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9日，杭立武抵台交“联合管理处”文物78件，分别是张大千敦煌临摹壁画62幅和古画16幅。
1950年1月26日，在南京，欧阳道达押运首批故宫南京分院文物11车厢离开，抵达北京西直门车站时卸车查验，11箱石鼓也同在车上。此后，留存在南京故宫分院的南迁文物陆续返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时至今日，除了2211箱，大约10万件官窑瓷器滞留南京，归江苏省文化厅保管外，其余文物已经运回北京。只是同当年宋子文的“北平安静，文物仍运还”的承诺并不承接。
1954年9月，中央图书馆在台北恢复设馆，北平图书馆的18箱图书，奉命移交到中央图书馆。联合管理处少了一组，只剩下故宫博物组、中央博物组、电教组、总务组。
1955年1月，联合管理处更名为“中央运台文物联合管理处”，相应委员会主任委员是杭立武先生，机构内部结构仍沿用着联合管理处的分制，仍是四个组，分别是，中博组、电教组、故博组、总务组。
1955年11月，“中央运台文物联合管理处”中的电教组，由教育部收回。“中央运台文物联合管理处”再次更名为“国立故宫中央博物院联合管理处”，委员会主任委员还是由杭立武先生担当。
1956年8月，杭立武先生被任命为“驻泰国大使”，国立故宫博物院联合管理处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孔德成先生继任。
1965年8月，中博筹备处和故宫合并成中山博物院。
1965年12月，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历经颠沛流离的国宝们，终于有了一个安稳的居所。
小岛生活
上个世纪60年代，台湾岛的最北端有一个闹市鼎沸轮船熙攘的港口城市——基隆。它是当时台湾最大的港口城市，而且凭借着每年4000万吨的货物吞吐量，成为了台湾港口的重中之重。若干年前的一天，就是从这里，故宫文物踏上了漫长的旅岛生活。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2月26日，一辆载着故宫文物的火车，从基隆出发，沿着纵贯线一路向南，在行至77.2公里处的一个三等小站时，火车停了下来，一批文物从此留在了这个桃园县境内的杨梅镇。火车再开后，一路驶去了台中，把更多的文物带到了台中糖厂仓库。
三批文物，5522箱，分别存在杨梅仓库和台中的糖厂仓库。耗时两个月之久的文物迁台，迫使故宫文物精品中的95%以上离开了自己生养的地方，到了台湾。
蒋介石逃亡台湾，其追随者们一心要光复大陆。随着国民党西南残余势力被剿灭，海南的解放，蒋家的势力已经在残喘中感到了余力的不足。可故宫人总是怀揣着梦想，以为早晚有一天文物会回到北平故宫，完成他们出来时的承诺。
台中市是台湾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一，那里常年的平均气温在摄氏22.4度，气候相对干燥，是个保存文物的好地方，台中的糖厂仓库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被选作文物仓库的。
1949年年底，一个平常的糖厂，突然引起人们的注意，荷枪实弹的士兵，把糖厂仓库包裹得严严实实，人们又怀疑又好奇，这里面究竟有怎样的秘密？
糖厂仓库不是十分宽敞，文物要摞到六个箱子那么高，再码出六排。查阅起文物来就要费事了，需要一箱一箱挪出来，再一箱一箱挪回去。仓库的边上，盖了两排日本式的平房，大房间做办公室，小房间做工作人员的宿舍，房间很少而且地方不大，紧凑在一块，厨房也要共用。房子的周围有半人高的竹制篱笆，看起来还蛮工整，院子也划分得有了模样。
台湾常常刮台风，这些竹篱笆扎得不结实，经常被吹倒，风后还要重新扶正。每天的工作就是开了西边的门，进到东边的门，很省事，偶尔就在自己的家里办公也是被允许的。这样一个居住地，是文物放在糖厂后很久才建起来的。文物刚运来的时候，职工们没有住的地方，只好包租在合作旅社里，每天花着租金，政府和故宫博物院都觉得吃力。所幸台中糖厂的厂长和职工们，都很热心，不但捐出建房的地基，而且每天陪同工作，从绘图到招工再到赶修，用了很大的工夫。
新建的仿日式“榻榻米”房子，大陆过去的人住不习惯，屋子里没有家具，整天要盘腿坐在榻榻米上，年轻人还好，年龄大的坐得久了血脉不通，比站着更累。故宫的工作人员建议买一些家具，因为觉得住不多久，木质的家具就没买，怕走的时候丢了可惜，只买了一些竹制的桌子和椅子。当时的工作也不繁重，编一编运台文物的清册，每次文物动运都要做，为了方便以后的查阅，也免得文物有损失。
文物运台之前，形势紧张，筛选工作做得并不充分，不过有几样是大家一致觉得没有必要运过去的。
第一样是御笔书画，这些画完全是清代皇帝们作的，乾隆最多，艺术价值不高，考古的价值也没有，在尽可能先抢运贵重文物的时候，他们就被遗弃了。统计这些书画有26箱之多，2424件，还有一部分散落在其他书画箱件之中没法统计。如此多箱，价值却不高的书画，只好被作为鸡肋丢在南京朝天宫库房里。
