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悲痛恼怒，浑身颤动不已，太后转而对他说：“上你的车子，放下帘子，不要被人认出。”皇帝身穿黑纱长袍，黑布裤。老佛爷接着对浦伦说：“浦伦，你坐皇帝那辆车的车沿上，好好照看皇帝。我坐另一辆车，溥俊（大阿哥）你坐车沿。李莲英，我知道你不大会骑马，但你要尽力赶上。”在如此的紧要时刻，只有老佛爷一人临危不乱，心平气静，安排着一切。她又对车夫说：“你们只要尽力赶车就行。如果遇到洋鬼子阻拦，你们不要说话，让我同他们周旋。我会告诉他们说，我们都是乡下穷苦人民，正在离京逃回家中。现在我们先去颐和园。”言罢，骡车启程，穿过皇宫北门（神武门），而此时所有的内阁官员及众嫔妃皆跪送，恭祝皇太后、皇上万寿无疆。只有那三位军机大臣骑着马跟在后边，其余诸臣皆奉旨前往颐和园聚集。我的邻居内务府大臣文连，恭送两宫一程，目送他们安全出城。他们从城西北边的德胜门离开，那里难民人山人海，城门拥挤，几乎不能通行。
下午四时。圣驾于早八点到达颐和园，太后与皇帝在那里停留一个钟头。早晨六点钟，动身前往颐和园前，庆亲王先派人向正在轰炸城东齐化门附近地区的日本倭寇悬挂停战旗，之后城门打开，倭寇蜂拥而入。
我儿恩铭和他的几个手下当时正在颐和园当差。太后和皇帝风尘仆仆，蒙尘而至，皇宫守卫不敢相信这真的是老佛爷，直到她大声怒斥，怪他们竟然没有认出自己，他们才赶紧开门，骡车从侧门而入，老佛爷用了早茶，下令城中所有的古玩、珍宝、和装饰品立即打包送至热河。同时，她差手下一
注释：①鹰的一种。个太监到北京告知皇后？将紫禁城中所有珍宝全部藏在宁寿宫的院中。
端亲王、庆亲王、那王、肃王都到了颐和园随驾，几位贝勒也在那里，还有吴汝梅、浦兴二人，各部堂官约十二人，军机章京三人，自此由马玉坤提携带兵一千护送两宫至张家口，加上端王手下虎神营旗兵数百人，他们都是些攻打使馆无功之人。此时，荣禄依然在极力整合军队。
刚刚得知我的老友帝师兼军机大臣徐桐在家里自缢而死，他家中十八位女眷也随其自缢。徐桐是位真正的爱国志士，也是一位真学者。可悲！可悲！现在我听到的全部都是可悲可泣的消息。满洲骄子，今日竟然都落得个如此悲惨的下场。醇亲王下个月就将入门的妻子，全家自尽，可悲啊？。老佛爷这一生，这已经是她第二次从圣城逃离，正如周幽王遇犬戎之难时一样，蒙尘于外。正是因为南方各省不能与举国同心协力，同仇敌忾，才导致如此灾难。端王排汉，也应该受到谴责。正如孔夫子所说“小不忍则乱大谋。”荣禄果真没错，义和团的拳民所谓的法术纯属无稽之谈。他们实际上手无缚鸡之力。哎！昔日盛世难再现了！
我的夫人及其他女眷，和所有女性一样顽固得近乎愚蠢，吞鸦片自尽。我无力阻止他们，但是，我不愿如此愚蠢。尽管现在外国强盗在城中各个角落抢掠，但是他们永远也找不到我的藏宝之处。虽然我年迈衰弱，我也将留在这里。我儿恩珠从昨日便不知去了何处，家中所有的仆人几乎都逃散了。没有人为我准备晚餐。
（《景善日记》至此便结束了，作者在当晚被长子推入井中而死。家中所有女眷之前便已经吞药而死。）
光绪年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光绪帝朱笔上谕，立端王之子大阿哥为皇位继承人。谕旨内容如下：注释：① 光绪皇帝的皇后，现在的隆裕太后。② 之后醇亲王娶了荣禄的女儿，且是由慈禧太后亲自做媒。
朕以冲龄入继大统，仰承皇太后垂帘听政，殷勤教诲，巨细无遗。迨亲政后，复际时艰，亟思振奋图治，敬报慈恩即以仰副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
