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总裁佐立克将在6月任期届满后卸任，引发各界对接任人选的揣测与争逐。目前被点名的可能人选，包括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白宫前经济顾问桑莫斯、现任财长盖纳、前总统克林顿，甚至前英国首相布莱尔等，基本上是西方人、尤其是以美国人为主。与此同时，约60个国际发展组织及倡议人士联署呼吁美国，让发展中国家就选择继任人享有更大话语权，巴西与中国大陆等新兴经济体则表明，世银应以“公开、竞争及择优的原则”选出接班人，暗示不应由美国钦点。
世银、国际货币基金（IMF）与世贸组织（WTO，前身为关贸总协议GATT），都是二战快结束前的1944年，布列敦森林会议的结论与产物。基本构想是为战后打造一个有利于全球贸易与投资发展的大环境。三个组织的职能角色各有分工：WTO主要是排除国际间的贸易与投资障碍，也即是推动全球化；世银则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成长和战胜贫困，以因应市场经济全球化下产生的贫富差距问题；IMF则是在确认以美元为主要国际货币下，建构一个有利于贸易与投资的全球金融体系。
除了WTO因性质不同（主要是通过谈判来核准新成员的加入）外，世银与IMF的总裁任命，在当时的全球权力结构下，一向是由美国决定（如世银），或由美、欧商定后决定（如IMF），可说是美国垄断的局面，像世银迄今11位总裁都是美国人。但时移势易，全球权力结构六七十年来已出现变化，其中又以中国大陆及所谓金砖国家的崛起最为突出，类此现象或趋势，也不可能不影响到全球权力资源的分配与博弈。近年来，世卫组织（WHO）总干事（陈冯富珍）、世银副总裁（林毅夫）、IMF副总裁（朱民）等先后由中国籍人士担任，也体现了此一现实。由此以观这次巴西、大陆的动作，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但在权位的争逐外，各方更应看到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出现明显变化的，不只是国际间综合国力的消长，全球发展的形势及其呈现的问题也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处理全球性事务的组织也有必要因应此等变化，在角色定位与功能操作上做相应的调整，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也有必要与相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的遴选产生关联。
就拿世银例子来说，如前所述，早先世银的角色是面对市场经济全球一体化必然产生的贫富差距问题，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财富重分配的工作。这样的角色设计，跟一个国家的政府在其国内进行财富重分配别无二致。总的说来，是比较消极性；所谓消极性，或可理解为能做到不让贫富问题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就满意了。但新世纪爆发的金融经济危机显示，全球贫富差距长期恶化，既是各种资产泡沫形成、引发金融危机的主因，又是导致全球需求疲滞，使得全球经济难以强劲复苏的关键。从这个角度理解，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需要一个能发挥更积极角色的世界银行，一个能让更多富有、发达国家愿意通过各种可能途径来强化世银功能的世界银行。
以全球环境生态保育为例，长期以来，世银对此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但主要是道德取向的。六七十年前，还不曾有“全球暖化”的普遍危机意识，但时至今日，全球暖化已演变成普世危机，并且还在日益恶化，几次全球性的会议却因各国的利益矛盾而难以形成共识，全球期待一个像世银一样的既有组织，对此做出比以往更积极的贡献。
由此观之，世银的新领导人如何决定，既应打破美国长期垄断的惯例，却也无须一定要有由新兴国家出任的做法，而是应通过“公开、竞争及择优的原则”产生，选出最有看法、最有条件者出任。就此而言，中国大陆、巴西的主张应在国际间获得更多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