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瀛把电报交给了易培基，临面嘱托千万露不得，易转手又到了吴稚晖的手上，玄伯从始至终是主张私了的，没有一点作为男子汉大丈夫的担当。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他怕事胆又小，又不听人劝，人曰其为“扶不起来的阿斗”，现在事到临头了他却还想着退缩。吴老耿直，眼睛里揉不下沙子，拿着电报直接拜访那崔女士。张继不在，崔女士只好闭口不谈，可证据确凿，推脱不了，只能动起了女人的手腕，怪声嗲气无理取闹。都是些惯常用在张继身上的伎俩，以往用在里屋还有几分功效，今天用在吴老身上，仿佛弹丸击阔海，微风动泰山。坊间传闻蒋总司令也得给吴老几分薄面，江湖上又总是谣传说吴老是那庙堂里的菩萨，管你是虔诚跪拜还是无理谩骂，总是一副仪态万方的模样。崔女士撒泼打诨到筋疲力尽，吴老却疾言厉色起来，气势恢弘，“辣手摧花”，打压了崔女士四个钟头，崔女士却一点也无悔意。
张继是面子上的人，回来后恭敬地去拜访吴老，把所据事实，供认不讳。只是拜托吴老同石曾先生不要过问此事，话语中有诚有谬，最后还说了好些李玄伯和易培基的不是。
这在司法上扰乱故宫的“陈平奇计”，究竟源起何处呢？原来，张继同夫人在南京纠集党众，那郑烈信誓旦旦，为泄张先生的私愤，愿意刀山火海走一通。正好当时故宫里有尹起文这个奸细可做内应，这场“特洛伊木马”戏就唱起来了。起初也是无从下手，直到尹起文想起处分物品折扣的事，事情才到了今天。
原来秘书长李玄伯为了处分物品多销起见，运作了一个折扣的办法，规定绸缎皮货，凡是购买者耗资2000元以上可享受七五折的优惠，3000元以上者可享受七折优惠。秘书长自己起先是买过200元的货物，后来又买了两千五六百元的货物，按照规定第二次应该享受七五折的优惠，可尹起文脑袋活呀，机灵呀！他跟玄伯说：“不如再买200元的货物，这样同上一次的合算起来就可以享受七折的优惠了。”玄伯一想也是，这样反而可以省去200元，何乐而不为呢？就照着办了。而那天不是正常发放货物的星期日，是特例的星期六。
那朱树声又去哪了呢？“平楼茶肆风云变，一山还比一山高。”张继的后台不是别人正是南京行政院的院长汪精卫。当年易培基、汪精卫同侍于国父孙中山，两人政见不和早已有积怨，今天汪精卫自然站在张继这一边，通力去搬倒易培基。吴老和李老的电报一到南京行政院，汪精卫看到后并不知道蒋的立场，害怕蒋站在易的那一面，到时候扣留了朱树声不好收场，所以火速拍去电报，叫朱树声逃了。同时又一想万一证人尹起文被扣也不是好办的，就又追发了一电，可朱树声逃得太快，电报到长安饭店的时候已经人去楼空，最后这封电报落到了吴瀛的手上。易培基后来又派人到南京把以往汪精卫同朱树声的来往电报，抄出来两封，同最上面的那封“蒸”电，一共三封，其中一封是“庚”电，另一封没有日期，推算应该是“佳”电。内容是“秘书长李玄伯的嫌疑重大，应该立即逮捕”，还有就是“案件可以交由北平地检厅处理”。
依照电报上的说法，果然不久案件就交由了北平地检厅处理。地检厅的检察长祁谨庵同吴瀛是朋友，案件到手之后想息事宁人，一直拖延怠慢以为可以不了了之，可是打错算盘。以崔震华为代表的政治团体，集体排挤易培基，就是这场官司的实质，祁谨庵在工作上同故宫常有瓜葛，又不好厚此薄彼所以凡事当拖则拖，天地可见的一片好心肠，只可惜人心不古，最后案件又是一个“悲哀”收场。
此事闹了好久，秘书长李玄伯心灰意懒，自动辞去了公职，淡出故宫的工作。易培基也不能再忍了，通过行政的途径，反过来控告崔震华及郑烈，向中央监察委员会、行政院、司法行政部提呈，也在各报纸上发布了反攻的消息。
