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概说他赢得成功的政治和战略经验，确定一种新传统或新政治文化，虽然是局部的而非全面的。］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政治领导或最高统帅的核心要素之一。］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未央宫成。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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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实现了陈胜的豪言：“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究其缘由，可以说颇大程度上归功于商鞅往后的秦的一项社会/政治变革，即实际上废除贵族，“万民黔首”，才有陈胜的豪言，也才有刘邦的辉煌。中国历史上有了第一位平民出身的全国最高统治者——中国历史上的一项政治革命。
［英雄的终结。他在本质上仍是最初的他，一个富有人情味、豁达大度和生性“无赖”的农民。］高祖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于是高祖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遂不使治病，赐金五十斤罢之。已而吕后问：“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稍）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而所知也。”［有如埃利奥特·科恩在其《最高统帅》一书里写的，政治领导人“需有……对他人的非凡判断力……领导作用的颇大一部分就在于懂得挑选谁，鼓励谁，制约谁和撤换谁”。］
四月甲辰，高祖崩长乐宫。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故救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司马迁的政治史哲学，不存在永久和完美的治理之道，因而经调整去适应一个时代的情势乃是关键。适应性变革上的政治实用主义。］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农民战略家的优势
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陈军，定代地，立为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即（代王）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诸吕吕产等欲为乱，以危刘氏，大臣共诛之，谋召立代王，事在吕后语中。
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问左右郎中令张武等。张武等议曰：“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此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喋血京师，此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原（愿）大王称疾毋往，以观其变。”中尉宋昌进曰：“群臣之议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桀并起，人人自以为得之者以万数，然卒践天子之位者，刘氏也，天下绝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盘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强），二矣。汉兴，除秦苛政，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三矣。夫以吕太后之严，立诸吕为三王，擅权专制，然而太尉以一节入北军，一呼士皆左袒，为刘氏，叛诸吕，卒以灭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虽欲为变，百姓弗为使，其党宁能专一邪？［对政治和社会稳定的一番优秀的分析：强有力的中央权力和合法权威，加上民众支持或其维持现状心理，还有对晚近惨痛往昔的”全民记忆“，几乎不会有人愿意以任何方式返回过去的状态。］今内有朱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南、琅邪、齐、代之（强）。
方今高帝子独淮南王与大王，大王又长，贤圣仁孝，闻于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
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其议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从来远矣。如故便。”上曰：“朕闻法正则民悫（què，恭谨），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见其便，其孰计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请奉诏书，除收帑诸相坐律令。”
他是一位如后所述持之以恒的积极的改革者——在“无为政治”的总原则下的改革者；改革性的无为政治，有所作为的无为政治。
人或说右丞相曰：“君本诛诸吕，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赏，处尊位，祸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谢病免罢，左丞相平专为丞相。［皇帝与他的最有权势和威望的重臣都很审慎自律，使这个时期的政治成了一种引人注目的审慎政治。他们坚执他们关于历史教训的记忆。］
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复以绛侯勃为丞相。……正月，上曰：“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谨慎、勤勉和“经济第一”。他的原则和政治风格朴实和讲求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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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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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性的无为政治，有所作为的无为政治。
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为寇……六月，帝曰：“汉与匈奴约为昆弟，毋使害边境，所以输遗匈奴甚厚。［这远不是后来的”儒家对外政策信条“；对外政策在”民族平等“信条下讲求实际，或曰实用主义的”朝贡和平“。政策和政策工具由紧要利益、可得手段和成本效益估算决定。］今右贤王离其国，将众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来近塞，捕杀吏卒，驱保塞蛮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轹边吏，入盗，甚敖（傲）无道，非约也。其发边吏骑八万五千诣高奴，遣丞相颍阴侯灌婴击匈奴。”［然而，当真正需要时，武力和远征仍被有限地使用。虽然那么有限，即使（像他在位第18年时所说）“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也（转用司马迁语）“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匈奴去，发中尉材官属卫将军军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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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天子……下诏曰：“……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上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毋以异，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除肉刑，免租税：确实激进和重大的改革措施。秦亡以来社会/政治改革的顶点。］
十四年冬，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塞，杀北地都尉。上乃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车千乘，骑卒十万。帝亲自劳军，勒兵申教令，赐军吏卒。帝欲自将击匈奴，群臣谏，皆不听。皇太后固要帝，帝乃止。［这位谨慎和“经济第一”的皇帝同时也是一位国防皇帝。他的“武德”昭然显现。］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赤为内史，栾布为将军，击匈奴。匈奴遁走。
春，上曰：“朕获执牺牲币以事上帝宗庙，十四年于今，历日长，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朕甚自愧。……今吾闻祠官祝厘，皆归福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
［一位朴实但真正辉煌的伟大统治者，特征为全都经久一贯的审慎、节俭、勤勉、对广义和狭义成本的压倒性意识以及对人民的关切。他深刻和敏锐地认识到他和他的帝国面对的严重形势制约。或许他在一些方面多少过于消极，但他的治国方略的方向无疑正确。］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值）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绨（tí）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
后七年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宫。遗诏曰：“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岂）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离寒暑之数，哀人之父子，伤长幼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余年矣。赖天地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
［”方内安宁，靡有兵革“：这两个短语是他统治时期的最简练总结。伟大的成就，但是将两大越来越严重的问题留给了他的后继者：诸侯王权势与匈奴人威胁。］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维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诏御史：“……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刑，出美人（释放作为多年宫廷奴隶的宫女），重绝人之世。……”［他在他的后继者意念中的最突出行为，后者可能有意识地要将它们在其本质上变成汉帝国家的政治传统。］
太史公曰：……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
大多由于暴秦的教训和文帝的实践，儒家式治理的哲学和首要信条——政治事务领域的首要传统中国特性——已大体准备就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