乃自上年以来，气体违和，庶政殷繁，时虞丛脞。惟念宗社至重，是以吁恳皇太后训政，一年有余。朕躬总未康复，郊坛宗社诸大祀，弗克亲行。
值兹时事艰难，仰见深宫宵旰忧劳，不遑暇逸，抚躬循省，寝食难安。敬念祖宗缔造之艰，深恐弗克负荷。且追维入继之初，恭奉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也。乃朕痼疾在躬，艰于诞育，以致穆宗毅皇帝嗣续无人，统系所关，至为重大，忧思及此，无地自容，诸病何能望愈。
用再叩恳圣慈，于近支宗室中慎简元良，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归。再四恳求，始蒙俯允，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俊承继为穆宗毅皇帝之子。钦承懿旨，感幸莫名，谨当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溥俊为皇子，以绵统绪。将此通谕知之。”
如此伤感之圣旨，在历史上甚是少见。光绪皇帝不但甘心隐退，还亲自昭告天下。他要感谢致使自己悲剧发生的肇事者，感激“圣母之恩”，甚是可悲。正是这位慈母亲手毁掉了他的一生。
京中都察院上奏的奏折？传到西安，奏折陈述了杀死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的凶手恩海被处决一事。
从这份奏折可以看出，朝中高官对义和团及其排外运动的同情。尽管在对外战争中中国战败了，但朝中高官们对太后的敬仰之情依然未减半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军士眼中的英雄主义。奏折内容如下：注释：① 这封奏折一直被慈禧太后留中不发，且未做批复，一位随其西逃西安的官员将其派发至上海一报馆，遂登报发表。
日本人所雇侦探，在日军领地当铺之内查得一表，有克林德图记，当铺主人言此乃满人名安海者所当，此人住内城本店内。侦探名为得洛，本旗营定字第八队之书记，查得此事，即报告于日人，立派人往车站内，以二三人先入内，立院中，问日“安海在此住否？”有一人答曰：“予即安海。”乃立时拘去。审问之时，安海神宇镇定，毫无畏惧。问官问曰：“德国公使，是否为汝所杀？”安海答曰：“我奉长官命令，遇外国人即杀之。我本一兵，只知服从长官命令。有一日，我带领二三十人，在街上见一外国人坐轿而来。我立于旁，对准外国人放一枪，轿夫立时逃走。我将外国人拖出，已死，其胸前有一表，我即取之。同事中有得其手枪者，有得其戒指者。我万不料因此表犯案，但我因杀国仇而死，心中甚乐。汝等即杀予以偿命可也。”
翻译又问曰：“你那天是否醉了？”安海笑答曰：“酒乃最好之物。我平常每次可饮四五斤，但那天实未饮一杯。你怕我要倚酒希图减罪吗？”安海真一忠勇之人，侃侃不惧，观者皆为动容，觉中国军中尚有英雄也。次日即交于德人，在克林德被杀之地杀之。臣等思此事，理当奏闻：安海为国而死，当邀皇太后、皇上之悯惜，加以荣典，谨此具奏。
§§§第18章纪念两位勇士
满族士兵恩海在德国公使坐于轿中毫无防备之际，将其射杀。上一章结尾处摘引的奏折记述了恩海被抓捕及执行死刑的过程。
诸臣上奏太后，祝贺大清朝能够拥有如此忠勇之士。恩海为国效忠，勇气可嘉，死得其所。但平心而论，稍微具有远见卓识的学者皆不会忘记袁昶和许景澄，他们满腔英雄热血，堪称凤毛麟角的道义先勇，为了国家大义舍身就义。若中国能够多些如此之人，百姓就没有任何理由担忧其国家之未来。
二位勇士所作所为值得敬佩，我们在本章特将两人就义前所上奏折摘录如下，奏折斥责义和团，语锋直指太后身边的奸佞之人，劝谏太后不要一错再错。