可是这样的反攻却得不到什么反应，对方的实力是又硬又臭，事实也是不容揣测的事实，作为南京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在这次肮脏龌龊的行动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他一直在背后垂帘听政，而且搞得案件从头至尾魅影重重。这些政治上的事情，即便是看在眼里的事实，也会变得血肉模糊，所以爱莫能助之人只能为培基扼腕叹息。不论是司法上还是行政上易培基都休想占到半点便宜，最后竟被逼到绝路了，外面也有人造出谣言来说易培基送了大量的成扇给张学良，墙倒众人推，当然只是谣言，成扇是属于古物馆的，有人追问馆长马衡，他却说：“不知道！”真真的是朋比为奸，最终易培基含恨辞职。
10月15日，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的议案上赫然写着：“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辞职，以古物馆的副馆长马衡做代理院长职务。”
当时易培基反诉案，见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0月18日《申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故宫盗宝案真相。当时读书人要面子，一个尊严可比得上一身性命，易培基更是不甘遭此玷污。反诉案就是在这样情况下不得已的维权行径，维权维的什么权？谁又是真的有权？混乱杂糅一团一团的迷雾，易培基真是苦不堪言。这个徒有其名的荒唐糊涂的目无王法的案子，羁绊了易先生后半生，到1937年易先生逝世，故宫盗宝案已经扩至第六案。为此易先生潦倒清贫，处处碰壁，常常是遭人指点，挨人诟骂。百姓们当然是天真无邪的，报上怎么写外面怎么传，他们就信以为真了，只是可怜了易培基的一家。易培基只有一个女儿，就是嫁给李玄伯的，他们翁婿生活在一起，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由古拔路迁居到西爱咸斯路，后来改为永嘉路。一路迁家是躲人言语，藏匿终不是解决的办法，我们中国人倘或是遇到大不顺、大不惑，神明无以庇佑，世界无以洗脱，唯有去一死以告众生，这样易培基至死也未能鸣冤申雪，含恨而终。幸遗妇并未寡居，仍同女婿玄伯住在一处，玄伯胆小，害怕敌人再来纠缠，将易培基生前残著、手稿、资料、照片、往来书信皆付之一炬。这真是大逆之举动，人言可畏，众口铄金，黑白一旦颠倒就再也没有救起来的可能了。
马衡刚刚上任，就对故宫做了一个底朝天的革新。院长职务交接的当日，有行政院派来的监交委员北平市的市长袁良先生，故宫自上而下的要职除去古物、图书、文献馆的馆长之职没有变动，其他包括款项、账目、文卷、用品等统统换人。行政院也对新领导班子的故宫下达了指示，因为易培基一案的影响，行政院要求故宫对所藏文物一一点查。在此之前张继夫人崔震华就对马衡说过：“台面的金制器物，珠宝一共26箱，迁运的过程中并没有搬走，而却私下里搬到了个人的家里。”马衡受这太后懿旨，动人费力地从上海天主堂街库房的3万箱文物里大海捞针一样一样地把这二十几箱文物掏出来，一一拆开点查，却丝毫没有问题。现在上面有令，张太太就更不依不饶，令马衡吩咐下去，故宫物品全部点查。
当时奉命在上海监察这二十几箱珠宝的是吴瀛先生和监盘员许家瀚。两人再接到命令，要对所藏所运文物一一点查，两位先生觉得马衡实在是奴颜婢膝，就同马衡对峙说：“马先生，请回张太太的话，你们自己查吧，我们不奉陪了，出了问题再说。”点查之事就此拖下去了。
