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士·托宾的人生大智慧
要改变世界，首先需要改变人类自己。仅仅对传统的理论奉若神明，永远不会有新的发现和创造。詹姆士·托宾，从哈佛汲取了充足的知识储备，从社会实践中又得到了最直接的科学验证。于是，一个绅士学者改变了世界经济。
人物简介
1918年3月5日，詹姆士·托宾出生于美国伊利诺斯州的香槟。1935年9月，托宾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四年后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40年又获得硕士学位。在哈佛的6年期间，托宾受到了约瑟夫·熊彼特、爱德华·张伯伦、瓦西里·里昂惕夫等着名经济学家的指导。
1941年，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托宾以经济专家身份在政府任职，先后在物价管理署、战时生产局工作。“珍珠港事件”后应征入美国海军服役，先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了90天军训，后任驱逐舰指挥官，随舰到达大西洋和地中海，并参加了进攻北非和法国南部以及意大利战役。退役时他获海军预备役上尉军衔。
1946年，托宾离开部队返回哈佛大学经济系，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1947年，他以一篇关于消费函数的理论和统计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同年，托宾成为副研究员。托宾利用副研究员的薪金补习他在战时失去接触的经济学，特别是经济计量学，参与写作了《美国商业信条》，并且在《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上发表了名为《流动偏好与货币政策》的文章。1949年他到英国剑桥大学应用经济系当访问学者。
1950年以后，托宾就一直在耶鲁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55年他升为经济系教授。同年，原来设在芝加哥大学的柯立芝经济研究委员会迁移到耶鲁大学，并更名为柯立芝基金会。从1955～1961年和1964～1965年，托宾担任柯立芝基金会主席职务。1981年，托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托宾担任柯立芝基金会负责人期间，曾帮助过许多年轻的经济学家。他对其他经济学家的无私帮助，赢得了同事们对他的喜爱，正像他的辉煌成就赢得了大家对他的尊重一样。经济学界对他的尊重反映了对他宽厚、谦和的绅士风度的赞许。诺贝尔奖得主中很少有人能得到这样真挚美好的评价。
莘莘学子，在哈佛接受名师指点
即使是天才，没有知识的武装，没有文化的熏陶，终究会流于普通人。托宾之所以成为现代经济理论的奠基人，毫无疑问，得益于哈佛名师对他早期的指点与栽培。
托宾生长于一个大学城，念的是大学的附设中学。托宾的同窗好友大多数是大学教授或员工的子弟。托宾从小喜欢新闻记者的工作，那正是托宾父亲的职业，托宾从6岁开始，就自行编制报纸。托宾也曾想过念法律，因为托宾喜欢争辩讨论，而且托宾在十多岁时就对政治着迷。当时托宾知道大学里有经济学这门课，但究竟内容是什么，则一无所知。当然，有关经济的课题，经常会出现在中学的历史课与公民课里。因此托宾认为经济学将会是日后自己在大学所选修的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学科，可能是修习法律课程前先修的部分课程吧。
托宾无忧无虑地成长，也一直认定自己会在家乡上大学——伊利诺斯大学。就在打算前往注册的前一个月，托宾获得哈佛大学提供的柯南特奖学金。托宾的父亲在《纽约时报》上看到，哈佛提供中西部五个州每州两名的新生奖学金。当时哈佛的校长柯南特希望此举能够扩大哈佛学生在地缘上与社会阶层上的涵盖面。反正申请一下也不会有任何损失，托宾就接受父亲的建议提出申请。事实上，伊利诺斯大学附设高中也并未为托宾通过哈佛奖学金考试而刻意做任何准备。附设中学每年毕业的学生大约是三十到三十五人，在托宾的破冰之举后，后来又有多人获得全国性的奖学金。
所以说，柯南特、父亲以及附设中学改变了托宾的一生。伊利诺斯大学一直都是很好的学校。但托宾一直怀疑，假如他在该校就读，是否会走进经济学的世界？而哈佛促成了托宾进入经济学领域，并成为杰出的经济学家。
