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瀚对我讲起了范曾。他说范曾是个才子，先是文化人，后是画家，所以将来一定会成大气候。１９６２年范曾毕业于中央美院国画系，毕业时创作的《文姬归汉图》受到学校和画界好评，他当时以记者身份前去采访，以助盛事。他们见面后很谈得来，便成为朋友。
韩瀚是记者，社会交际甚广，他还跟我提起过和郭沫若的交往。范曾当时是未出校门的学生，才华横溢，心高志大，很想结交社会名流，对郭老怀着深深的崇敬。他听说郭老正在写作历史剧《蔡文姬》，心情很是激动，他把《文姬归汉图》和《蔡文姬》联系在了一起。他仰慕郭老写的一手妙书，冀望能得到他在自己的画作上题跋一段墨宝。他委婉地向韩瀚说出自己的心曲。
具有山东汉子豪侠气概的韩瀚，喜欢范曾这幅画，喜欢范曾这个人，满口把此事应承下来。《文姬归汉图》画于１９６２年，是范曾读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创作，时年二十四岁。画作完成后，托韩瀚求郭沫若先生长篇题跋，取回。此事当为文坛佳话，范曾却为此受到学校批评：一个大学生将作品索求大人物题跋，有沽名钓誉、借权威抬高个人身价之嫌。故而该作由校方收藏，等于封杀。韩瀚却把此事写成文章，登载于香港《文汇报》，世人得以知晓。有忧有喜，皆由画起。从此韩、范二人成了好朋友，７０年代他们的友谊达到“蜜月期”，朝夕相处，纵论古今，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两位饱学之士吟诗唱赋，相得益彰。且又趣味相投，性格相近，两心相交，形影相随。韩瀚对范曾的画认识颇深，既为他宣传，又能提出批评建议，他们周围聚起一个很大的朋友圈，常常聚在一起谈论国是。包括白桦、叶楠、张锲、李準、李燕、莫测、贺捷生、亚明等。回首那段岁月，委实让人眷恋，难以释怀……
《文姬归汉图》的公开展出，是２０１２年１０月，中国美术馆举办中国十大美术学院藏画展。
我于画前久久徘徊，感慨万般，不知范曾先生感受如何……我数次打电话给住在合肥养病的韩瀚，想报告此事，可惜均未拨通。听说韩瀚得了老年痴呆症，对过去的事全部失忆，实在令我叹惜、嗟哦不已……当时，郭老住在西四大院胡同六号。韩瀚和郭老是忘年交，曾经以记者以晚生的身份多次到他家里讨教。郭老还赐墨宝与他，一幅盈尺，写有两句诗：“天垮下来擎得起，地披靡兮扶之直。”一幅大的，三尺夹宣，写有郭老的七首诗作。韩瀚十分珍爱，到荣宝斋装裱了，悬挂在书房里日日研习。所以，他写得一手酷似郭体的毛笔字－－有这些往来，可见友谊甚笃了。
另外还有一层亲近的关系。郭老在日本时，十分喜爱傅抱石先生的画，当时傅先生不像日后那么为国人所知，郭老以满腔热情把他介绍给社会，并且亲自为傅先生的许多画题跋。他们之间有诚挚而又深厚的友情。
傅先生谢世以后，郭老对其子女一直十分关心。韩瀚敬重傅先生的人品，敬仰傅先生的画品，和傅家交往甚深，过从甚密，出差或是开会，只要路过南京，总要去走动走动。所以，韩瀚也常常自远方捎回傅家子女对郭老的问候和祝福。
韩瀚承担了为范曾的画作索跋的使命，就必须履行。终于择定一个吉日，他带着画作敲开了那扇寂静的大门。
当把这幅人物画长卷展示在郭老面前时，老先生十分喜悦和赞赏，他听说这是一位美院学生的毕业创作，想请他题跋，便把画留下来。老先生夜不成寐，写了一首诗，天不亮就一个人起床，匍匐在地上，把诗句题写在画卷上。这幅画后来被中央美院收藏了。
对范曾来说，这是很振奋的。一个未出校门的学生，能够得到郭沫若的题跋，是一份殊荣，是一种鼓励，是一个促进。
韩瀚觉得仅是帮朋友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情，并不觉得有趋炎附势之嫌。一幅画的好坏，与什么人题诗落款，并无多大关系。那种仰仗名人，一经题跋，身价百倍的做法，只能是自认无能者所为。他确实没有考虑这一层，如果有这层意思，他决不会去做。
因为这幅画没有发表的平台，也没有宣传评论，他余兴未尽有话要说，便将这段佳话写就一篇文章，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向海内外热情介绍了一位画坛新秀。记者写文章乃家常便饭，记者推荐新人，也是职业所致，义不容辞，他并没把事情的外延部分看重。
