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是明朝著名的民族英雄，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他自小有远大的志向。小时候，他的祖父收藏了一幅文天祥的画像。于谦十分钦佩文天祥，把那幅画像挂在书桌边，并且题上词，表示一定要向文天祥学习。长大以后，他考中进士，做了几任地方官，严格执法，廉洁奉公。
后来担任河南巡抚，奖励生产，救济灾荒，关心人民疾苦。王振专权的时候，贪污成风，地方官进京办事，总要先送白银贿赂上司，只有于谦从来不送礼品。有人劝他说：“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特产去？”于谦甩动他的两只袖子，笑着说：“只有清风。”他还写了一首诗，表明自己的态度，诗的后面两句是：“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因为于谦刚正不阿，得罪了王振，王振就指使同党诬告于谦，把于谦打进监牢，还判了死刑。河南、山西的地方官员和百姓听到于谦被诬陷的消息，成千上万的人联名向明英宗请愿，要求释放于谦。王振一伙见众怒难犯，又抓不住于谦什么把柄，只好释放了于谦，恢复了他的原职。后来，于谦又被调到京城担任兵部侍郎，他劝谏英宗皇帝，不要亲自去征伐蒙古国里瓦剌部的太师也先。英宗不肯听，后来英宗在土木地方败了下来，被瓦剌首领俘虏去了。京城里引起了极大地恐慌，不知道怎么样做才好。为了安定人心，皇太后宣布由郕王朱祁钰监国（就是代理皇帝的职权），并且召集大臣，商量怎么对付瓦剌。大臣们七嘴八舌，不知怎么办才好。大臣徐有贞说：“瓦剌兵强，怎么也抵挡不住。我考察天象，京城将遭到大难，不如逃到南方去，暂时避一下，再作打算。”兵部侍郎于谦神情严肃地向皇太后和郕王说：“谁主张逃跑应该砍头。京城是国家的根本，如果朝廷一撤出，大势就完了。大家难道忘掉了南宋的教训吗？”于谦的主张得到许多大臣的支持，太后决定叫于谦负责指挥军民守城。在京城面临危急的时刻，于谦毅然担负起守城的重任。他一面加紧调兵遣将，加强京城和附近关口的防御兵力；一面整顿内部，逮捕了一批瓦剌军的奸细，人心渐渐安定下来。瓦剌首领也先俘虏了明英宗，没把他杀死，却挟持着英宗当人质，不断骚扰边境。看来，京城里没有皇帝不好办。于谦等大臣请太后正式宣布让朱祁钰做皇帝，被俘虏的明英宗改称太上皇。朱祁钰这才即位称帝，就是明代宗景帝。也先知道明朝决心抵抗瓦剌，就以送明英宗回朝为借口，大举进犯京城。这一年十月，瓦剌军很快打到京城城下，在西直门外扎下营寨。于谦立刻召集将领商量对策。大将石亨认为明军兵力弱，主张把军队撤进城里，然后把各道城门关闭起来防守，日子一久，也许瓦剌会自动退兵。于谦说：“敌人这样嚣张，如果我们向他们示弱，只会助长他们的气焰，我们一定要主动出兵，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接着，他分派将领带兵出城，在京城九门外摆开阵势。于谦在城外把各路人马布置好后，他亲自率领一支人马驻守在德胜门外，叫城里的守将把城门全部关闭起来，表示有进无退的决心。并且下了一道军令：“将领上阵，丢了队伍带头后退的，就斩将领；兵士不听将领指挥，临阵脱逃的，由后队将士督斩。”将士们被于谦的勇敢坚定的精神感动了，士气振奋，斗志昂扬，下决心跟瓦剌军拼死战斗，保卫北京。这时候，各地的明军接到朝廷的命令，也陆续开到京城支持。城外的明军增加到二十二万人。明军声势浩大，戒备森严，也先发动几次进攻，都遭到明军奋勇阻击。城外的百姓也配合明军，跳上屋顶墙头，用砖瓦投掷敌人。经过五天的激战，瓦剌军死伤惨重，也先遭到严重损失，又怕退路破明军截断，不敢再战，就带着明英宗和残兵败将撤退。于谦等明英宗去远了，就用火炮轰击，又杀伤了一批瓦剌兵。京城保卫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于谦立了大功，受到了京城军民的爱戴。明代宗十分敬重他，于谦家的房屋简陋，只能遮蔽风雨，明代宗要给他造一座府第，于谦推辞了。他说：“现在正是国难当头的时候，怎么能贪图享受呢？”瓦剌军失败后，知道扣住明英宗也没有用处，就把明英宗放回京城。于谦一心保卫国家，但是那个在京城危急的日子里主张逃跑的徐有贞，还有被于谦责备过的大将石亨，都对他怀恨在心，在暗地里想法报复。英宗回京后，明代宗生了一场大病，徐有贞、石亨跟宦官勾结起来，带兵闯进皇宫，迎明英宗朱祁镇复位，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作“夺门之变”。没多久，明代宗就死了。明英宗复位后，对于谦在他被俘流亡的时候，帮他弟弟即位称帝，心里本来有气，再加上徐有贞、石亨一伙在他面前说了不少诬陷的话，竟下了狠心，给于谦加上个“谋反”的罪名，把于谦杀害。
百姓听到于谦受冤被害，不论男女老少，个个伤心痛哭。人们传诵着于谦写的《咏石灰》：“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人们认为，这正是于谦一生的写照。他“惩恶扬善”——于谦就任都察院江西监察御史时，不畏强权，不徇私情，平反冤假错案达数百起；“为民办实事”——1430年山西、河南两省各奏饥荒，巡抚于谦在自己院前立木牌两块，一曰“求通民情”；一曰“愿闻利弊”。他开官仓赈灾民，主张“轻税养民”，注重兴修水利；“清正廉洁”——每次进京他不带任何礼品，只“带有两袖清风”而已，直到被杀抄家时，人们仍发现“于谦家无余资，萧然仅书籍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