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人也是崇拜太阳的，所谓“天之有日，由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也”（《帝王世纪》）。夏桀不敬太阳，《尚书·汤誓》便言：“时日曷丧，予与汝皆亡”。郭沫若曾根据殷墟甲骨文的记载指出：“殷人于日之出入均有祭，……殷人于日，盖朝夕礼拜之”（《殷契粹编》）。商人同时又是崇拜鸟、崇拜凤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玄鸟》的传说，使商人将祖先和神鸟，也即凤联系起来。于是，凤的形象，就屡屡地出现在商代的青铜器、玉器上，如父乙簋凤纹、殷墟妇好玉凤，等等。
2001年，“四鸟绕日”金饰在四川成都金沙滩遗址出土。据报道，此金饰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0.02厘米，重20克。其外廓呈圆形，图案分内外两层，都采用了透空的表现形式。在红色衬底上观看，该金饰内层图案很像一个旋转的火球或太阳；外层图案中的鸟很容易联想到神话传说中与太阳相关的神鸟。据此，有关专家将其定名为“太阳神鸟”
金饰。研究专家指出，太阳神鸟金箔饰以简练生动的图像语言，“透露了有关古蜀国太阳神话传说的信息，记述了商周时期古蜀国极为盛行的太阳崇拜习俗”。其图案可分为内外两层，“内层图案中心为一镂空的圆圈，周围有十二道等距离分布的象牙状的弧形旋转芒，这些外端尖锐好似象牙或细长獠牙状的芒，呈顺时针旋转的齿状排列。外层图案是四只逆向飞行的神鸟，引颈伸腿，展翅飞翔，首足前后相接，围绕在内层图案周围，排列均匀对称。整幅图案好似一个神奇的漩涡，又好像是旋转的云气或是空中光芒四射的太阳，四只飞行的神鸟则给人以金乌驮日翱翔宇宙的联想”（黄剑华《太阳神鸟的绝唱——金沙遗址出土太阳神鸟金箔饰探析》，《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1期）。
2005年8月16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采用“太阳神鸟”金饰图案，作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文物局的新闻发言人介绍说：“太阳神鸟”金饰是21世纪我国考古的一个重大发现。
其图案构图严谨，线条流畅，极富美感，是古代人民“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丰富的想象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精湛的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其造型精练、简洁，具有较好的徽识特征，表达着“追求光明、团结奋进、和谐包容的精神寓意”，体现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强烈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和“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据新华社电讯和文物局网站相关报道）。
金饰上的“太阳神鸟”，其实也就是凤凰。之所以这样说：第一，我们说过，在中国，对鸟禽的任何神化，几乎都与凤的形成过程相一致——凤凰的形象和神性，足以成为神鸟们的总称和总代表。第二，凤凰本身就是太阳鸟，凤凰和太阳具有难以割离的关系。第三，从形象上看，金饰图案上的神鸟纹与战国漆器上的某些凤纹不无近似之处。据此，我们可以说，作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金饰图案，实质上是一幅“凤凰绕日图”。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还出土了一株与凤凰有关的青铜神树。其树枝分为三层，共栖落着九只神鸟，与《山海经·海外东经》里记载的“……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相吻合——因顶部出土时已断裂，尚未复原，推测还应有象征“一日居上枝”的一只神鸟。九只神鸟都长着鹰的喙和杜鹃的身子，据此，黄剑华先生推测道：“鹰是翱翔长空最为矫健的猛禽，杜鹃是深受蜀国先民喜爱的禽鸟，将它们的特征融合成这种具有复合特征的神鸟，大概就是古代蜀人想象中太阳精魂日中金乌的形象吧”（黄剑华《太阳神鸟的绝唱——金沙遗址出土太阳神鸟金箔饰探析》，《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1期）。