1935年9月，托宾第一次离开父母乘火车到了哈佛大学深造。四年后，托宾获得哈佛学士学位。他毕业论文成绩优异，已显示出他今后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潜在的智慧与才能。他的父母得以再次到东部旅行，骄傲地参加了儿子的毕业典礼，而第一次则是他父母新婚时的蜜月旅行。
接下去的两年，托宾在哈佛上研究生。哈佛的这6年的生活经历，对托宾一生来说是具有深远影响的。与他同窗的是一些有着不同背景、兴趣和才能的青年。他们的老师有许多是在经济学领域造诣高深的教授，有些在以后的年代成为这个行业的领袖。
当时，哈佛已经是北美首屈一指的经济学研究中心，能够与之匹敌的只有哥伦比亚大学及芝加哥大学。教授不管是资深还是资浅，都属一流之选。托宾还是学生的时候，就遇到了两位经济学界重要人物，一位是里昂惕夫，当时已任教职；另一位是萨缪尔森，他是担任初级研究员的研究生，毋需正式修课。
在20世纪30年代，哈佛资深教授阵容中，熊彼特可说是诺贝尔奖的必然人选，汉森、钱伯霖以及哈伯勒也不相让。哈佛大学吸引了资质相当优秀的研究生，而这批杰出的学生未来继续从事学术生涯，乃是顺理成章的事。
托宾初到哈佛时，打算主修社会科学中的一科或是数学。到大一结束，托宾已偏向主修经济学，但却还没有修过任何有关经济学的课程。因为在当时，即使是经济学原理那种入门课程，也被视为对大一学生还太过艰深。因此，在大二，即18岁那年，托宾才开始经济学原理这门课程，老师波拉德是专攻劳动经济学的学者。
经济从来就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我要做的便是找到能造福人类的发展模式。
——詹姆士·托宾波拉德同时也是托宾的导师。哈佛大学部的学生，除了修习四门课之外，也要和导师定期会面，经常是一对一的性质。一般来说，导师是与学生住处邻近的教授或研究所学生。导师制并不是为学生分级，基本上是参考牛津与剑桥的在家指导学习制度。波拉德当时建议，把讨论课题全心投入“一本来自英格兰的新书”。他刚从英国回来，知道该书在正式出版之前，已经引起很大的震动，因此推断该书势将成为一本重要的经济学着作。那本书正是在1936年出版、由凯恩斯撰写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波拉德并不拘泥于学术成规，他毫不在意托宾当时只不过刚修习完经济学原理。所以托宾开始阅读，并且一路和波拉德讨论念过的章节，从初次接触《通论》开始，托宾就被经济学迷住了。
和同时代的经济学者一样，托宾之所以会被这门学科吸引，不外两个原因：其一，经济理论是一项迷人的知性挑战，与数学或奕棋相似。托宾非常喜欢分析与逻辑论证，由小学到大学阶段，代数可能是最令托宾眼界大开的科目。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通过经济学的研究，可以对经济大恐慌及其给全球政治走势所造成的可怕影响有所了解，甚至可能提出解决之道。托宾个人并未身受经济大恐慌之害，但透过他的双亲，托宾能深入感受到当时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各项问题。托宾的父亲是一位学识丰富、思维细密的自由派人士，母亲则是一位社会工作者，她的一辈子几乎都在处理失业与贫穷的个案。
由于有了凯恩斯，经济学让托宾充分领略两个世界的极致。他着迷于凯恩斯理论和正统古典经济学的抗衡。凯恩斯对普遍笼罩着的错误作全面颠覆，鼓舞年轻人对传统经济学进行圣战。托宾早已是罗斯福新政的热诚信徒，对萧条、失业与贫穷极为关注。
按照凯恩斯理论，罗斯福总统采取的美元贬值以及政府赤字支出政策，在经济学上都是正确的做法。
满腔热忱，狂热的凯恩斯主义者
任何一个发展，尤其是理论上的创造，都离不开对前人智慧的掌握与贯通。当充满激情的托宾与同样充满激情的前辈凯恩斯，两种杰出的思想融入相撞时，一个经济学的重大发现此刻已经开始了孕育的过程。
怀着一腔热诚，托宾比哈佛的许多前辈，更早也更深入地接触了凯恩斯的新着。凯恩斯是后来所谓“宏观经济学”的启建者，当时和他共事的年轻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曾以“整体的产出理论”来形容凯恩斯的理论，这实在是相当贴切的用语。托宾喜欢这门新学问采用的方法，即把整体经济情况以一套联立方程式的系统加以模型化。
当时的哈佛已然成为凯恩斯学派进军新世界的滩头堡，但资深的教授大多怀有敌意，只有哈里斯教授是个例外。哈里斯很早就转向支持凯恩斯。他对大学部的学生有相当重要的启发，而对托宾更是照顾有加。哈里斯可以说是一位学术界的企业家，他是《经济与统计评论》的编辑，也是在登斯特堂讲坛的资深教授。他在这两处开放篇幅与课堂，供大家尽情辩论各种经济理论与政策。年轻一辈的教授以及兼任教职的研究生，都对凯恩斯的着作反应热烈。他们如此热衷的原因，基本上都和托宾类似。