然而，他和范曾的友谊却真正开始了。范曾收到兄长一封信，他把韩瀚登在《大公报》上的文章寄给了他。范曾自然十分感激，从此把韩瀚视为知己，用“神交久矣”表达自己的心情，并且把自作的巨幅《曹雪芹画像》赠送韩瀚，表达谢意。
韩瀚和范曾称兄道弟、亲密无间。韩瀚说：“他住东直门，我住花园村，地理位置上正好是个大对角，但是，我们无话不谈，来往甚密！”
我明白了，难怪昨晚范曾在韩瀚面前那么随便，那么从容，这个家仿佛就是他的家了。
傍午，范曾果然如约而至，依旧蹬的自行车，依旧穿件旧风衣，车把上挂着大书包，里面装着他的画。他依旧一副大大咧咧的模样，不过比昨日多了几分亲近，坐下来谈话，尽管脑门依旧高高昂起，却不时转向我，顾盼些许，露一丝冷峻的笑意。
老太太做了一大桌菜，我们匆匆吃过，便一起出门，朝吴作人先生家走去。
吴先生居住的地方，大概也叫花园村，与韩瀚住的这个大院遥遥相望，是一幢华侨公寓，与韩瀚家相距不足一公里。
１９７２年秋，韩瀚拜访郭老，汇报《人民中国》杂志准备出一期《现代书法》，郭老很高兴，连声称好。并说：我这里有很多作者寄来的字，现在没人管书法的事，你就把这事管起来吧！－－一个人大副委员长给了韩瀚一项“委任”！
我们从不宽的公路向南走，先见一片白色的楼群，四周还有不少农民种菜搭建的塑料大棚，环境倒还宜人。沿着楼与楼间的便道，东拐西拐，到了一座楼前。那路线够复杂了，多亏韩瀚一边说话一边指引，走得很顺畅。
一幢白色楼房，门前小小庭院，水泥路直铺到楼下一间房门口。庭院寂静无声，很是幽静。我们肃立门前，韩瀚上前敲门。
出来开门的，是位身段优美、面容端庄的妇人。韩、范二人赶忙鞠躬问安：“萧先生好！”
萧先生把房门大开，将客人往屋里让。
穿过道向东，是一间宽敞明亮的客厅，高大的落地窗，占了朝南的整个空间，挂着白色镂花纱幔。迎面墙上悬一帧徐悲鸿先生的墨迹－－两只白鸭，相依相偎，在塘畔戏水，几棵芦荻，几片浮藻，简约、空灵，透出融融春意。上有悲鸿先生题字：作人仁弟雅正。画面装裱得素雅，给这间客厅增添了光彩。
落地窗一侧，挂有几盆吊兰，幽雅而文静，在一片恬淡中散发勃勃生机。
吊兰正中安放古铜色的红木盆架，呈梯形，罩一方深红金丝绒，托着一只硕大的彩陶罐子，罐子十分显赫地立在最上面，古朴、端庄、厚重、大气，渲染出这个家庭的氛围。
之外，便是那靠窗而设的巨型画案，上面堆着画稿，放着笔砚，整洁，素净。
客厅与画案间，摆几只沙发，留出一片空间，很得体。两位白发老者正在谈话，声音不高，好像在切磋什么事情。
听到脚步声，那位身材适中、满面红润、银发耀眼的老者站起身，朝过道迎来，一双慈祥、智慧的眼睛里含着微微的笑意。
韩瀚、范曾二人又行了礼问了安，走入客厅。
这位就是吴作人先生，中央美院院长。举世闻名的大画家，竟是如此朴实无华。
吴先生把客厅里那位老者介绍给大家，他叫吴寅伯，著名摄影家。那是一位体格魁梧的人，秃顶，长长的头发披在脑后，潇洒而随意，充满艺术家风度。我猛然想起看过他的作品，扮演刘三姐的黄婉秋就是他拍的。
“寅伯是为我拍摄过去的旧作来的。许多油画，最近整理了一下，很笨重，翻动一次不容易，想请他拍下来，留作资料。”
吴先生介绍着，吴寅伯就起身和大家一一握手，然后十分礼貌地说：“好了，我坐得够久了。咱们明天再谈，你招待客人吧！”
他转身告辞，萧先生送客，我们重新落座。
韩瀚把我推介一番，吴先生十分重视，对我的造访似乎格外感兴趣，高兴地说：“你是从太行山来的，太好了，欢迎欢迎！莫测来信说那里是个好地方，我和萧淑芳都想去住一段时间。我们学校好多老师都在那里，我也应该去，不去不好！只是我最近做了个小手术，行动有些不方便，爬山恐怕不行。去的时候坐火车，只要在车站接我一下，把我送到工地，就一切都解决了。过去我在治淮工地待过，这些年下去少了，很想到生活中走一走！”
萧先生进来了，吴先生赶忙介绍说：“快过来，见过这位侯同志，从太行山来的！咱们不是想到那里去吗？正好，向导到了面前，一切都可以解决了！”
萧先生热情地握着我的手：“太好了！吴先生一直在念叨这件事。我们学校很多教师都去过了，回来给我们介绍，那地方很美，人也好，县里对大家很优待，大家得到很多照顾，也受到教育和提高。我们很想到实际生活中走走看看，锻炼锻炼！你们那里离北京多远？”
我回答：“一个晚上的火车，晚上十点坐车，第二天早晨六点就到了！”
“太好了！吴先生身体不好，走路比较困难，远的地方去不了，到你们那里倒挺合适的！有了你这样热情的接待者，我们更放心了！”
萧先生站在吴先生身后，跟大家说着话。
吴先生说：“咱们就到秋天去吧，山里的秋色一定更美！不过，我们会给你添麻烦的！”
