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意象的营构外，语体风格的变化和创新也是诗歌作品重要的美学特征。现代新诗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许多优秀的诗歌作品，他们都以独特的诗歌形式表达了诗人的美学追求。郭沫若的《天狗》自由奔放，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和谐婉转，艾青的《手推车》凝练深沉等，他们的创造成为后来者的精神财富。80年代大学生诗人一方面承袭了现代诗人们的优秀成果，一方面又推陈出新，在诗歌语言和诗歌外形上形成自己的群体风格，凝练含蓄、简洁明快、清新流畅、质朴真诚，具有艺术的阶段性和青春性特征。
8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诗歌对传统诗歌进行了扬弃，打破重叠、排比等“均衡和谐”的审美理念，以自然的节奏传达真实的感情，自我感情总是与时代精神联系在一起，诗歌的外形因感情内向沉郁而变得凝练简明。“我的歌／是和秋叶联欢的纺织娘／是从夏日的傍晚／浓浓的叶子里／挤过的一丝微风／生活／不会因为没有我的歌／而失去光彩／可我／没有这支歌／就会枯萎得没有一点颜色”。孙武军《我的歌》，载《诗刊》1980年第8期。他们一反传统诗歌语言铺陈、意象罗列的表达方式，吸收了象征主义诗歌的表现技巧，选择富有暗示性和跳跃感的意象组合成句，使诗歌语言产生了极大的张力，形成含蓄朦胧的整体风格。“秋暮，一块黑色的土地／在我黑色的瞳孔里深藏／远处一道道弯曲的山沟／系着我的肝肠／土地，闪着被太阳晒黑的光／我俯下身去／决不再只用目光去播种希望”。吕贵品《土地》，《朦胧诗新生代诗》，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47页。
80年代中前期出现了大学生诗歌的繁荣局面，改革带来的变化和社会的鼓励使年轻的校园诗人看到了光明，他们赞美生活，歌唱青春，洋溢着乐观明朗的情绪，轻快流畅的语言成为诗歌创作的流行风格。“我从历史博物馆／长长的走廊走出／迎面和七点钟的太阳撞个满怀／工人，为新落成的乳白色公寓／钉门牌／道路——未来／标号——1983”（宋琳《中国门牌，1983》）。口语的大量入诗，改变了前期创作凝重晦涩的诗风。运用短句简洁明快，“先是月呀／你圆了我不愿／然后人淡如菊／人淡如烟……”（吕宾《思念》）；绵长的诗句则体现了流动的音乐美，“我们，我们就是不愿意停留在生活的坐标上／看海去看海去，没有驼铃也要去远方”（潘洗尘《六月，我们看海去》）。年轻的诗人还创造了一批特别的诗歌语汇，“季节风”、“春天的旋律”、“渴望的土地”、“远行的帆船”、“阳光奔走”、“穿越时间”、“翠绿的青春”等意象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中，给当代大学生诗歌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他们的作品如《三十岁的夜大生》（伊甸）、《中国夏装》（孙晓刚）、《多梦时节》（张小波）、《雨季来临》（程宝林）等都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大学生诗人轻松明朗的语体风格。
到了80年代中后期，大学生诗歌艺术逐步走向成熟。理性的强化使情感趋于平静，语言平实却更富有表现力，“父亲从地上走到了墙上／再也没有下来／他永远坐在／他喜爱的那把藤椅上了／黑漆镜框／把椅子固定得很牢／他正拧着眉抽着烟／像每个午后毫不例外的那样／在考虑下一天的事情怎样安排”李松《姿势》，载《诗刊》1987年第8期。，诗人怀念父亲的感情掩藏在朴素的文字中，抒情的语言完全被叙事的语调所代替。杜爱民的《夏天》则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描绘了都市生活的繁荣与快乐，以强烈的对比反衬了唐古拉山军人生活的单调与寂寞：“唐古拉山是没有夏天的／你说北戴河的女人都穿游泳衣／你还看清了她们皮肤上的皱纹／让海水冲掉的颜色／你喜欢她们／爱她们倒在阳光里的样子／然后／你把这一切叫夏天／唐古拉山是没有夏天的。”