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叙述方法上，鲁迅学习西方小说第一人称的叙述方法，将叙事者作为故事的亲历者引导情节的发展，拉近了读者与作品的心理距离，对故事中的主人公更容易产生情感共鸣。《呐喊》《彷徨》中的大多数作品都运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法，《孔乙己》中的小伙计，《故乡》中回乡接家人的“迅哥”，《祝福》中四婶的侄子，都成为小说的叙述视点，“我”作为连接读者与作品主人公的纽带，将作者的创作情感和写作意图准确地传回到阅读者的心理世界，更容易激发他们的审美体验和心理共鸣。在《狂人日记》和《伤逝》这样的小说中，作者还运用日记体的文本形式，将抒情主人公的内心感受直抒胸臆地表达出来，其表现方法明显受到现代象征主义和古典浪漫派小说影响，叙述者不再只是作为事件的讲述者，而更多地成为作品的中心人物，故事情节也不再只是依据简单的时间顺序前后连缀，心理逻辑和情感弥漫成为整个作品艺术表现的基本方法，第一人称的叙事创造出令人震撼的审美空间。
第三，在人物塑造上，鲁迅喜欢对材料进行加工提炼，选择最能表现人物个性和心理性格的场景进行描写，其人物形象便具有特殊的“类型化”特征，鲁迅称之为“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13页。。这种“类型化”指的是笔下的文学人物经过了作家的虚构和想象，能充分表现作家的创作意图和文学思想，亦能揭示社会文化的内在本质。如对阿Q性格的刻画，集中描写他精神上的缺点，展现其“国民劣根性”，对魏连殳的描写，则更多地描写他精神的痛苦和悲愤的情绪，以展现旧文化旧时代对新青年精神的摧残，这种方法后来亦被称之为“典型化”的塑造。与此同时，鲁迅还承袭了古典小说人物勾勒的白描技法，同时又把西方小说重性格刻画的多种方法融于一体，注重对人物外貌、言行进行细节描写，着力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创造出中国现代小说中最早的一批极具“典型性格”的文学人物。在《孔乙己》中，鲁迅描写了孔乙己喜欢和孩子在一起同吃他的茴香豆，喜欢对小伙计讲授“茴”的三种写法，表现了他那善良可爱的内心世界，而他衣着寒酸，交酒钱时却“排出九文大钱”的细节，活画了一个穷困落魄的旧式文人特有的清高和迂腐；在《祝福》中对祥林嫂的描写主要通过“白描式”的勾勒刻画了她那麻木愚昧的精神世界，特别是“我”在小镇上见到祥林嫂沦为乞丐后的外貌描写尤其令人难以忘怀：“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是一个纯乎的乞丐了”鲁迅《祝福》，《鲁迅选集》第2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02页。，描写语言既十分凝练，也显现出鲜明生动的气质，明显有西方小说重细节刻画的写作痕迹，这正是鲁迅把西方文学写作方法融入民族文学创作中的成功实践。
第四，鲁迅注重对社会环境的描绘和渲染，以此凸显人物生存的历史空间，不仅使人物形象真实丰满，也使作品的主题具有浓郁的社会悲剧和文化悲剧内涵。在《药》中，鲁迅描写华老栓在半夜取药时小巷的黑暗阴冷，烘托了主人公生存环境的麻木与悲哀。在《故乡》中，作者一开端就描写家乡小镇深秋萧索的风景，为主人公出场定下了悲凉的基调。在《祝福》中，鲁迅重点描写四叔家书房的陈设：“瓦楞上已经雪白，房里也映得较光明，极分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鲁迅《祝福》，《鲁迅选集》第2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01页。表明鲁镇浓厚的理学传统和礼教文化氛围，失去“贞洁”的祥林嫂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到鲁镇人们的歧视与迫害，小说最后对小镇年终祝福热闹场景的描写，不仅烘托了祥林嫂命运的悲凉，也反衬了鲁镇人们的冷漠，深刻地暴露了儒家礼教和谐外表下的冷酷本质。《祝福》因此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和文化冲击力。
鲁迅是中国历史变革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位文化巨人，他在20世纪初期文化变革的历史大潮中勇敢地走出中国封闭的文化传统，大胆地面向西方，面向世界先进的科学文化，学习吸收以科学民主为根底的启蒙主义精神，立志以“文艺”为工具救治“国人的灵魂”，不仅喊出了“礼教吃人”的振聋发聩的叛逆之声，而且还将启蒙主义思想融入文学创作的实践中，开创了中国文学的新天地。鲁迅的文学活动和创作实践不仅为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民族文学的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那就是以“拿来主义者”的开放胸怀，将民族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历史大潮中，才能让民族文学不断生长和更加繁盛。