第二样是墨拓，这样东西之所以也被叫作文物，是因为他们有参考的价值，至于抢运的时候当然可以不用考虑在内了，一共有219件，也在抢运的时候就被淘汰掉了。
第三样是法院审查易培基盗宝案时扣留出来的文物，这些文物较大部分是赝品，虽然也有误，但是当时还有一套司法的程序在，私自动运是不可以的，所以这批文物在抢运之初，也没有被列入起运文物名目。
运到台湾的文物和当年文物南迁时做比较：
首先是书画：
运去台湾的书画统计起来：书法906件、名画3744件、缂丝224件、碑帖290件、成扇294件，一共5458件。把运台和留南京的书画文物做个梳理，一共是8995件，同当年文物南迁时的9000多件少了300件，这300件有出入的文物，全部是清代臣工们的应制之作。
其次是铜器：
南迁的铜器、铜镜、铜印，分别是572件、517件、1646件，总计2735件。运台的铜器、铜镜、铜印，总数是2382件，前后相差300多件，这是在运台的过程中，发现有次要品，因为性质是抢运所以留在南京了。
再次是瓷器：
故宫所存文物当中，瓷器占的比重最大，这些瓷器早在皇宫之时，就备受达官贵族的怜惜，历代的皇帝也对他们宠幸有加，这些同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被一朝一代积攒下来，变成了现在的规模。南迁时的瓷器一共是27870件，是所有迁运文物当中最多的一种。运到台湾的一共是17934件，其中没运到的文物，诸如江西景德镇所烧制的为宫中生活起居做工具的，批量生产入宫的瓷器，又如花库中的花盆，都是数量极多价值不大的文物，运台时图方便留在南京朝天宫了。
最后是图书：
运台的文物，同南迁做比较，出入较小的是图书。南迁时的图书文物一共1415箱，运到台湾的是1334箱，前后仅有81箱的出入，这81箱中有15箱是早在文物疏散到大后方时，填在去往安顺的80铁皮箱里，这80铁皮箱是第一批来台的文物。所以运台图书同南迁图书准确地比较，前后应该有66箱的出入。这66箱的图书是第三批运台文物中，在码头没上去船，又被运回朝天宫的，他们全是藏经。运到台湾的这批图书，在中华文化史上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价值简直不可估量。它们是：《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荟要》、《天禄琳琅》、《宛委别藏》、《观海堂藏书》、《图书集成》、殿本书（36900多册）、方志（14200多册）。运台的图书共有157000多册，可谓浩瀚书海了。上面提到的图书，其中《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荟要》已经在本书的前几章中有所描述，剩下的多少也有提到但不全面，现在做一下梳理。
天禄琳琅——虽然名字稀奇古怪的，实际上就是一批善本书（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原存于北平故宫的昭仁殿内。
宛委别藏——是当年四库全书编纂完成之时，又从江南续得的书。阮元进呈，因为已经补不进去，所以另定了名字，叫作“宛委别藏”，也叫作“四库未收书”。此套书一共173种，而与其他进呈的书不同的是，这套书中仅有少数的几种是刻本，他们的价值都是不菲，而且若论名贵不在旧版之下。
观海堂藏书——是原收藏于宜都杨守敬那里，共15500册，前面我们已经说过，里面多是中国久佚的书，后来由其后人卖给政府。
图书集成——这是一套清代铜版活字印刷而成的装订书，外表大方美观，故宫博物院一共有3部，每部5000册，原存于北平故宫的文渊阁、皇极殿和乾清宫。
运台文物当中，文献馆的文献最少，前后不过南迁时十分之一而已。文献很特别，几百箱可能只是一种史料，而且都是未加整理，如果贸然运出去一部分，就会破坏文献的整体性。因此第一批第二批文物运台时，就没把文献列在范围之内。等到第三批的时候，文献已经运到码头了，可又因为军舰容不下，搬回去了。运到台湾的文献如下：军机处档、宫中档、清史馆档、实录、本纪、起居注、诏书、图书等。
运台文物的详细情况如下：
一、古物馆部分
铜器61箱?2382件
瓷器895箱17934件
玉器103箱3894件
书画94箱?5760件
漆器34箱?381件
珐琅器70箱?817件
雕刻8箱??105件
文具24箱?1261件
杂项145箱19958件
合计1434箱?52429件
二、图书部分
善本书83箱?14348册
善本佛经13箱?713册
殿本书206箱36968册
满蒙藏文书23箱?2610册
观海堂藏书58箱?15500册
方志46箱?14256册
实录库藏书6箱??10216册又693页
四库全书536箱36609册
四库全书荟要145箱11169册
图书集成三部86箱?15059册
藏经132箱154册
合计1334箱?157602册又693页
三、文献部分
宫中档31箱
军机处档47箱