他们的英名受到国人敬仰，他们的勇气和无私的爱国主义在死后得到认可，他们的名誉得到平反，当今的摄政王下了一道谕旨，将二人之名列入了贤良祠。
被处决不久，袁昶的儿子写了一封哀告，于1900年9月将袁昶的死讯通告亲友，并传于亲朋好友间，赞扬了其父的忠勇，表达了自己的哀伤自责之情，内容摘录如下：
先父仗义执言，直面邪恶之势，继而招祸。现将此函告于诸亲友。
今年五月，拳乱兴起，先父任总理衙门行走，对形势倍感焦虑，其同僚许景澄亦有此感。太后三次召见王公大臣，吾父皆以言相劝，称义和团不足为信，奏曰：“臣亲往东交民巷查看，见拳民横死街头，大部分为枪炮所伤，绝非其所称刀枪不入。应将他们逐出官军，立斩无赦。”闻此言，皇帝转身，询问许景澄：中国之强大是否足够抵抗外国？而外国兵力又是如何？许景澄遽奏，言：中国兵力弱小，万无可能战胜万国列强。皇帝闻知，执其袖唏嘘不已，悲痛万分。许悲痛退下，与吾父共同草拟联合上奏之文。
随后，炮轰使馆区的行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吾父对许言：“屠杀外国使节违背国际公法。若外国使馆被毁，列强定派军报复，吾国将何如？我二人必须阻止这愚蠢之举，即使有性命之忧亦在所不惜。”两人二次上奏，但奏折并未发表。虽未发表，那些支持义和团的王公贵族也因之惧怕，暂时减弱了对使馆区的攻势，皆因此奏折之功劳。但从此之后，吾父与许的政敌日益嫉恨二人。
六月末几日（7月15日至25日），外国军队蜂拥至北京，吾父对许言：“既然横竖都是死，何必在此犹豫不决？”二人第三次上奏。奏折称当前形势危急，现今王公贵族及军机大臣也支持义和团，协助蒙蔽圣听。要避免灾难、阻止洋人，唯一出路就是彻底镇压义和团，为此应先处决几位肇始的王公大臣。此奏既上，吾父谓吾母曰：“事已至此，不管我言还是保持缄默，都必死无疑。与其被这些奸佞之臣谋杀，不如死于司寇。若吾死而朝廷认清险恶局势，吾死得其所，死而无憾。”
全家皆围着吾父悲泣。他镇静自若，对我们说：“吾以身许国，无复他求。然汝等是留于京城抑或回南，皆由尔等自行决定。”他接着以忠义爱国之道谆谆教导。
七月初二（7月27日），先父被抓送至刑部。次日下午一点，吾父被杀，恪职尽守的一生就此完结。行刑之地围满了义和团暴民。他们诘问吾父为何仇视义和团，上奏批判他们这个爱国军团。吾父蔑笑道：“大臣谋议国事，出自责任，尔等岂能明白？”
闻狱卒言，吾父与许景澄在狱中畅谈自如，从容索要纸墨，写了二十多张，但是被义和团拳民发现并焚烧。是遗疏？还是遗嘱？我们不得而知。呜呼！痛哉！我们未能尽孝，现在只能强忍悲痛，吾母尚在，吾等还要悉心照料家父遗体丧事，需要强打精神，忍痛奉孝。本月初八，全家将吾父灵柩暂时安置在杭州“广友园”，后陪伴吾母至其老家。在先父墓旁立碑，哭泣致哀。”
如果说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堪称大勇，那么两人无愧真真正正的英雄。阅览两人奏折，能够让我们想起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英雄。他们的高尚品格，深邃的思想，视死如归的凛然大义也让我们不禁联想到苏格拉底、塞尼加和普林尼，正是这些人的精神构成了欧洲文明中高尚情操的典范和渊源。这种舍小义而求大义的精神力量，也是日本强盛起来的根基。三封奏折中的最后一封，堪称绝唱，彰显了他们的远见卓识、诚挚与英勇无畏。第一封奏折虽然是以袁昶个人的名义呈上，却是由两人合作草拟。
许景澄曾经担任俄国和德国钦差大臣，因此在外交领域颇知名，但在正直廉洁和爱国之情上不及袁昶。然而，他因国家大节英勇就义，为国尽忠，足以弥补之前的不足。