故宫文物自永乐四年，明成祖颁诏迁都北京以来，不知道积累了多少年，又从故宫成立之日起，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凡账目、数目、不计其数。再一经南迁，若要彻底地点查真如天方夜谭。
虽然故宫文物彻底点查未得进行，可部分文物的清查还是照旧进行了。原本易培基一案是处分物品的舞私，后来直至升到侵占古物的程度，点查文物虽是张太太之命，却不是张太太之令，自有司法的渠道堂堂正正地进行，当时的案子已经交由江宁地方法院侦查，易培基、李玄伯双双躲在租界内，翁婿二人声明，只要郑烈回避就出庭受审。全盘清查那是不可能了，不过部分物品的点查已是必然，上面派了最高法院的检察官莫宗友主持，先从26箱珠宝开始。
点查程序十分烦琐，工作人员要按序依次报号、开包、鉴定、装箱，发现问题的文物由法院另封在一件箱子里。珠宝点查过后又是书画的点查，仍是原套路，只是书画的真伪并非真假的区别，要以原存于宫中并得清室印玺者为真。可是当时鉴定书画的是著名画家黄宾虹先生，先生以可阅故宫藏画，独揽专权引为平生所幸。所以情到深处不就事论事起来，就以真为真以假为假了。
黄先生一人本来捉襟见肘，而且书画真伪百家难辨，结果不出所料，黄先生有一个错误，把“马麟层叠冰绡”的珍品划为伪品一列，被法院封装起来。民国二十六年第二次全国艺术展览会时，故宫同人费尽心思才特别商请成功，从法院的封装中提出来展览，会后仍被法院封装，由此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这次案件还平白牵扯了许多故宫里的好人，其中萧乡沛、刘光锷最令人痛心。萧乡沛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巡捕房来要他的人，他一个人窝在卧室的佛像面前祈祷，他心地纯洁并没有诬人、陷人的心思，平白就受了牵连。那时候民国政界之黑暗，其间的官员如一丘之貉，荼毒百姓与无辜此可算一例。所谓政治就是上可做格杀的大计，下却要受被格的耻凌，所有荣耀光芒又归于上方，与下方无关，注解论曰之为“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萧乡沛先生是秘书处的科员，受牵连的缘由，是当时他负责装箱，在一个宫殿里看到一个官帽，帽上有一颗明珠，价值可观，萧乡沛以为官帽破旧又占地方，不如只摘了珠子装在箱子里。这次提审他，原是法院在北平检察时发现官帽上不见了珠子，经查明是装箱运走了，在法庭上法官问他为什么要拆下来，萧乡沛回答：“组长自有权衡。”结果这一句话，他被判了破坏文物的罪名，蔫凄凄地下了大狱。更惨的是他的妻子带着孩子赶到镇江，住在监狱对面的茶楼里，日子一天一天地耽搁下去，最后茶费旅费一无所有，好好的一个家庭就分崩离析了。此事系民国政界之黑暗，荼毒百姓与无辜的第二例。另一位刘光锷先生更是受了不白之冤，案件发生的不久前，刘光锷先生托人找关系进到故宫来，刚进来屁股还没坐热呢，正赶上古物装箱迁运，他当时就在秘书处任职，自然也要参加。易培基一案他受到牵连，算了算他工作的日子还没有在法院的日子多，最后这位刘光锷也被判刑了，而且还是同故宫盗宝同根同源的大罪，真是冤枉，此系民国政界黑暗，荼毒百姓与无辜之三例也。
伦敦艺术展览会
故宫文物在如履薄冰的情况下仍要去绽放星火的光芒，对于故宫和故宫里的人，惊心的旅程上，能有一件给国人添光加彩的事，真是打心底里生出滋滋的快乐来。
马衡上任前不久，行政院就下令在上海成立“故宫博物院监察委员会”。这是一个还蛮富丽堂皇的组织，只是惊鸿一瞥，是个临时组织。