当时一位着名的经济学教授前来哈佛，并担任经济学的立陶尔讲座一职。他就是汉森。汉森从明尼苏达大学转来哈佛任教的那一年，刚好50岁，同年，托宾也开始了经济学的课程。一开始，汉森对凯恩斯理论是采取批判的态度，也曾出版对《通论》冷淡的评论。后来，他整个想法产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对任何时代的学者来说，都是极不寻常的，特别是如果自己早期的观点还已经印成了白纸黑字。汉森成为美国鼓吹凯恩斯理论与政策的领导者，他所主持的财政政策研讨课程，可以说是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与应用的研究中心。在华盛顿位居要职的官员，与学校的师生齐聚一堂研讨。托宾不禁觉得，重大的历史似乎就是在那间课堂中写下的。对哈佛大学部的学生来说，立即受益的就是由汉森亲自教授宏观经济学，不过当时还是归属在货币银行学的科目底下。对托宾来说，汉森是一位真正的英雄人物，而数年后，托宾也成为汉森的至交。
托宾在哈佛的学士论文，探讨了凯恩斯及其攻击的古典经济学双方的中心理论。传统的经济学主张，价格的变动可以发挥清理市场的效果，价格上扬可以消除超额需求，而价格下跌则可以消除超额供给。应用到劳力市场，则意味着工资降低可以消除失业。劳力有超额供给，不可能是长期均衡的现象，除非法律或是工会限制工资下跌，否则由于追逐工作机会，工资必然会下跌，从而为失业者恢复或创造工作机会。这是传统经济学核心理论的应用，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的观念。经济体自私而短视，他们对自己能接触到的市场讯息，会考量个人利益而作出反应。在每个人追求最大私利的情况下，却奇妙地使整个社会蒙受最大福祉。竞争给社会带来了这项奇迹。
凯恩斯却不认为这样的机制可以用来消除非自愿性失业，他并非只认为这样的机制时效迟缓，而是根本就认为这项机制行不通。他认为整个经济会处在一个失业均衡的状态。传统经济学者认为，自由竞争市场可以对资源做有效的配置。凯恩斯却指出：假如有工作意愿也有工作能力的劳工找不到事做，就显示出整个市场制度存在极严重的缺陷。最无效的事，莫过于让有生产力的资源闲置。
托宾获奖的论文就是在找寻凯恩斯理论的缺失，这似乎颇为令人惊讶。不过，托宾也不认为凯恩斯有必要在反对者的大本营中，坚决争取理论上的全面胜利。不论失业是长期失衡还是短期均衡的现象，凯恩斯务实的论点都不失其重要性。托宾个人发表的第一篇专业着作，就是根据这篇论文改写而成，发表在哈佛编辑出版的《经济学季刊》上。这项议题一直相当热门，托宾也一直对它相当关切，并发表过一些相关论文，包括1971年他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72年度）所发表的就任演说稿。
1939年从大学毕业之际，托宾早已忘记法律，而很自然地决定成为专业的经济学者。哈佛有一套留住大学部优秀学生的方法，也就是将奖学金的提供延伸至研究所——托宾的奖学金获得展延，顺理成章地进入研究所就读。从大学部转到研究所的过程中，托宾并没有碰到多大困难，因为早在大四时，托宾已选修过若干研究所的课了。这时，托宾需要的是加强选修一些专业研究工具的课程，包括数理经济学理论以及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当时的哈佛，才刚刚要开始迎头赶上这两种分析工具的发展脚步。
在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方面，当时的哈佛可以说远远落在时代之后。经济统计学的教授所使用方法相当怪异，而且对依据数量统计理论所发展的方法持相当怀疑的态度。和托宾一样对正式统计理论有兴趣的学生，只能求助于数学系的课程。至于计量经济学，他们则是在一位欧洲的访问学者史代赫尔所主持的统计需求函数研讨课程上，极尽可能地挤压出这方面的知识。他们也发现，回归法虽然遭到柯兰姆及弗里克两位教授轻视，但是在布莱克的农业经济学课程上却是生气蓬勃，所以还能在哈佛存活下来。
在立陶尔中心的地下室，托宾可以使用布莱克的电子与手动式运算设备。
托宾在1942年所发表的第二篇论文，就运用了这些设备。该论文原本是为1941年春季梅森的研讨课程所撰写的，主题是如何将统计预测应用于国防计划，而托宾所选的题目是民间钢铁需求的预测。梅森后来推荐托宾到华府刚成立的物价管理与民间供应局的民间供应部门任职，多少也与这篇论文有关。托宾在1941年5月离开哈佛时，已完成所有博士学位的课程，就差论文这一关。后来直到1946年2月，他才又重返哈佛。托宾在华府参与配给稀少性物资九个月，然后进入海军服役，在驱逐舰上担任带队军官，到1945年圣诞节正式退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