杜爱民《夏天》，载《飞天》1985年第1期。诗歌情感的淡化是诗人在语言技术上的冷处理，通过角度的变化或转移，拉开与描写对象的距离，可以更好地创造出诗中的审美意境，创造出现代新诗的思辨之美。艾略特说过：“诗歌不是感情的放纵，而是感情的脱离，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脱离。”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4页。当诗人们不再放纵自己的感情，回到内心进行冷静思考时，他们便一步步接近了诗的本质。
阅读80年代大学生诗歌，体会艺术变革的潮流带来的变化，可以看到年轻的诗人在艺术上的探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从意象的创新到语体风格的形成，大学生诗人都有自己独到的追求，年轻诗人们创造的意象化写作、口语体写作，以及自由流畅的诗歌风格，使它足以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留下精彩的一页。它的出现给现代新诗的多元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也为当代文学贡献了一大批优秀的诗歌作品，形成了独特的“大学生诗歌”文本。可以这样说，80年代大学生诗歌尽管不是新时期文学的开创者，但却是新时期文学的推动者和建设者。大学生诗人承续了现代新诗探求艺术真谛、追求艺术创新的精神，通过自己的辛勤耕耘，创造了新时期诗歌的繁荣和辉煌。
三、文学活动的现代性：走向民间的诗歌运动
80年代的大学生诗歌是继朦胧诗之后的又一场文学民间化运动，对新时期诗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场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是从校园文学社团的出现开始的。伤痕文学的影响，朦胧诗的冲击，使文学活动备受瞩目。从1982年开始，一些高校陆续成立文学社团，并得到了校方的支持，稍后即在全国各大高校迅速蔓延，形成遍地开花的局面。据笔者收集的资料显示，从1983年到1987年间，全国绝大多数的高校都先后成立了自己的文学社团。比较著名的有复旦大学的“复旦诗社”，华东师大的“夏雨诗社”，北京大学的“未名湖文学社”、“红叶诗社”，东北师大的“北极光诗社”，武汉大学的“浪淘石诗社”，山东大学的“红烛诗社”，西北师院的“走廊诗社”，四川大学的“新野诗社”，西南师大的“五月诗社”，福建大学的“南方诗社”，广西大学的“映山红文学社”……到80年代中期，各地区还陆续成立了大型的文学联合团体，如东北成立了黑龙江大学生诗歌学会，四川成立了重庆市大学生联合诗社，南方有福建大学生诗歌学会，以及其他省市的青年联合诗社等，参与人数之多，影响范围之广，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没有前例的。
文学社团虽然是以团委和学生会的名义成立的，但本质上却是学生的民间社团。学校只把它当做一般的学生活动加以管理，除了提供较少的经费支持外，并不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参与者主要是一群文学爱好者，从发起创办到管理筹划，都是学生自己完成的，民间性和群众性是这些学生社团的显著特点。文学社团大都创办了自己的内部刊物，给写作者们提供了写作空间和交流机会。比较有名的文学刊物有北京大学的《未名湖》，华东师大的《夏雨岛》，复旦大学的《复旦风》，沈阳师院的《大学之光》，福建师大的《南十字星》，湖南大学的《湖大文苑》，四川大学的《锦水》，西南师大的《五月》等。这些文学刊物发表大学生在校期间的习作，成为青年学生自己的文学阵地。不少文学刊物在全国各高校间相互交流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学社团还组织座谈会、讨论会、朗诵会、文学讲座以及校园文艺节等，把校园文学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尤其是高校间的文化交流活动吸引了众多青年学生的目光，激发了他们参与文学活动的热情。