在中国，成为太阳的象征、别名和乘坐工具的鸟首推乌，有“日中有三足乌”、“日中有踆乌”之说。
因为日中有乌，所以“金乌”便常被用作太阳的代名词，所谓“樯偃落金乌，舟倾没犀枻”（南梁刘孝威《公无渡河》）、“金乌海底初飞来，朱辉散射青霞开”（唐韩愈《李花赠张十一署》），以及人们常说的“金乌西坠，玉兔东升”，等等。而“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山海经·大荒东经》）之说，则是将乌作为运载太阳的工具。
那么，怎样理解“三足乌”之说呢？一种说法认为，“三足乌”就是神话中讲的“为西王母取食”的“三青鸟”。所谓“三青鸟主为西王母取食者”（《山海经·西次三经》郭璞注）、“西王母……有三足乌为之使”（司马相如《大人赋》）、“有三足神乌，为西王母取食”（《玉函山房辑佚书·河图括地象》），后世也有学者持此说。因“三青鸟”另有解释，所谓“一名大，一名少，一名青鸟”（《山海经·大荒西经》），显然指的是三只乌，而“三足乌”讲的是一只乌鸦生着三只足。据此，似乎不能将三足乌和三青鸟扯在一起。
另一种说法认为，“足，趾古字通。所谓‘三足乌’实际就是三趾之鸟，即鸵鸟”。“在鸟类中，唯鸵鸟有三足（趾）”（何新《谈龙说凤——龙凤的动物学原型》第35页，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足和趾古字虽通，但毕竟有区别，足指的是脚，趾为脚指头。我们查看出土资料中的三足乌，突出表现的是乌的三只脚，而非三个脚指头。如西周的三足青铜乌尊、汉代画像石刻中挺立于日轮中的三足乌。顺便指出，何先生的“在鸟类中，唯鸵鸟有三足（趾）”之说不确，鹑、雁、啄木鸟等，都有生着三趾的品种。
对这个问题，我觉得还可以从吉祥数字的角度来理解。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三”是奇数，是阳数，从而是吉祥之数。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民间也常说“三阳开泰”、“三多九如”、“事不过三”等。阳代表天，阴代表地。于是，我们看古代的一些建筑，如北京的天坛，其主体建筑祈年殿为三重檐亭式，建在三层汉白玉石台上。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三足乌图像的出现，是古人为了突出和彰显一个“阳”字而做的特意设计，是太阳崇拜被重视、被强化的一种反映。有人从古代生殖崇拜文化的角度分析，说三足乌的第三足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这样的分析不无道理，因为男性一直被认为是属阳的。或言，“九”为最大的阳数，古人为何不创造出一个“九足乌”呢？我觉得大概是从造型美的角度考虑，九只足毕竟太繁琐，看上去也不美观。
乌鸦之外，和太阳关系密切的鸟禽还有鸡、燕子、天鹅、鹰等。
为什么古人会把鸟和太阳联系在一起呢？这就可以用我提出的模糊集合的观点来解释了。古人是以模糊思维对待身外世界的，他们直观地看到，清晨，鸟儿啼鸣振翅，太阳露脸东升，然后太阳运行于天上，鸟儿飞翔于空中；傍晚，鸟儿归巢栖树，太阳也落向西山。再进一步，太阳是一个没长翅膀的大圆盘，它怎么会由东向西跑呢？是不是有一个大鸟驮着它飞呢？有些鸟力气是很大的，也是能飞得很高的，如老鹰、秃鹫，它们能把动物抓上高空，何况它们也都是早起晚归的。还有，鸟类都是喜欢太阳的，总是向着有太阳的地方飞。天气寒冷了，一拨一拨地去南方越冬，天气转暖了，又成群结队地飞回来。古人当然不懂得什么候鸟现象了，他们直观地、表面地、模糊地猜测：这温暖的阳光是不是鸟儿带来的啊？如果不是鸟儿带来的，为何有鸟的地方就有温暖的太阳，有太阳的地方鸟儿就多呢？看来，这太阳该是鸟的太阳了，而这鸟也该是太阳的鸟了。
