了。
1965年初，上海市公安局通知我可以报户口，我终于结束了没有户口的日子。之前因为我被北大稀里糊涂开除退回上海时，没有任何证明。谁知道我有没有杀人放火，有没有现行反革命呢？市公安局要调查，当时没同意我报户口。
户口刚报上，街道里委马上通知我参加社会青年活动。
当时的社会青年，就是失学青年。所谓的社会青年活动，无非是里弄干部车轮大战，动员你报名去新疆。能动员的，早已报名走了。留下来的，都是身经百战，不管你怎么动员，“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说是社会青年，社会地位其实是很低的。连小孩子都会在街上追着他们叫：“社会青年勿要老嘎，老嘎叫侬到新疆去。哈哈哈！”
于是社会青年赶紧低着头走开，就像当年的孔乙己在众人哄笑中离开咸亨酒店。
第一次去参加这样的活动，我就告诉里委干部，不用对我动员，我早就决心去新疆了。要不是去年考上北大，去年我就走了。里委干部喜出望外，她们告诉我，里弄里还有一个不用动员就决心去新疆的，他就是阿蔡。
第一次看到阿蔡，就在这次活动。一看就知道是个精明能干的青年。他理着短发，性格活跃，一副精力充沛的样子。他去年初中毕业，其实他和我同年，我因为念书早，去年高中毕业。在学校里，阿蔡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过去还是少先队大队长呢。这样一个好学生，怎么连高中都考不上呢？
还不是因为家庭出身。阿蔡的母亲，是“地富反坏右”中排行老四的坏分子。说真的，这“黑五类”中，其他四类常常看到，就这黑老四还是第一回见识。更离奇的是，阿蔡的母亲不知得罪了哪个里委干部，所以并非是她的工作单位，而是里弄把她打成了坏分子。直到现在我还没弄明白，这小小的里弄干部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权力。
嗐，别想了，那个年代，弄不明白的事多着呢。
其他的社会青年，有意识地回避我和阿蔡，担心我和阿蔡动员他们报名到新疆去。
这样，我和阿蔡接触的机会更多些。
其实我和阿蔡的思想觉悟并没有那么高。我们当然希望多一些人决心去新疆，大家也热闹些。但我们还不至于去做别人的动员工作。咱连团员都不是呢。不去新疆的人中间，倒是有一些团员。我们俩有一点是共同的，在学校里都是三好学生、班干部，干什么事都积极，从来都是在赞扬声中长大的。因此，我们都不想背社会青年这个名声，希望早一点解脱。
但我们决心去新疆的动机，却不完全相同。
当时我的书呆子气极重，整天喜欢想些社会、人生的大道理，已经被整成那个熊样，还好像自己是党委书记似的。我是为了寻找真理去新疆。因为广播中讲的，报纸上写的，和我看到的现实根本对不上号。我要弄清这到底是为什么，我要知道真理。
阿蔡不但是个好学生，他还是个出色的航模爱好者，当时已经是个二级运动员了。
但在航模高手如林的上海，他还排不上号。可在新疆，他的水平可以进省队了。他相信，只要自己在新疆兵团好好表现，就可以抵消出身不好的负面影响，可以进省队的。
新疆建设兵团的招生一开始，我们俩就第一批报了名。那一阵子，我们每天都兴奋得像个天真的小孩子。报纸上、杂志上，只要是新疆的消息我们就爱看。广播里，只要是新疆的新闻、故事我们就爱听。
晚上，我们俩喜欢在法国梧桐笼罩的马路上漫步。我们互相激励要经得起边疆艰苦的考验，我们互相提醒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和体能上的准备。
有人说，有理想的生活才是真正充实的生活，是任何金钱也买不到的。这话不假，可以说，那一阵子，我们的生活是相当充实的。但是，如果你现在问我，假如时光能倒转几十年，再让我重新作一次选择，我会不会还选择走这一条路呢？我对自己走过的路，并不后悔。从朴实善良的父老乡亲那里，我学到了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然而，如果我知道上山下乡的真实背景，绝对不会再走这一条路。
要出发去新疆了。我们两个里委的支边青年组成一个班，我和另一里委的一位知青担任正副班长，阿蔡就在我们班里。
告别大上海，大部分支边青年心情沉重，愁眉苦脸。阿蔡是为数不多的露出爽朗笑容的人之一。我也有心事，主要是对这一个班的人多半不了解，对能不能带好这个班心里没底。
火车一开，车厢里、月台上，哭声震天撼地，尤其是那些女知青。虽然到新疆是自愿报名，报名的动机却形形色色，有相当一部分是在里委干部软硬兼施压力下无奈的选择。
平时为了不让父母伤心，他们会强装出笑容，在和亲人分别的最后瞬间，内心的真情冲破一切伪装，决堤了。
阿蔡没有哭，他是笑着告别亲人的。在车厢里，他还不断地安慰鼓励其他知青。虽然他从来也没说过，我总觉得，他自愿报名去新疆的心灵深处，包含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减轻母亲在里弄所受压力的成分。为了不让母亲为此伤心，他把这种感情深深地埋在心底，在最后分手的时刻也没有流露。阿蔡够坚强的。
在吐鲁番下了火车，又坐上了大卡车。整整开了十天（途中休息一天，共11天）才到农场。一上大卡车，知青们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心情，又开始动荡了。黄沙、灰雾、茫茫戈壁，开几个小时车不见人烟、房屋和树木。颠簸的道路，发麻的双腿，干裂的嘴唇，身体不时弹起来脑袋撞上卡车顶篷。想到今后要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又有女知青开始哭了。有的开始后悔，闹着要回家，死活也不肯上卡车。
要稳定大伙儿情绪，而且要把大伙的情绪提上来，班长的工作不好做。难得的是，不是干部的阿蔡不但自己情绪稳定，还不断鼓励大家，想着点子把大家逗乐。途中歌咏比赛开始了。卡车和卡车，班和班，里委和里委，挑应战不断。阿蔡领着大伙做拉拉队，嗓子都喊哑了。
戈壁沙尘中，颠簸的卡车里，传出一阵阵歌声，“我们年青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尖兵。
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赤胆忠心为人民……”
大伙的情绪高涨起来。有趣的是那帮女知青，哭得最凶的是她们，笑得最欢的也是她们。那一年支边青年中，据说我们这一批途中的情绪最高，纪律最好。可能和我们这一批中，有相当一部分像阿蔡这样主动要求到新疆改造自己的“狗崽子”有关吧。
我们的农场属于农一师四管处，位于昆仑山脚下的戈壁滩。这儿应当算离上海最远的团场。当然，如果朝西绕地球的另一个方向量，这儿是离上海最近的团场。“文革”中想家时，我们常用这样的玩笑自嘲。一年后（1966年），兵团以农一师四管处为基础成立了农三师，从此我们就是农三师了。
兵团素有“富八师，穷三师”之说，这话不假。我们这儿土地贫瘠，物资缺乏，交通不便，连喝的水都是盐碱水。一天至少拉两回肚子，大田劳动时不时有人扔下砍土镘往两边奔。男男女女也顾不得羞耻，男的往一边奔，女的往另一边。有的奔到沙包边还来不及蹲下就开始解裤带，干什么好事不说也知道。
一系列艰苦的考验，阿蔡都经受过来了。不多久，他已在各项劳动竞赛中名列前茅。
三个月后，我和阿蔡同时调到农场值班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