80年代大学生诗歌社团的出现，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它产生于中国社会变革的时期，政治动荡刚刚结束，经济改革正在起步，长期的封闭带来文化的荒漠，积郁的情感需要自由的宣泄。因此，它在校园的出现，便是一次有着特殊意义的文学事件。首先，它打破了统一化的制度模式，以“合法”的姿态赢得了民间活动自由发展的空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形成了政治统率一切的局面，民间活动被集体活动所代替，现代文学史上曾十分活跃的文学社团被新的管理制度所取代，文学创作也被纳入集中管理、统一计划的模式。这对文学创作而言，产生了明显的弊端。80年代校园民间活动的蓬勃发展，无形中冲击了旧有的文化体制，加速了文化革新的步伐。其次，文学社团的涌现标志着对个体价值的确认。校园活动不仅带来了诗歌的繁荣，也带来了“人”的解放。从50年代开始，知识分子被纳入集体化的制度之中，个体的独立性被削弱，个人的思考受到限制，从而导致了文学创作走向简单化，思想资源日趋枯竭。新时期带来的重要变化便是思想解放，校园文化的活跃使青年一代在文学写作中走上了思想之路，诗人们通过文学活动体现了自我价值，也通过作品传播了个性解放与人道主义思想，文学的社会意义得到了极大的体现。第三，文学社团活动以“同人”的方式集中了一批文学的“精英”和爱好者们，他们通过各种形式的交流活动，提高了对文学的理解和鉴赏能力，也提高了自身的写作能力。讨论会、座谈会等文学活动的开展，促使诗人们关注作品的艺术品质，激励着他们的创新意识，也提高了文学创作整体水平。
80年代大学生诗歌创作还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支持。国内许多重要的文学刊物如《诗刊》（北京）、《星星》（成都）、《青年文学》（北京）、《当代诗歌》（沈阳）、《飞天》（兰州）、《绿风》（石河子）、《诗探索》（北京）、《青年诗人》（长春）、《萌芽》（上海）、《诗神》（石家庄）、《福建文学》（福州）、《诗歌报》（合肥）等都开辟了大学生诗歌专栏，发表了大量的诗歌作品。特别是《飞天》的《大学生诗苑》专栏，每期用四五个页面发表大学生的诗歌作品。这些文学刊物对文学爱好者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培养了一大批诗坛新人。据笔者粗略统计，从1983年到1987年间，在校外公开报刊上发表作品的年轻诗人不下1000人主要根据上文中所列期刊统计。，出版个人诗集的作者就有50余人指国内公开出版的个人诗集。，参与诗歌创作的文学爱好者更是不计其数。在这场“诗歌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比较知名的诗人有：77级的吴稼祥（北京大学）、徐敬亚（吉林大学）、赵丽宏（华东师大）、易殿选（河南大学）、张建华（达县师专）；78级的高伐林（武汉大学）、王家新（武汉大学）、叶延滨（北京广播学院）、王小妮（吉林大学）、吕贵品（吉林大学）、沈天鸿（安徽师大）、郭力家（东北师大）、力虹（浙江师大）、孙武军（舟山师专）；79级的许德民（复旦大学）、孙晓刚（复旦大学）、宋琳（华东师大）、张子选（西北师院）、曹汉俊（安徽师大）；80级的于坚（云南大学）、张小波（华东师大）、菲可（兰州大学）、彭国梁（云南师大）、钱叶用（安徽师大）、黄云鹤（东北师大）、尚仲敏（重庆大学）；81级的傅亮（复旦大学）、程宝林（人民大学）、袁超（安徽师大）、胡万俊（西南师大）、伊甸（湖州师专）、柯平（湖州师专）、张锋（浙江医大）；82级的杨榴红（人民大学）、潘洗尘（哈尔滨师大）、苗强（兰州大学）、宋庆平（上海师大）等，他们的创作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他们对文学的热情、对诗歌艺术的追求创新，直接影响和带动了文学团体中的其他成员，形成了年级间相互连接的创作群体，带动了校园诗歌的发展。
