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吃惊的是，范钦并不是一个在仕途上“耿直不阿，公然冒犯权奸严氏家族”的人，反而是一个和奸相严嵩相处得十分融洽的人。当年范钦被委任为九江按察副使的时候，严嵩还以诗相送：“歌襦棠郡留遗爱，建节霜台拜宠荣。此去威名庐岳重，向来风节秀江青。春城祖席维征骑，院驿楼船动水程。别后相思何处所，烟消湓浦暮潮平。”写得还是蛮有感情的。如果范钦是一个刚直不阿，敢于冒犯权奸的人，严嵩会以诗相送吗？还会“别后相思”吗？严嵩的时代正是明朝的嘉靖年间，那时奸臣当道，腐败盛行。当然，范钦可以洁身自爱，可以出淤泥而不染，可是，一个“廉洁清正，一身正气”的官吏，为什么会得到奸相严嵩的欢心？什么是历史的真相？什么是人的本来面目？“一生真伪有谁知”，只有天知道！
哦！这就是天一阁？这就是我要朝圣的天一阁？我站在天一阁门前的池水边，望着飘洒蒙蒙细雨的天空。天空不语，飘洒的落叶不语，只有天一池水中游弋的红鱼似乎在诉说着什么。
我不能不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爱书与爱钱，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爱书就高雅？爱钱就鄙俗？不会这样吧？爱书与爱钱，其实这两者之间本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如果爱钱是吝啬鬼的话，那么爱书而不读书，不过是爱钱的吝啬鬼把钱变成了书，转换了一个吝啬的形式而已。其实在范钦的眼里，这些书和那些古玩字画，和那些奇珍异宝足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只不过是收藏的分类不同罢了，和“健全的人格”以及“文化的良知”无关。从范钦的身上，看不出任何一点承载历史和传承文化的痕迹。我们太多情了，我们太偏爱了，天一阁无非就是一个私家藏书的二层楼阁，它和其他遍布全国的私家藏书楼别无二致，只不过范氏的后人使它比别的藏书楼多延续了一些岁月。
一个守财奴，最大的忧虑就是儿孙们会成为败家子。所以，他必须把自己的子孙也打造成和自己一样的守财奴。所以，范钦一开始就按照守财奴的模式，打造自己的子孙。他为他的那些带不走的书，制定出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凡阁门和书橱门的钥匙分房掌管，非各房齐集不得开锁。”并规定“不得无故开门人阁，不得私领亲友入阁，不得将藏书借与外房他姓。”天一阁“代不分书，书不出阁”，成为一条铁律。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守财奴至少还爱他的财宝，而范钦的后人们，却不知那些书为何物，他们只是忠诚地恪守祖训，守护着那些终将化为灰烬的古籍。
显然，这样的制度对保护书籍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没有目的的保护究竟有什么意义？范钦爱书如命，子孙目不识丁，如此巨大反差，让人怎不震惊？
也许，要使其忠心，必使其愚昧。只有愚昧的子孙，才会恪守祖洲。所以，在范钦的眼里，只要书在，子孙愚昧，又有何妨？这大概也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缩影和悲剧所在吧？
守着一座文化的金山，却是一群精神的穷汉，一个家族怎能不没落？我忍不住要问范钦，你要那些书究竟是想做什么？你要那些书究竟保存到哪一朝，哪一代？
书的价值不在收藏而在使用，没有使用，便毫无价值。
也许有人会说，范钦毕竟为我们保存下来那么多的古籍。可是我要说，只要范氏家族还有一息尚存，就会永远守着祖训，水不外借，也许干年万年。岁月无情，这些纸做的书籍，还能保留多久呢？日月的剥蚀，连同这木制的楼阁，一切都会荡然无存。我不想否定范钦的功绩，但我决不会感谢范钦，因为只要他还活着，就不会让我们看到半页。
凭什么说流落民间的书籍就会湮没？凭什么说范钦的搜集避免了古籍的流失？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而百家思想和古书典籍并没有因此而湮没，其原因就是因为它们流落于民间，深藏于民间，扎根于民间。只有散佚民间，才是真正的流传。书籍只有流落民间，才会真正发挥书籍的作用，书籍只有被使用，才会大放其光芒，才会推动社会和历史的进步。被永远收藏的书籍和被焚烧的书籍，其本质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解放初期，宁波的许多藏书家其藏书规模都超过天一阁。范钦的天一阁最初藏书七万余册，最后仅存一万余册。而解放后仅宁波一处在民间征集的古籍就有三十万册。而且，这三十万册是被读的书，范钦的那七万册是不被读的书。被读的书和不被读的书，哪一个更有价值呢？据说，当年许多宁波的藏书家响应号召，向天一阁捐书，许多人都在万册以上，还有几位藏书家竟达十万余册。我不知道这些捐书人是出于对天一阁的厚爱还是仅仅为了响应号召，想必这其中不会没有一点无奈的隐情和痛苦的抉择吧？
