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路过一家很大的皮鞋店，本不想进去，只扫了一眼它的橱窗，就不得不停下了脚步。在干净漂亮的大橱窗里摆着好像是刚从森林里锯下来的半截桦木树身，那一双双样式新颖的高跟皮鞋，就摆在粗糙的树干上，那树皮上仿佛还挂着泥土，长着青苔。那时髦的皮鞋和土里土气的木头摆在一起。店里的布置就更新奇了，仅屋顶的设计就可以看出鞋店经理的创造风格。他没有糊塑料纸，没有刷油漆，没有画出任何图案和花纹，而是把粗细不等的树截成了一片片，不加任何修饰，镶嵌在屋顶。树木本身疏密不等的年轮，组成了一组组美妙的图案，有一种特殊的大自然的风韵和从原始森林里吹来的野味。
你可以不赞成这种设计，但不能不钦佩这种创造精神。不是心安理得地享受生活的美，而是千方百计地为生活增添美。每个人的才能都可以施展，每个人性格中美好的部分都可以充分发挥，心里怎样想，嘴就怎样说，身体就应怎样去行动。美的生命是真诚的，而不必虚伪和矫饰。
努力创造吧，创造物质美的同时，不要丢掉精神美，提高生活的艺术。让生命永远充满活力！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不懂开会
不可设想，现代人类如果不开会怎么受得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许多国际、国内的重大的问题，要靠开会来决定。人类历史上记载着许多重要的会议。
尤其是中国人，几乎在娘胎里就懂得开会了。因为怀孕的妇女可以不参加或少参加体力劳动，但开会不得请假。挺着大肚子去听报告，学文件，讨论国家大事，研究计划生育，开会是解放后出生的中国人必不可少的“胎教”。
我们的会多，在全世界是出了名的。因此喜欢不喜欢开会，会不会开会，能不能忍受开会，往往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有人因在会上一个发言就可能官运亨通，步步高升。有人则因一个发言可能被打入地狱，一九五七年的大批所谓“右派分子”大都是在会议上被“揪”出来的。连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彭德怀元帅，最后都败在了庐山的会场上。
因此，有人一听说开会便喜上眉梢。有人一听说开会则心里发怵，厌烦，厌恶。
我活了半个多世纪，开过的会不计其数，细想起来却记不得有哪一个会是美妙的，或是真正有价值、不开不行的。能够记得的都是一些可怕、可恶的会。决定历史的会议由大人物们去开，老百姓开会只是被决定。
比如：当我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第一次知道开会的厉害，会场如战场，炮弹呼啸，血肉横飞。以后在“文革”期间又经历过“袖珍型批判会”（加上我只有四个人）和由七千人参加批判我一个人的“巨型批判会”……
像我这种人不可能热衷于开会，开会成了我生活中一件很头疼的事。但是，自一九八二年被选为天津作协常务副主席，不主持开会是不行了。记得我第一次主持一个文艺界的老同志座谈会，要讨论的事情很简单，几句话就可以解决问题。但例行公事，不能不开会。当时机关里只有一辆旧上海轿车，从八点三十分出车，把十几位老同志都接齐已经快十点了。我建议这个会只能开半个小时，从十点半开始送大家回家，到把最后一位送回去，差不多也快十二点了，不影响老同志们吃午饭和午休。堂堂美国总统有时和其他国家的首脑也只“通话十分钟”或者“会晤半小时”，一个群众团体有什么事情半小时还说不完呢？即便真有话想说，大家都是作家，而一个叫契诃夫的大作家曾说过，简短是天才的姐妹。相信谁也不会讲得太长。然而我又想错了，只要一开会还真有说不完的话，一个人发言半小时都不够用，“好不容易开一次会，还不叫我们把话说完吗？”说得有理，饭可以晚吃，觉可以不睡，会不能不开。把话说尽，心里痛快——这就是开会的好处。
有人经常批评作协，为什么不开主席团会，为什么不开理事会，为什么不学习这个文件，为什么不讨论那个报告。对他们来说开会像过生日一样快乐。另有一批作家很不愿意开会，觉得开会是浪费生命。这使我好不作难，于是想出一个办法，把作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开会作家”，任何会议都由他们去开。另一类是“写作的作家”。结果老嫌开会少的人，却不愿当“开会作家”，遂使我的建议流产。