除了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作品的诗人外，当代诗坛还有一大群诗歌的“潜在”写作者。他们主要来自大学校园，一开始便加入了“朦胧诗”影响下的现代主义运动，毕业后写了大量探索作品，诗中的现代性追求和诗歌形式的先锋化特征没能得到主流诗坛的认同，他们便以油印或自费出版方式在诗歌界广泛交流，形成一个颇有影响力的民间诗人群。比较有名的诗人有77级的石光华（四川师大）、柏桦（广州外语学院）、翟永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78级的周伦佑（西昌农专）、张枣（湖南师大）、韩东（山东大学）；79级的海子（北京大学）、骆一禾（北京大学）、李亚伟（四川师院）、唐亚平（四川大学）；80级的胡冬（四川大学）、万夏（南充师院）、王寅（上海师大）；81级的西川（北京大学）等。这一个民间诗人群体的出现，是文艺界思想解放带来的必然结果，他们在诗歌艺术上的探索和实践，影响了大学校园的创作趋向，使大学生诗歌朝着理性化甚至是非理性化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方向发展，加快了当代新诗变革的步伐。我们通常所说的“新生代”、“第三代”诗人，绝大多数都来自大学校园。年轻诗人们充满朝气，勇于探索进取，成为当代诗坛十分活跃的中坚力量。
无论是公开发表作品的“成名”诗人，还是才华横溢却并未在主流诗坛上得到肯定的“无名”诗人，他们都以自由写作者的身份加入到诗歌合唱的队伍中。大学生诗歌打破了“围墙”的限制，在校的和毕业的大学生诗人常常“合流”，把诗歌写作的“自为”方式一步步推到“自觉”的民间化立场上。他们不断探索，不断否定，在“自我毁灭”中进行着再造和新生。追求和创新是他们的写作信念，“随心所欲”是他们的写作方式，这与50年代以来传统诗人们的模式化写作有着明显的差别。“民间化立场”使大学生诗歌摆脱了长期以来因社会政治原因造成的精神束缚，走上了一条自我更新的健康发展道路。从文学的内部规律看，文学的民间化生存状态为作家创作提供了相对自由的写作空间，使文学既远离了制度的干预，又逃避了市场经济的驱动。诗人在民间的个体性写作中更多地体现出独立思考的精神，凸现出文学的主体意识。表现复杂的精神世界、创造崭新的文本形式，是他们诗歌写作的真正动力。从外部机制看，大学生诗人的民间化写作，动摇了权力体制中“主流文学”的正统地位，促使当代文学体制朝着符合文学自身规律的方向变革和发展，从而结束了极“左”思潮压制下的政治文学“一统天下”的非正常状态，标志着思想解放的多元文学时代的到来。
当代诗坛在这场民间化的浪潮中，出现了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诗歌报刊、诗歌社团、诗人群体大量涌现，甚至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学社群——“文学青年”。这场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还为当代文坛留下了许多精美的诗篇和经典的文学事件，如文学讲座、文学读物、文学信物等，为新时期文学的民间化转型作了生动的注解。可以这样说，80年代大学生诗歌的民间化创作带来了当代诗坛的一场重要变革，它打破了几十年来形成的自我封闭、自我重复的文学模式，把文学带入一个更加自由和开放的创作语境中。
在80年代众声喧哗的文化背景下，大学生诗歌的繁荣是现代诗歌充满青春激情的一场精彩“演出”，它在自我寻找和自我否定中完成了独立创新的历史使命。文学的喧哗归于平静，但它所贡献的一大批富有才华的大学生诗人在以后逐渐成为诗坛的中坚力量，如王小妮、王家新、于坚、韩东等。可以说，80年代的大学生诗歌是新时期文坛上一道靓丽的文学风景，它不仅创造了80年代新诗的辉煌，也促使90年代诗歌全面走向民间化，加快了新诗现代发展的步伐，具有丰富的文学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