于是，凤崇拜和太阳崇拜就交织、融合在一起了。
18．风
“大块噫气，其名为风”。这是《庄子》给风下的定义。风是有四季之别的，春风和暖，大地泛绿；夏风热烈，稼禾茂盛；秋风肃凉，草木枯黄；冬风寒冽，飞雪铺地。风也有好坏之分，它能够传送温暖和凉爽，给谷物牧草带来适度的雨水，有绵绵不尽的益处；它也能聚云掣电，卷树拔木，飞沙走石，毁坏屋舍，冻死人畜，成为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很大损失的祸害。生活在石器时代的先民，当然不会懂得风是由于气压分布不均匀而产生的空气流动现象，他们只觉得风是神奇莫测的，是变化多端的，是能够感觉得到，却行迹不定的，是既让人喜欢的，也让人恐惧的。对人力控制不了的某种自然力的神秘和恐惧，必然导致对这种自然力的神化和崇拜。这样，风崇拜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情了。
风崇拜可以从甲骨文字和古代典籍诗文中对风的命名、解释、颂扬、描绘中看出端倪。殷墟卜辞中出现有四方风神的名字：东方风名“劦（xi佴）”，南方风名“（ji）”，西方风叫“彝”，北方风称“（h倩i）”。《说文》则将风规范为八种：“东方曰明庶风；东南曰清明风；南方曰景风；西南曰凉风；西方曰阊阖风；北方曰广莫风；东北曰融风”。再如《尔雅》言“四方之风”：“南风谓之凯风，东风谓之谷风，北风谓之凉风，西风谓之泰风”。为什么要这般称呼呢？以南风为例，“南风长养，万物喜乐，故曰凯风”（《尔雅》李注）。所谓“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孔子家语·辩乐》）。这是对好风的歌颂了，其崇拜表现为一个“悦”字；而对凛冽如刀的北风、折樯断桅的台风、飞沙扬砾的飓风、发屋拔树的龙卷风，感觉就没那么好了，其崇拜常常表现为一个“怕”字。“惊鸟疾呼，怖兽辟易”、“袭土囊而暴怒，掠众窍之叱吸”、“势翻渤澥，声振坤轴”、“似昆阳之役，举百万于一覆”，“股栗毛耸，索气侧足，夜拊榻而九徙，昼命龟而三卜”……这是宋人苏过在《飓风赋》中的用语。国人对恶风之“怕”，由此可见一斑。
凤和风崇拜有密切的关系。《说文》讲凤白天“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晚上则要“暮宿风穴”。看来，“风穴”是凤的家了，起码也是它的归宿地和出发点。在甲骨文中，“凤”字和“风”字是很相似的，是可以互换的。卜辞中屡次出现的“遘大凤”（“遘”为相遇之意），都指的是“遘大风”。所谓“卜辞以凤为风”（郭沫若：《卜辞通纂》），“卜辞中多借凤为风字”（康殷《文字源流浅说》）。在《初学记》所引的《山海经》里，有“凤伯之山、熊山、真陵之山木多柳”一句，而今本《山海经》均作“风伯之山”。西汉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中的“大风”之神，就是一个鸟的形象。
“风”和“凤”的繁体字写作“风”和“鳯”，一个是“凡”下有“虫”，一个是“凡”下有“鸟”。这鸟和虫也是可以互换的，因为虫，在古代为动物的总称，并不专指昆虫。而鸟亦有“羽虫”之说，所谓“羽虫三百有六十，而凤为之长”（《孔子家语·执辔》）。
“风”和“凤”都是“凡”字头。一般解释说，“凡”是声符，“风”从虫，凡声；“凤”则是从鸟，也发凡声。凡字的声母是“F”，风和凤的声母也是“F”，这个“F”，正好是自然界中风的声音，因此，这个解释无疑是有道理的。而且，我们说，“凤”之所以要发“风”的声音，或言“凤”“风”之所以同音，其原由也盖因了这个“F”。风为“凡”下一“虫”，虫子在空中飞，能发出“F-F-”
的声音，这声音使古人将“风”读作“Feng”（“F”音之转）。同样，鸟儿在空中飞，发出的声音也是“F-F-”，或接近于“F-F-”。因此，古人就将“凤”写成“凡”下一“鸟”，并读成“F”，后转音为“Feng”。——这差不多就是“凤”
之读音的发声之原因了。