该委员会于民国二十二年9月正式成立，由中央研究院、上海市政府、上海地方法院及故宫博物院等四个机关派人组成，委员会的委员有中央研究院的周仁、何桂莘，上海市政府的黄鹏豪，上海地方法院的欧阳澍，故宫博物院的庄尚严、周寰轩、欧阳道达、那志良。组织的主要工作是，解决在运沪的文物还没点收之前，需要开箱、摄影、编目、晾晒等系列的问题。上述问题的解决必须经由委员会两人以上到场并监督下才能进行。这个临时组织直到文物的点查正式开始之后被撤销。
这次文物点查和工作交接，由教育部统一监管，事实上也是对以往工作的重新组织和矫正，并不是和盘托出的新玩意儿，说是点查其实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点收。南迁的文物需要一一开箱点收，而且需要同南迁的清册严格核对，确保无误后重新成册。这样的工作量实在不小，各处细则又需要严格对待。最早的南迁清册是抄录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宫中文物的报告，其中由于工作人员以及历史等原因，比较粗糙，只有简单的“号数”、“品名”、“件数”，对于文物的保管，这似乎是过于简单，所以经过教育部所派监盘委员舒楚石的同意，开始重新成册并尽量翔实地记录文物情况，一来易于以后的保管，二来对于负责人来说情况明了，免去不该有的麻烦。成册的内容，文物方面翔实到款式、色泽、尺寸、破损……，对于特别的文物如朝珠、手串，更是要计算粒数，还有其中佛头、记捻、背云、坠角之类的详细情况，至于材质更不在话下。编号上面也一律是推陈出新，通通改用“沪”字号，按照点收的顺序并附上阿拉伯数字，1、2、3等等下去，各馆之间的区分如图书馆用“上”字，文献馆用“寓”字，秘书处用“公”字，这样依次造成新册。每天点收清查后成册，册子由驻沪办事处汇齐之后影印出来，影印出的册子由院里交到行政院备案，这份册子成为故宫南迁文物的重要账册，直到今天对于故宫文物南迁的争议，以及迁往台湾的文物的数目校对，仍以此为原始标准。
由于有前车之鉴，这次点收，书画等凡是纸张的文物，就定了新的规定，理事会上提出，在每一件文物上钤印，并且盖完印的图章交由监盘委员保管，这样一旦以后出现问题，只要印在上面就可以洗脱故宫方面的罪名，也是受易培基案件的影响，亡羊补牢的办法而已。印章上的字倒是一个可做功夫的地方，当时方案有好几个，比如“故宫博物院珍藏”，比如“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最后定下来的是“教育部点验之章”。这个倒有点依附权势的意思了，不过作为一种凭证也不必斤斤计较。
印章共两方，长方形，大的长3.8公分、宽2.6公分，小的长2.2公分、宽1.2公分，按照文物的大小分别使用。书画都是珍贵文物不宜填涂改，在不损坏文物的基础上加上章印实属不易。经过多方的争论，最后只能把印钤在字画的外裱绫上，至于图书则可随意加盖了。到折扇的地方又出了一个难题，最小的印章仍觉得有些大，没办法又不能另做印章了，所以只好用监盘委员的私人章印，名为“舒光宝”的一方印，把印盖在纸张上，再剪下来贴在折扇的扇骨上面。
文物的名字问题，原来的名字是按照以往资料上的名字抄下来的，最早是宫里太监们随意杜撰的。以玉为例，太监们把带有黄红色的玉器命名为汉玉，其实黄红色的玉有很多种，其中最典型的当属“烤皮子”，另有受外界因素熏染出来的玉也呈现黄红色，或者只是玉皮子，其他的还有“沁心玉”，这些都不能称为汉玉。太监们命名为汉玉的玉器中有些仅仅是明清的玉，相距民国无多长的时间，这样的命名就实在有些不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