当然，私家藏书的本质就是保守的，我们没有权利要求其开放，但是也没有必要对其大加赞赏。范钦没有义务来承拟社会的责任，但是，他无情地剥夺了儿孙们读书的权利，这一点，是否在有些过于短见的同时，也有些过于残酷呢？还有，如果说，私家的藏书没有向社会开放的义务，那么在已经收归国有的今天，为什么还要“金屋藏娇”，仅对“上得了中国文化史的人”开放呢？
黄宗羲在《天一阁藏书记》中说：“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黄宗羲说的没错，但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本不是什么憾事，许多藏书家传诸子孙，或散或卖，这没有什么不好，良禽择木而栖，君子择主而事，书亦如此。与其让一批目不识丁者苦苦看守，当作祭品来顶礼膜拜，还不如让这些书各得其所，找一个爱它读它离不开它的新主人，哪怕这主人穷困潦倒。看来，黄梨洲之叹，并没有叹尽这书中之无奈——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书不散而又读书不辍则更难更难啊！
面对天一阁，我不能不陷入一个更大的困惑之中，历史典籍对我们真的那么重要吗？为什么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无数典籍的民族，却可以成为世界上最欠发达的民族；而一个没有悠久历史和无数典籍的民族，却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这是为什么？
面对天一阁，我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疑问，假如没有天一阁，中国的历史究竟会倒退多少年？假如有了天一阁，中国的历史究竟会前进多少年？
其实这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了，一座藏书楼的兴衰，无非就是一座藏书楼的兴衰而已，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好，也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糟。
一个民族一旦把收藏看得高于一切，那么毫无疑问，这个民族便是一个丧失了创造力的民族，便是一个停滞不前的民族，便是一个没有生机没有活力的民族。
天一阁有一处碑林，石碑上的字迹被岁月的风雨无情地剥蚀，已经看不出碑上写的是什么了，但人们还是把它们搜集过来，在这里供奉着。面对碑林，我突然感觉，我们所向往的天一阁，其实和这碑林一样，它存在着，却没有内容了。这也许就是“有”和“无”的辩证吧？其实，我们和范钦的后人又有什么不同呢？他们不知道自己守护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而我们又何尝知道，我们竭尽一生所守护的东西又是什么呢？我想起唐代诗人崔颢的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我惊讶，此刻想起这首诗，难道是上苍要给我什么启示吗？
当一群游客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才发觉，我已经在雨中站了许久。我茫然四顾，不知道还应该去看点什么。
走出天一阁的时候，雨还在下着，我漫无目的地走进一条书店林立的街道。然而，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这座文化名城之中，就在这样一座神圣的天一阁下，每一个书店里都卖着盗版的图书，就连为天一阁名噪天下立下大功的余秋雨先生的新作《借我一生》，竟然也是盗版，原价40元的书，在这里仅卖10元。我不能不为余秋雨悲哀，我不能不为天一阁悲哀，我不能不为宁波这座文化名城悲哀。
我真的有些后悔了，一个不对普通人开放的楼阁，我来干什么？一个只对权威开放，只给权威带来荣耀的楼阁，我来干什么？
天一阁，我不会再来了，永远……
原载《随笔》200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