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我还尊重她们，因为她们代表所谓的“组织”。我有什么说什么，她们反而说我给蔡顺礼评功摆好，揭发不出大问题来。她们问我常有什么人到我们家。“平时没有人来。过年过节就是保卫部的干部来拜年。”我说。还叫我把干部名单写出来。还说过：“有一天早上，我背包上班，一出门，碰上吴××在大门口和蔡顺礼说话，说什么我也没有听见，我也没有和吴说话，我急着上班就走了。”后来她们就开始逼供了。那个时候在原单位，我被逼无耐，昧着良心承认过“造反派”编造出来的假材料了。一个女工、我称她为“阿庆嫂”的就说：“上次说了假话，这次就不揭发了？”我说：“我已经说过了，没有可说的了。你还非要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她没话说了。以后又开过一次斗争会，我不再回答她们任何问题。我瞪眼瞅着她们六七个人，她们不耐烦了，说：“我们给你说了这么多话，你听了吗？”我说：“我又不聋！”以后再没开会批斗我。
之后我可以出去办自己的事情了。开始有人陪同，后来我可以自己出去，但有人盯梢。第一次我请假出去买布，因为布票快过期了，我想买五幅布留着做被里。卖布的没有五幅布，都是宽面布，我问售货员：“一个被里需要多少布？”那个盯梢的人非挤到我跟前听我和售货员说什么。我就骂他：“人又不多，挤什么？混蛋！连盯梢也不会！有这么盯梢的吗？”
我本来饭量就小，一天三顿干饭，没稀饭、没有汤，我常常吃不下饭，身体渐渐衰弱了。在这困难的时候，我想向周×反映我的困境。但如果直接给周×写信，就会落到秘书们手里，我就给杨××（周×夫人）写了封信，请她转交。周×派车接我去他家。看管我的人觉得我来头不小，省委书记都派车接我，也怕把我的身体搞坏了负不起责任，就允许我自己买鸡饨汤喝。有一次自由市场没有鸡卖，要坐公共汽车到别处赶集才能买到。上车时人比较多，但也不是很挤，又是那盯梢的人使劲挤，我气愤地说：“你先上！”他又不挤了。我上车了，他也上去了。我走哪儿，他盯到哪儿。我的外甥女来帮我洗衣服，她们也不愿意，叫我自己洗，我说洗不动。“阿庆嫂”又说：“少洗点儿，一件一件洗。”我说：“一件也洗不动！”
熟人见了我不敢说话。有一次在街上碰见了一位同志的老伴儿，在小桥上，她看见我就不敢往前走了。我主动上桥和她说话，走近了，她小声问我：“他们不盯你梢了？”我说：“他盯不盯我不管，我不做坏事，也不怕他们。”她心里害怕，也不敢多说话，赶紧回家了。在省学习班待了一年多，她们糊里糊涂地叫我回家了，我又回到了昆明军区大院的家中。
王××家不让我进门，陈×看见我在她们警卫室坐着，招呼也不敢打一声，冲我笑笑就进家门了。有一次，我在路上碰见王××司令，我问他蔡顺礼有什么问题，昆明军区给他写的“纪要”上空空洞洞的，也没有具体内容。他的一帮随员急忙把我赶走了，大概嫌我找他的麻烦，就把我发配到潘家湾招待所紧南头儿的一个院落。要过一条大深沟，再上一个用鹅卵石铺砌成的很陡的一个坡路，路很难走。因为经常在这条路上行走，我的右脚趾外侧磨了很厚的茧子，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好。
分配给我的房子是关押犯人的。铁格子窗户，都是四分直径的粗铁棍儿，每隔二寸一根，就像监狱一样。房中没有任何家庭用品和设备。我小时候家里穷，什么事都会干，这点儿困难难不倒我。我叫儿子搬砖、和泥，自己盘锅灶做饭吃。
1972年冬，因为中央同意了我的要求，孩子们工作稳定，没有一个复员。但到1973年冬，各单位就把中央的决定忘到了九霄云外。由于受到父亲事件的影响，子女们都受到牵连。
