蹒跚的步履伴随他一路的骂骂咧咧，一下一下，在静夜里尤其成为每个人心里防不胜防的噩梦。倘使当初买楼时老疤早有预见，有一天必须忍受来自楼上无休止的声音折磨，我想打死他也不会跟我争着买什么“金三银四”。
谛听从父母处传来的各种声音，已经成为我多年来的一种习惯。一旦夜如死寂般悄无声息，我反倒更加惴惴不安——我怕他们在某个深夜的某个时刻突然被死神拽走。我怕，我怕我一觉醒来，蓦然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孤儿”。
回首那几年的日子，过得简直黑白颠倒。所有人的时差也不得不随之颠倒。父母把夜晚当白天过，哭喊叫骂，在静夜里不绝于耳。我们就像一架不停运转的破机器上被过度磨损的零件，带着满身锈蚀，疲惫得摇摇欲坠。
哭声、喊声、惊醒……
有谁经历过这样的夜晚，这样的家？
我和妻子正常的夫妻生活完全被打破了。一阵阵令人惊悸的哭喊声从隔壁传来，渐渐让我们对那种事失去了兴致，主要是没心情。不得不承认：父母亲不择时机的哭喊声，对夫妻间的“个体活动”是多么大的干扰！甚至连向对方表达甜言蜜语，都成奢侈。
二人世界难寻，我们已习惯过着氏族部落里的群居生活。
妻子那年二十八岁，我三十一。
多少个无眠的夜晚，我站在阳台上，迷茫地望向远处。有时是根本不能睡，有时是突然半夜醒来，再想睡却怎么也睡不着了。
夜空。偶尔有夜航的飞机划过，灯光一明一灭，一明一灭。
对面的楼里漆黑一片。清晨，所有的灯再一盏一盏地亮起来。那漆黑本应属于安宁的睡眠——当一个人，连最基本的睡眠都成一种奢望，他还敢对生活有更高的要求吗？
独对这片被我看得厌了的夜空，多少次，我会想到“生不如死”。
对于父母，如果他们还不曾把儿女家人折磨得这么久，这么烦——而是在我们还没准备好的某一天突然死去，也许停留在儿女印象里的父母，将永远是尽善尽美无可指摘的。当然一时的悲痛欲绝总是难免。但我想，即使那样，也总比熬得周围人筋疲力尽要好些吧。
反过来，对于病情沉重的父母，何尝不是一种解脱？
我又想到自己，同样是在“生不如死”中苦苦挣扎的牺牲品。——什么“养儿防老”？他们可曾想过，子女会为他们当初一个草率的决定，付出“正值当年”的代价？他们想过吗？
那么，假如我死了呢？或者假如压根儿就没有我？地球还依旧会每天转动，天也不会因此塌下来。而父母可能面临同样的病。真要是那样，总有办法面对的是不是？总有人替代我的位置，去面对的是不是？既然我没有那么重要，为什么一定要为此承担这么多的痛苦和煎熬？为什么呢？
有一次开车行在回家的路上。前面一辆铲车的翻斗里，挤了一群灰头土脸但笑容可掬的农民工。他们发自内心的满足笑容一下子感染了我。
比起他们，我经常问自己：到底优越在哪儿呢？在他们眼里，充满了对这座陌生城市的憧憬，他们的脚步是踏实的。他们在白天流了一天的臭汗，到了晚上，却可以倒在木板支起的床上，舒舒服服地躲进自己温暖的梦乡，做着衣锦荣归的美梦——也许不是梦，而是正在一步步实现的现实。
而我呢？
妈没了，没妈了，结松了
尽管我有一双无法为外人道的“非典型”父母，尽管我每天都必须守在这个炼狱般的家庭里，忍受着身心的煎熬，但我仍没有资格谈及所谓“孝道”。我能做到的只是忍受——逆来顺受。心里的抱怨其实比谁都多。
2003年春的一场“非典”，把个车马喧腾的北京，一下子变成一座“空城”。
那段时间，各医院都专门辟出“发烧门诊部”，一经发现有疑似症状的，立即采取“隔离”措施。凡到医院就诊患者均首先经过反复排查，方可正常接受治疗。住院的病人家属也一概不能履行正常探视。
因在医院被传染的可能性极大，所以人们都尽量避免去医院。
我最担心的就是，父母的病千万别恰巧这时候恶化或复发，那样即使不被染上“非典”，也隐着无数种可能性而让他们在劫难逃。单单是住院“隔离”这一条，不夸张地说，就能活活要了老人的命。
我嘱咐保姆尽量减少出门，戴口罩，家里常用“84”消毒液和过氧乙酸消毒液消毒。因她与老人接触最多，又要照顾他们饮食，所以保姆自然成了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
父亲大概从电视里看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惶惶不可终日。
我劝姐姐们这段时间也不必来了，因路上要倒几趟车，无形中加大了被传染的可能。
父亲却认为是我故意挡着姐姐们来看望他，三番五次打电话让大家来。