实录2箱
清史馆档62箱
起居注50箱
图书1箱
诏书1箱
杂档2箱
本纪8箱
合计204箱
备注：上列的各数据中的“件数”，是根据文物刚刚运台后的《运台文物清册》中实录所述，书画的册页以一册为单位，并不是按照册中每幅来计算，因为清册中尚没有文献的统计，所以上列文献的箱数是按照南迁时的清册所做。
文献馆的文献因为样式繁杂，统一标准来计算件数比较困难，文物初到台工作人员编写《运台文物清册》时，曾把文献馆的文物分成捆，当时的统计为28920件。但是捆有大小，仍不能作为文献馆最后核定的数据，现在以初到台时的统计数据为依据，运台文物的总件数为239951件。
应时之举
联合机构把文物运来台之后，因为各机构内部理事人员来台的并不多，没有办法单独复位工作。所以由教育部牵头，呈请行政院，把这些机构合并到一处，成立联合管理处。杭立武当时是教育部部长，经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6月3日的行政院第65次会议通过，五个机构，故宫博物院、国立北平图书馆、中央图书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合并为“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这个由五个机构联合成立的管理处，于民国三十八年8月31日正式成立，简称“联管处”。成立之初内设四个大组，故宫博物组、中央博物组、中央图书组、教育电影组，北平图书馆没有另设一组，其文物由故宫代为运输，并没有随从的押运人员，而且文物不多没有设组的必要。属于北平图书馆的文物，暂时由中央博物组保管。另外又有一个总务组办理日常的各项工作，各组的内部职员，全系随文物来台的原各馆院职员，各组的职能也没改变。为了方便管理，任命杭立武为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会负责统筹监管各组的工作。委员会委员包括王德芳、于升峰、李宗熙、杨师庚、英千里，常务委员是王德芳。故宫组代理主任：庄尚严；中博物组代理主任：谭旦冏；中图组代理主任：顾华。
联管处成立后，着手运台文物清册工作。新清册的底样是原运沪文物清册，文物到沪时做过全套的点查成册工作，大量的清册，清晰完整，记述更是翔实到位。其中书画的清册做得最为精细，不但有品名、件数，还有尺寸、质地、题款、题跋、著录、设色、水墨等等各样，相当于一件考证资料。这次运台文物的清册工作，就是在原有清册的基础之上，以运台文物的数量为中心，成立新册。而且国宝的一举一动，都要为公众所共知，一来可以使经手的工作人员免去舞弊谋私的危害，前面易培基先生的案子就是一例；二来也是把全民的公共财产做到公开化。清册的工作是以打造“运台文物清册”为主，缮造出各组运台文物的清册，详细交代运台文物的种类、数量以及品名。从抽调“运沪文物清册”到制定新册，这样的工作在糖厂仓库边上的“榻榻米”小房子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新册由联管处统一管理，并交给各院馆备案。
接下来的工作是文物维护，文物从神武门出来，一直到台湾，辗转了这么多个地方，耗去了这么多的岁月，有些木箱已经没有办法再使用，工作人员要为文物添置一些新的木箱了。联管会决定新做100个箱子，把已经破损严重的替换下来。装文物的箱子有两种，当年从北京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定下来。一种是定制的新木箱，质地比较好，做工精良，到台湾后基本没坏；一种是装过烟草的旧箱子，当年还没装文物的时候，就像个不倒翁的样子，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磨难，已经破旧不堪，这次要换掉的就是这批箱子。工作人员对于这一工作，并不熟悉，原来做箱子的时候图一时的便宜，用杂木制作，结果文物放进去，时间久了箱子生了虫子，瓷器、铜器不怕，图书文献就遭殃了，大家都很担忧。文物运到峨眉的时候，也换过箱子，当时并不知道做箱子的玄妙，以为材质相同了就可以，照着原来的松木，也做了一批，可这新箱子远不如旧箱子。四川的松木显得重而脆，钉子一钉就裂开了，箱子重得很，装满了书两个人抬起来都不容易。这次虽然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可又有虫子生出来。
1950年1月23日，故宫博物院和中央博物院，在台北举行了两院理事谈话会，因为文物迁台之时随行来的两院理事并不很多，文物监管有些捉襟见肘。两院通过这次谈话会，合并为一处，把两院的理事合算在一起，成立一个新的理事会。新成立的理事会，要监理中央图书馆及北平图书馆存台图书。因为境况不同，两院不在台的理事，仍然享有他们原来的职务，不做撤销。但两院联合理事会要再添新的理事成员，成员名单由两院联合拟订，呈报到政府提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