首先是老二从部队复员回来，接着老大也复员了。三个孩子都回家了，不能上户口。那时候实行粮票制。没有粮票拿什么给他们吃？我可作难了。当时军区领导都上北京去开会，听招待所的人说，副司令在家主事。我写信请他帮忙。（副司令批准招待所借粮票给我，解决了我的大问题。）我对他的关照至今不忘。大女儿医科大学毕业，单位不让她做医生工作，病号知道她从医科大学毕业都找她看病。她的领导就对病号说：“她不是医生，不要找她看病。”因此也回家了。三十世态炎凉三十世态炎凉自从1972年9月20日蔡顺礼在京西宾馆被带走后，一直杳无音信。我和孩子们的来往信件也受到检查。我在昆明所谓的“学习班”中，生活受虐待，精神受摧残。我只要给在北京的孩子们的信上说一小点儿有关蔡的事，这封信肯定收不到。老大复员住亲戚家很不方便，我叫他来昆明，这封信就收到了。我在昆明等得心急如焚，不能再等下去，向省委组织部唐××请假去北京，他不准假。我试探说：“那你关我吗？”他又含糊其辞地说：“关倒不至于。”我心里有底了，很快就坐上火车来到北京。老战友胡×、李××去车站接我，暂时安排我和李家的姑娘们住在一起。因为李家房子小，他的二姑娘李×就天天夜里在别人家住。冯××同志积极地跑到房管局，为我批一套房子。下边的经手人开始说十五天以后给房子，后来又说要市委领导说话才给房子。我到处找人，最后还是没有办成。大儿子回来后李家再也容不下了，只好到我们制药二厂的一个支部书记家住了十五天。大热天，平常只有自家人，可以对开房门通风凉快，有我们住着就很不方便。我又赶紧想另外的办法。工人侯××父亲家有房住，可他母亲刚过世，我去住不方便。经过侯××同志安排，他把朋友王××三口人家搬到他父亲家住，我们住了王××的两间房子。那时，还真是靠着以前工厂的朋友们解决了最迫切的住房问题。后来的大女儿给汪××写信说：“我妈来北京看病没地方住。”汪批示总政，我们住进了总政招待所。但是，问题还不少。住了没有多久，邢××叫工作人员贴通知：“吕景旭交房费。”我就问怎么交。他说：“按着住所的客人交。”住招待所费用较高，我当时的工资只一百二十多块钱，不吃饭也不够交房租的。这不是要房租，是要赶我们走。我说：“是组织批准我们住进来的，有事去找组织解决。”
另外，我这点儿钱住招待所，在餐厅买饭菜也是不够的。我先借厂里工作人员王××同志的煤气炉来用，后来北京市公用局赵××同学帮我买了一台煤气炉才还给了王××。我一直觉得欠他太多的人情了。
开始，我一个人来北京，组织了一帮小罗卜头儿，想方设法了解蔡的情况。他们都是蔡顺礼的老部下，了解蔡的为人，知道他没有问题，也不怕受牵连。这些人各尽所能地帮助了我。李××原是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政治侦查员，他有月票，走动方便，所以专门通知开会。胡×是原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的部员，曾经给聂老元帅当过秘书，他专门负责给老帅送信，警卫不挡他的驾。邸××是原骑兵团文书，毛笔字写得很好，他总是执笔人。杨××是原骑兵团教导员，思想活跃，很会出主意。我到处打听消息，一旦听到一点儿新消息，也不管真假，就召集我们这伙人写信。每封信聂老帅都有批示，但那时“四人帮”当权，老帅们都没有实权，人家还是不放人。
垮台后，我们看到了希望，更加积极地向中央领导写信反映情况。后来听说袁××的孩子给总长写信说：“我爸爸身体不好，年纪大了，有高血压、心脏病，请求放人。”总长批了，放了人。大女儿连夜把消息转给于××部长。于××部长说：“他能放人，咱们也打报告要求放人。”到底哪天放？我还是不放心。我趁他吃中午饭的时间找到他家，我对他说：“离国庆节还有五六天，最好节前人能回来。如果不回来，我的日子可不好过。”他答应我下午就写报告，争取节前放人。
“到9月30号，吃过早饭还没有信儿，我心里很着急，可没有办法。我到新开胡同口小店里买来一只鸡，准备过节做菜。赵真来了，说：下午接蔡政委回家。”我急躁的心情才平缓下来。
吃晚饭前，蔡顺礼终于回来了。大家高兴极了，全家终于过了个团圆节。当时，在家的有大儿子、二儿子、大女儿、二女儿，小儿子和小女儿还在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