（第二节）老舍与沈从文：民族文学重建的艺术大师
文学中的民族性突出地体现在各民族文化对文学创作的渗透和制约上，并且大多经历了从多元到一体的内部交流的融合过程。文学中的人类同一性与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共同构成民族文学不可或缺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看，民族文学应该具有两个突出的特质，一是对民族地域文化生动的描绘，表现出对民间文化的熟悉和热爱；二是在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人类文化同一性建设中具有深刻的反思意识和理性色彩，从中表现出对民族文学建设的独特思考。老舍和沈从文正是20世纪中国民族文学的两位艺术大师。20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爆发，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呈现出对外开放的姿态，中国作家接受西方工业文化带来的冲击和洗礼，将自己的文学活动自觉地融入这一历史巨变的潮流中，表现出对民族文化的深刻反思和独特创造。老舍和沈从文便是20世纪上半期在文学创作中表现最为独特的作家，他们的创作从精神内涵到文本形式都具有鲜明的现代特质，同时又表现出典型的东方作家的民族气息。放在多民族文化背景上，两位作家还因特殊的民族身份令人瞩目，老舍是满族的后裔，他“从开始文学创作起就产生了描写北京下层旗人生活命运的悲剧意识与创作冲动”孙玉石、张菊玲《〈正红旗下〉悲剧心理探寻》，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5期。，沈从文身上流着苗族祖母的血液，他们的创作不仅展示了20世纪中华民族地域文化的独特风貌，是中国不同地域的民族文学的重大收获，而且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学融入世界文学大潮、走向现代化的先行者与寻路人，为后来者如何创建现代民族文学的创新性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一、民族文化的浸润与滋养
老舍和沈从文都是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本土作家。老舍出生于1899年的北京，沈从文生于1902年的湖南。在20世纪刚刚开始这一历史时期，中国正经历着一场看不见的历史变革，一方面，中国的文明传统像一条看不见的河流汤汤流淌；另一方面，西方文明的炊烟也在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袅袅升起。在北京，满族文化与汉族文明的交融已经完成了精神同构，汉族人穿着满族的长衫与旗袍，满族人也把汉族的文化传统与生活习俗视为己有；在南方，在偏远的湘西山区，君臣纲常与父子伦理的儒家传统被肯定，忠孝仁义的道德理念被光大发扬，老舍和沈从文自小便生活在这样一个弥漫着浓郁传统文化气息的环境中。
老舍幼时家贫，靠着母亲的勤劳与街坊邻居的热心帮助得以度过生活的艰难，这使老舍一方面体会了穷人生活的困苦和辛酸，同时也感受到下层民间风俗的淳朴，尤其是母亲身上传承的热忱善良和诚实正直的传统美德，以及宗月大师刘德绪的慈善苦行和牺牲奉献的佛家精神品格。孩童时期的老舍还经常到大街上看卖艺人的功夫表演，听街头评书和戏曲演唱，使他自幼就对民间的说唱艺术十分痴迷，以至于在师范毕业后开始参与新文化建设时还对传统戏曲情有独钟，“因为看戏有了瘾，我便进一步和友人们学几句，感到酒酣耳热的时节，我也能喊两嗓子”老舍《小型的复活?老舍自传（之一）》，原载《宇宙风》1938年2月11日第60期。，传统文化就这样潜移默化地流入到老舍的血液之中。在他离开中国远赴英伦工作学习时，老舍念念不忘乡土故人，从走向文学写作的伊始，便把自己生长的故乡——北京作为了生命之根。几乎所有人生悲欢离合的故事都在这个代表着中华文化的皇城根儿里展开，京城的大街小巷、官宅民院、茶楼酒肆无不具有典型的北京民居特色，四合院、大杂院、护城河、小茶馆，大马路、黄包车，婚丧嫁娶、邻里生活、家长里短、柴米油盐，共同构成市民生活浓郁的“京味”。在浸润着千年民族传统的文化古都，无论是生活温饱的普通市民还是生存艰难的下层贫民，每个人身上都深深地烙上了传统文化的印迹，中华民族性格的正直与热忱，民族精神的保守与自足，都在老舍的小说创作中得到充分展现。老马先生的温和与闲适，张大哥的热心与保守，牛老者的慈祥与溺爱，正是儒家文化浸润之下普通小市民精神世界的生动写照。在描写下层贫民的苦难命运时，老舍也着力刻画他们身上正直和坚忍的品性，无论生活怎样艰难，他们总是充满开朗乐观的性情，永远保持着正直、热诚、互助的传统美德。老舍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传承还表现在对民间文化的开掘和拓展，在抗战爆发后，老舍转向通俗文学写作，创作了大量快板、评书、鼓词，一方面出于抗战现实所需，另一方面也直接表现了老舍对民族文化中民间文艺的喜爱和弘扬，这与他自幼所受到的民族文化的滋养是分不开的。