还有一个难题，开会发什么东西？本部开会好办，按眼下的社会风气，凡有外人参加的会没有白开的。然而作协很穷，而且会越来越穷。我提议凡非发东西不可的会就每人发一本稿纸。一本稿纸可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可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如果画得好写得好，同样可以变成钱。又高雅，又有作家协会的特色。此建议却遭到工作人员一致的反对。发稿纸会挨骂，还不如不发。朋友埋怨我参加现代会议太少，孤陋寡闻，一个对开会没兴趣、不擅长组织各种会议的人，怎么能当好主席呢？
此话中肯而尖锐，打疼了我。好在我这个主席早已是“超期服役”了，很快就下台了。不过，现在又“官”复原职，这真是由不得自己的事。
人的级别往往取决于会议的级别，只要看他参加什么级别的会议，基本上就能断定他是什么级别的人物。
会当官的人没有一个不重视开会的。该他参加的会议你不让他参加或忘记通知他了，他跟你没完。开会是一种政治待遇，是政治生命的标志。剥夺了某个人参加某种会议的资格，就说明这个人有点不妙了。
作家有职称，无级别，有人担任一些社会职务，那多半也是象征性的，安慰性的，不必认真的。我就有那么个头衔儿，每年要开一次大会，千八百人聚集在一个大宾馆里呆上八到十天。我对大会、长会有一种本能的逃避意识，这头衔时不时挂在我头上，却没有认真参加过一次会议。
这是有点不像话。一些习惯于开会的人，更是无法理解这种逃会心态，很自然地会猜度：我是不是对这个大会有意见？也许是瞧不起这个组织？抑或是神经有毛病？
我实在是没有什么意见，一个人怎么可能对一个庞大的组织和大会有意见或瞧不起呢？如果有也是对自己不满意。我对这个“高规格的、隆重的”，被称为“一年一度的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是非常尊重的。正是出于这种尊重，我想大家心照不宣，彼此照顾，客客气气，我不去则大会省事，我也方便，这十来天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是得了“厌会症”，还是”恐会症”？十来天是一眨眼的功夫，为什么我会嫌长？外出旅游十天不嫌长，出国十天不嫌长只会嫌短，天天吃饭睡觉不嫌烦，为什么开十天会就受不了呢？
我找不到说服自己的理由，今年便规规矩矩地去参加会了。一报到先领了一个黑提包，里面除去会议文件之外，还有一个精美的笔记本、一支钢笔、一支圆珠笔、小纪念品，保险公司的会议保险单，服装公司、钟表店、眼镜店赠送的九折优惠卡，还有领带、衬衣。大会筹备者想得相当周到，如今开会不只是精神会餐，还有一定的物质收获。
一位经济界的朋友见我这副少见多怪的样子，便教导我说：“你经常逃会是会落后时代的。”“有这么严重？”“开会能体现时代的高度。这种大会是最清廉的了，你猜猜我们公司有一次开会发什么东西？”
我壮起胆子瞎猜，无非是高档电器，总不会发辆汽车，发套房子吧？
“你们作家，太缺乏想象力了。我们弄来一车活鳖，俗称‘王八’，乃大补之物，市场上百八十元一斤，而且很难买到。工作人员按照到会者的级别高低，把王八也分类排队，级别高的王八大，级别越低，得的王八就越小。分活物可比分死物复杂多了。分王八有好几道工序，先在王八背上贴纸条，纸条上写着得主的姓名：李主任、张书记、刘经理、王代表……然后再把这些宝贝分装进兜子。王八一多怎么管得过来，搞得工作人员手忙脚乱、大呼小叫：‘不好了，李主任跑了，快抓住！’‘张书记钻到床底下去了！’‘哎哟，刘经理咬了我的脚后跟……’”
这是对开会的一种创新。既然对会议内容无法进行创造，就在会议的形式和幕后分配上花样翻新。
我发觉开这种大会是很舒服的，官场得意的人大都擅于享受会议。只要你沉得住气，坐稳屁股，皮包一夹，不动脑子，不费力气，规规矩矩，坚持到底，就是好同志。而且吃得好——每人每天只交一元钱伙食费，早晨有牛奶、鸡蛋，中午、晚上六菜一汤：睡得好——在高档宾馆里，高枕无忧。看得好——每天晚上都有电影或文艺演出，说得好——会开会的人熟练地驾驭会议语言，说正确的话，慢条斯理，循规蹈矩。滔滔不绝的废话、空话、套话，中国语言经过这样一番排列组合，变得最没有味道，比噪音还令人难以忍受。它使听会的人智商变低，然而发言者却不是傻子。另一种人，心里有火气，或自以为思想深刻、见解独到，便慷慨激昂，逞口舌之快。不说白不说，说了虽白说，白说也要说。说出来心里就痛快了，有助于安定团结。
见了熟人招招手，见了朋友握握手，需要的时候举举手，多么轻松。我决心坚持到底，好好休息一下。
然而，只坚持了两天又溜号了。原因是：这么好的会怕上瘾，成了“开会作家”。
1983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