作为空气流动，风常常是飒然而至，倏忽而去的。如诗人们所言，风是“可闻不可见，能重复能轻”（何逊《咏春风》），它“萧条起关塞，摇荡下蓬瀛”（李世民《咏风》），“向峰回雁影，出峡送猿声”（张祜《咏风》），“驱烟入涧户，卷雾出山楹”，“去来固无迹，动息如有情”（王勃《咏风》）。虫子从眼前飞过，能使古人感觉到细微的空气流动；那么，一只鸟儿飞过，感觉到的就是一阵风了。鸟儿越大，风越大。尤其那些属于猛禽的鹰类鸷鸟，翅翼扇起，竟有偃草伏树、走石起沙之力。因此，鸟，尤其是鸷鸟，这个凤的容合对象之一，就有幸成为古人最早尊崇的风神了。《论语摘哀圣》言凤“翼像风”。《淮南子·本经训》载，唐尧之时，后羿“缴大风于青丘之上”。高诱注：
“一曰以缴系矢射杀之。青丘，东方之泽名也”。“缴”在此处读“zhuo”，原为系在箭上以便射中后再收回来的生丝绳，这里做动词用。而“大风”为何物呢？高诱注释说，这大风就是“能坏人屋舍”的“风伯”。《文选·辨命论》在注引高诱的话时，说得更明确一些；“大风，鸷鸟”。而《禽经》中也有这样的话：“风禽，鸢类。越人谓之风伯，飞翔则大风”。
飞廉是古代人尊奉的又一位风神。屈原在《离骚》中，有“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叫前面的望舒作为先驱啊，让飞廉在后面紧紧跟上）之句，王逸注曰：“飞廉，风伯也”。
应劭也有“飞廉，神禽，能致风”之说。飞廉和凤的关系从两个方面可以得到说明：首先是飞廉的形象。晋灼注《离骚》说“飞廉鹿身，头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淮南子·俶真训》：“若夫真人则动溶于至虚……骑飞廉而从敦圄”。高诱注：“飞廉，长毛，有翼”。司马相如《上林赋》“椎飞廉”旧注引郭联说：“飞廉，龙雀也，乌身鹿头”。《历代神仙通鉴》亦言，风伯飞廉“每遇风雨则飞起似燕”，“廉步如飞禽”。在明朝嘉靖、万历间人所作的《三才图会》一书里，飞廉图是一只飞鸟。综合“神禽”、“头如雀”、“有翼”、“龙雀”、“飞起似燕”、“如飞禽”、“飞鸟”等众说，我们可以做出飞廉的形象多取自鸟禽的判断。飞廉，飞廉，当然是要飞的，像鸟禽那样偕风气而飞举的。而“飞”字，本来就是鸟在空中拍翅行动的象形，所谓“飞，鸟翥也”
（《说文》）。至于鸟禽和凤的关系，前面已说过许多了。还有“飞廉”一词的发音，“飞”和“风”、“凤”的发音是很接近的，也是以“F”为声母的。这个“F”，也把飞廉和凤联系在一起。据此种种，我们可以将飞廉视为凤属神物，或凤的一个变种。
《左传·昭公十七年》言东夷少昊族以凤鸟氏为“历正”，“历正”是主治历数正天时之官，“凤鸟知天时，故以名历正之官”（杜预《注》）。“知天时”，一个重要的内容便是“知风”，即观测季风的时序、大小、风向、风力，等等，借以指导生产生活。于是可以推断，在少昊时期，风崇拜和凤崇拜就已经融合在一起了。这种融合，延续到了殷商时代。甲骨卜辞中有“帝史凤”、“宁凤”等祭祀用语，其“史”当通“使”，联系古人“风者，天之使也”
（《龙鱼河图》）、“风者，天地之使”（《河图地通纪》）等说法，可以判断在商人的心目中，凤依然担当着“知风”、“知天时”的“风神”的角色。
曾被认为是凤鸟化身的虞舜，似乎对风也情有独钟。据说他曾弹奏五弦琴，颂唱《南风》——其领地在南方，南风对其族众的生产生活想必影响很大。其词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绎史》卷十引《尸子》）译成白话就是：“南风多么和煦温暖啊，老百姓的怨恨可以解除了！南风来得正是时候啊，老百姓的财富可以增长了”！
与凤有关的还有古代的占风之器——相风。这里的“相”字，一般当“视察”、“观看”讲，“相风”，即观察风向、风力等的仪器。当然，“相”字，也有“形貌”、“相貌”之义，因“风”与“凤”相通，那么，“相风”，还可理解为“相凤”，即“凤之相”。考察历代“相风”的形制，的确是“凤之相”——一般由鸟儿，即凤的容合对象来承担。
晋王嘉《拾遗记》卷一称：“帝子与皇娥泛于海上，以桂枝为表，结熏茅为旌，刻玉为鸠，置于表端，言鸠知四时之候……今之相风，此之遗像也”。
这是说相风的形象之一是鸠。鸠，除具有“知四时之候”外，还能“鸠民”，即聚集民众，这大概与鸠的善于合群的习性有关。在《左传·昭公十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