与北京皇城根儿文化的活跃与躁动相比，沈从文所体验到的传统文化似乎更具有稳定和沉着的特点。由于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湘西地区更多地延续着相对正统的儒家传统，传统大家族的生活方式，严格规范的家庭等级关系和诗书礼教的私塾教育毫无例外是书香门第家庭的重要标志，然而湘西文化又有它的另一面，封闭偏远的地理环境和苗汉混居的生活环境又培育了湘西山民剽悍尚武的文化传统，儒家文化的谦和与民间文化的豪侠重义共同融合构成了独特的湘西文化。沈家在当地算是富裕之家，儒家文化在这种书香门第中显然有着正统的地位，严格的家规礼教对家中的每个成员都发挥着更多的影响和制约，这使得沈从文从小便有机会受到更多的传统文化熏陶。然而沈家世代行武，尚武的习俗代代相传，这使得作为男孩的沈从文又不得不较早就开始从军的生涯。少年时期外出漂泊，走遍了湘西的山山水水，这一特殊的人生经历使他体验了人生场景的丰富多彩，湘西民间生活的和睦自足和民族精神的正直豪爽也渗透到沈从文生命的血液中，构成他文学创作的精神源泉。在离开家乡的漫长时光里，沈从文总是忘不了乡亲的音容笑貌，忘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其创作的大多数作品都以故乡为背景，描写家乡人民的淳朴风貌和苗族人民的坚贞执著，体现出湘西特有的民族文化传统。在《边城》中，沈从文把一个远离都市文明的边城小镇描绘得和谐宁静，如诗如画，与他对家乡民俗文化的深厚情感有着密切的关联，正是他努力挖掘童年的记忆，通过艺术的再现，传承了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民族文化。
“决定作品能否经受时间考验的，首先是对童年所报的态度和对乡土的感情”王西彦《散文的魔力和我遵奉的圭臬》，载《文艺报》，1981年第9期。，王西彦对乡土文学的情感态度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作家热爱家乡，致力于乡土文学创作的共同体验。尽管老舍和沈从文两位作家生长在遥不可及的北方与南方，但中华文明的传统血液却让他们吮吸到同一位母亲的乳汁，自小就对民族文化产生了深厚的情感，这使他们在后来的文学活动中表现出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体现出鲜明的东方民族文学特色。
二、民族生活的风俗画师
对民俗风情的描绘是作家展现民族生活的创作基点，也是作品吸引读者产生文学魅力的原因之一，优秀的文学作品必然有着作家对民族生活的深刻体验，并以精细而生动的语言将这种体验传达给读者，表达自己对民族生活场域的独特感受。
老舍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不遗余力地展示了20世纪初期北京地域文化的民情风俗。从第一部小说《老张的哲学》开始，到30年代的《离婚》《骆驼祥子》，40年代的《四世同堂》，再到60年代的最后一部小说《正红旗下》，老舍一直将创作视角定位在北京中下层民间生活，以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为写作题材，生动地描绘了一幅幅北京民间生活的风情画卷。老舍喜欢描写北京城的地理地貌，旧帝都的西四砖塔胡同，古老壮观的平则门外的护城河，同仁堂老药铺的气派，白云观庙会的热闹……都成为小说中人物活动的生活背景。北京城的四合院民居，弯曲狭长的小胡同，搭着凉棚、摆着长桌与方桌的茶馆，被老舍描绘得细致真切，读者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传统民俗风情的生活世界，读者不仅能看到笔下人物鲜活的身影，甚至能听到小贩们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声。老舍尤其喜欢描写民间生活的场景和细节，在下层贫民居住的大杂院中，每个人都忙着自己的生计，有的拉车，有的做小买卖，有的当巡警，有的当仆人。因为生活的艰辛，男人们忙了一天之后，回到家里常常发脾气，把老婆孩子当出气筒；年轻的女孩子自小就帮着父母干活，她们从来就没穿过像样的衣服，“只有那顶小的孩子才把屁股冻得通红的在院里玩耍或打架，大孩子拾煤核回来拿院子当做冰场，嚷闹着打冰出溜玩”。老舍的这些作品中不仅描绘出北京下层民间生动的民俗风貌，而且也体现了作家深切的人道主义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