父亲揶揄道：“是你舍不得钱，留你姐姐吃碗面啊？！——不要紧，钱我出，让她们来吧！”
“非典”的不期而至更阻止了所有北京人“五一”长假出行的脚步。这对我倒无所谓。
母亲连续几天几夜没有睡，闹得更凶了。脸部迅速消瘦下去。坐在床上哈欠连天，强睁着俩眼，就是睡不着。隔三五分钟嚷一次。
父亲又在催促我带他看牙的事。他的假牙与牙床分离，挂钩已经挂不住了，吃东西生怕一不小心囫囵地连同假牙一起咽下去。
社区医院的院长正是牙科出身，四十多岁，据说早年在日本留过学，专习牙医，想必技艺不凡。我把老爷子的情况简单向院长作了介绍，希望他能体谅父亲的腿脚不便，破例出诊。
“从没听说过牙科出诊的，”院长一句话给我搪塞了回去。“各种检查的仪器都没法带，还是带病人来一趟吧！”我退而求其次，又恳求他能否先随我到家里看看，免得老爷子跑好几趟。院长看在我真诚的分儿上，带了窥镜等一些简单的检查工具，跟我到了家。
一进家门，就听到母亲声嘶力竭的哭喊声。
我忙解释：“是我母亲。”
院长看了看我瘫痪在床的母亲，拍拍我的肩：“小伙子，照顾两个病重的老人，不容易啊！”
院长的态度大约是在说我“真不容易”的时候，开始转变的。
他和蔼地跟父亲开着玩笑，并一口答应父亲：保证亲自为他做一口戴着舒适的假牙。院长又观察了母亲的神色，偷偷对我交底：“你可要有个准备啊，通常这种病人连续十天半个月地折腾、不睡觉，然后再老是醒不了（昏迷），人就完了。你母亲看样子挺危险——”院长说：“我母亲当年得的也是这病，症状都一样。在那一年里，我送走了两个老人！”
送院长下楼，他还一再语重心长地提醒我：“为你母亲准备一下吧（后事），看来，老太太得走在你父亲前面。”
尽管无数次设想过，母亲最终要走，迟早要走，谁也留不住。但当时院长的一番话，还是让我心里咯噔一下，好像母亲的死期因院长的预言而被明确下来，顿时难受极了。
开车行进在四环、三环、二环路上，去接妻子。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北京的街巷到处是难得一见的萧疏和寂寥。车内音乐调得很大。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到：也许母亲与我的永别，就在今后的短短几天，而我一生能和母亲相处的时间，也仅剩下这最后的几天了。
也许，从此的夜晚再也听不到母亲的哭声。但那种安静是以我永远失去母亲为代价换来的——那种安静是我真正想要的吗？
泪水，抽泣，然后一个人在车厢里失声痛哭……
母亲每一天都活得苦不堪言。
今天和明天，白天和黑夜，对母亲来说早已经混乱了，没有任何意义了。母亲长久忍受着病魔（确实是个“魔”）的摧残、蹂躏、折磨……任凭生命在对苦难的忍受中，一点点地消耗殆尽。
有人说：“还是‘安乐死’更人道。为什么中国就没有‘安乐死’呢？！这才是对病人的尊重。他们没有选择生的权利，却应该有权利选择死。”
“但别忘了，大多数病人在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必须由他们的子女作出决定，他们是没有能力作决定的。”
“但很多人——特别是知识层次较高的人，都是主张‘安乐死’的。他们希望提早向子女说明，如果，万一，有一天，自己病得不行了，到了活着就是受罪的地步，完全没有希望，甚至失去生命起码的尊严与意义了，千万给他们打一针，以此获得彻底的解脱……”
“要是我母亲处于这种情况，我就主张给她‘安乐死’，这可不算不孝。相反，为他们减少痛苦，才是最大的孝——不是吗？”
“那是你！”
“难道仅仅活着，呼吸着，就是意义吗？”
“对，有时候，活着，呼吸着——就是意义！”我的母亲只是一位目不识丁的普通农村妇女，但母亲对于这个家来说，具有同样的意义——
只要母亲在，一家人就有凝聚在一起的理由，姐姐们也就有个理直气壮的“娘家”可奔。父母病重以后，姐姐们每周都会过来好几次。一是为了看望父母，同时也为我们姐弟之间的沟通联络创造出更多的机会。
在火葬场，眼睁睁目送母亲被推进火化炉的那一刻，二姐抱着我痛哭失声——“钢子，咱没妈了！……”二姐撕心裂肺的喊声至今犹在耳畔。
妈没了，
没妈了……
父母亲在他们走的时候，把自己精心绾扣的，联系在兄弟姐妹之间的那个结儿，就这么轻轻一拉，就松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