袁昶的第一封斥责义和团的奏折，于1900年六月二十日呈上。内容如下：
奏为密陈目前局势危迫，亟图补救之法，以弭将来巨患，披沥直陈，仰祈圣鉴事。窃见自本月十六七日（6月12日），拳匪倡乱京师，连日召见王公贝勒内外廷臣工，圣躬焦劳，为宗庙社稷，深维至计，广咨下问，臣等不能弭患事先，纾君父之忧劳：负罪无状，内愧且愤。
伏查嘉庆十三年七月上谕，即有山东河南一带匪徒，设立八卦教、义和团等名目之事，实系白莲教余孽，曾奉仁宗皇帝严旨密拿惩办。去年，吴桥县知县劳乃宣说帖，考之最详。前月，东抚袁世凯遵旨覆陈，言万无招抚编为营伍之理，言之最为切实明白。前东抚毓贤，办理平原县邪匪一案，称匪首朱红灯自称明裔，妖言煽乱，各处响应，幸被官兵掩捕擒获，就地正法，绝无能避枪炮刀斧之妖术，此其明证。
上年臣询提督程文炳，该提督乙未年（1895年）驻军近畿，有山东义和拳，又自称金钟罩、红灯照名目。四五十人投效，以火枪利刀试其技，立时见血伤毙，是妖术全不可信，确凿无疑。而其匪首广树党羽，久蓄逆谋，妄称明裔煽乱，其为邪教，为乱民，实已明白昭著。
臣于上年十一月十三日，蒙恩召见。其时东省拳匪，借仇为名滋事，臣曾面奏，系邪教倡乱，应预为扑灭各情。旋经东抚袁世凯实力禁止，扑灭十余巨股，东省晏然。始而士绅，误信左道，腾谤谓该抚不应用剿，此皆不学无识之徒，以邪为正，近舆论亦渐帖服，以该抚办理为是。臣去年冬曾以劳乃宣说帖，商之总署诸臣，奏明请旨饬下东抚办理，旋因东抚办有头绪，遂寝未奏。不意东省渐次肃清，流入直隶，直隶督臣（裕禄），观望迁延，养痈成患，听其蔓延，始谋不臧，咎实难辞。及涞水戕官，督臣裕禄见该邪匪借仇教为名，叛迹昭著，乃电奏力请剿办，而内外议有异同，迟延未决。涿州踞城不已，延及永清、霸州各处，涞水戕官尚未痛办，遂致匪胆愈张，甚且焚毁芦保铁路，京津铁路电杆，又毁京津至张家口电线。此皆国家派员出帑借洋款，集数十年之物力所经营，一旦焚毁，千数百万巨资，深堪惋惜。又焚杀教堂教民数百处，将来议偿亦不赀。
伏以民教互仇，积成愤毒。地方官禀承国家律令，自有平心谳狱办法，但凭案情曲直，不分是民是教，断不容匪徒自行报复。乃至本月十六七日，该匪胆敢潜入京师，盗兵辇毂之下，焚毁教堂，攻击各使馆，纵横恣肆，放火杀人，震惊宫阙，实为罪大恶极，万不可赦。
二十日焚烧前门外千余家。北城乃京城财产精华所聚，焚掠一空，士民搬徙，十室九逃，商贾尽行闭歇失业，饷项亦难于汇兑给发。京都为万国所瞻仰，气象萧索，一至于此。自有乱民不治，任其焚杀叫喊，实贻邻国之耻笑。各洋公使，因匪仇教，畏其凶锋，情急自卫，现兵只有四百十余人，各保性命，是其实情。
十六日（6月12日），枢臣启秀等传懿旨慰问各公使馆，并及公使之妻。该公使等感戴圣慈，沦肌入髓，口称调洋兵为卫馆保命起见，绝不敢干预中国国家公事，匪平无事，即行撤回，指天誓日，其词决非虚伪。 为今之计，惟有先清内城之匪，以抚定民心，慰安洋情，乃可阻其续调之兵。必中国自剿，乃可免洋兵助剿，情势显然。
（下面提出了一些剿灭义和团的军事措施建议。）
或谓该匪人多势众，不可轻剿，不知只匪首倡乱，余多愚蠢村农，幼壮不一，随声附和，斩一悍匪，懦者必悔惧立散。或谓匪有邪术，臣愚以为汉末张角黄巾，元末破头潘关先生，皆有妖术，卒归擒斩。该匪昼伏夜动，动言请神，口出妖言，面带阴气，此乃假托符咒、扶鸾、请仙、五鬼搬运之邪术。一遇声光并见之物，阳气炽烈，如枪炮等物，立即破法轰毙。若云匪术能避枪炮，何以十六七等日（六月十三日），该匪连攻东交民巷使馆，洋兵放枪，立毙数匪？昨又击毙帅府胡同？拳匪四十余名，折毁其坛，毫无能避之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