我学着说应酬话：“你们二位先生能到太行山走一趟，恐怕请还请不到呢！”
吴先生说：“千万不能那么讲，我们到生活中去，是应该做的，主要是学习，向贫下中农学习，千万不能搞特殊，搞什么照顾！”
我说请放心，我一定陪着您，给您当向导！
“太好了！太好了！”吴先生连连说好，一边拿出个备忘录，递给我，“来，来，请把名字留下来！”
我接过本子，写下姓名、地址、来访日期。
韩瀚趁机推介：“他是搞美术的，也搞文学。”
吴先生看着我笑着：“哦，好极了！我们是同行，更有共同语言了！”
我听了面红心跳，怎么能和这样的大人物相提并论呢？赶忙说：“吴先生，我是小学生，只是爱好，还请您多多指教呢！”
“不敢，不敢！”吴先生连续晃手，“工农兵才是真正的老师，我要向你们好好学习！我一定给你画幅画留个纪念，你什么时候回去？想让我画些什么呢？”
我愕然了！韩瀚也愕然了！
吴先生竟然主动为我画画，而且征求我意见要什么画，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专员，说啊！先生问你呢！”韩瀚催促我。
我喜出望外，一时不知如何回答，讷讷道：“先生您……随意吧……”
韩瀚见我不好意思，便接过话头替我作答：“先生就画鱼吧！如果方便，先生的牦牛我渴望已久，请赐我一幅可好？”
“好，好！”吴先生又把备忘录递过去，“你也写上名字，过几天就来取吧！”
一时间，我成了这间大厅里的核心人物，两位老先生围着我来的地方谈兴大发，问太行山，问水利工程，问县里情况，问新闻大院，问他们关心的问题，话题越来越长。感觉得出来，他们的心情是迫切的，他们是真诚地和我交谈、交心、交朋友，绝不是敷衍和应酬。他们此刻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尊贵和清高，也没有表现出身为有名望地位的人的尊严感和神圣感，仿佛他们不是权威而是奴仆，能够讨好、结交我这样的工农兵，是一种荣幸和机缘。
我隐约感到一种悲哀，他们想到太行山去并非内心冲动真情向往，而是一种需要，政治需要。用赶潮的行动装点态度，做点应景文章堵别人的口实，唉，他们是身不由己，心灵无助啊！
我终于明白了，他们有些话闪烁其词、吞吞吐吐，是因为爱面子而不愿直说出来，便问：“吴先生您能坐吉普车吗？”
萧先生抢先回答：“可以的，可以的，我们去青海，全都是坐吉普车！”吴先生笑着点头。
“如果能坐，我回去用吉普车来接你们，一来一回比火车还快。”我说出这个打算，得到二位先生一致赞同。吴先生如释重负地拍拍我的肩膀：“给你找麻烦了！如果能够这样，我们就可以不惊动任何人，到山沟里住一段，悄悄去悄悄回，对谁都好交代。”
韩瀚补充说：“吴先生不想惊动人，找个秀丽的小山村住下，各方人士请勿打扰。这点要求侯专员能做到！”
我和二位先生的谈话持续时间很长，范曾就那么干坐着，他竟然能够忍受这么长时间的冷落，只听我们唠叨。他双手抱在胸前，目光平视，静静坐在沙发上，谦恭而温驯，对我们的谈话显得十分有耐心和识趣，在先生面前他很约束自己。
直到我们谈妥了，他才说：“很久想来看望先生了，又怕打搅。刚画完一幅画，特来请教！”说着，他展开画幅，捧到吴先生面前。
吴先生站起来，弓着身子默默看了一阵，轻言慢语－－他总是这么讲话，从进门到现在，总是用这种谦和、稳重的话语，语调不高，听来可亲，就像课堂上循循善诱的启蒙老师，担心惊动了什么，怕刺激了什么，那么诚恳，那么耐心，就像和你商量什么事情。慢语轻言，和蔼可亲，就是我对他的总体印象。
吴作人先生，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先生的得意门生，中国著名的油画家、国画家、美术教育家，系支撑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顶梁柱。那时他被打倒了，蜗居在花园村一所住宅里，不敢轻易和外界交往。他想到太行山去，托韩瀚找我疏通关系。我们一起去拜访他，同去者还有范曾。吴先生画了这幅画送我，表达了他的诚意。他是徐悲鸿之后中国美术界的领军人物。
“画得不错。近来看到你不少画，还是很有进步的。”他微笑着，红润的脸上没有任何激动的表示。
“先生，还有哪些不足，请当面赐教！”
范曾看着吴作人，一副殷殷求教的真诚。
“画吧，画下去。我没有生活，提不出什么意见来。你们年轻人敢想敢干，就要继续创作。”
吴先生没有具体的态度，显得宽容和大度。
范曾把画卷起来说：“我继续努力。您最近虽然少作西画，却在国画上独树一帜！您的金鱼、骆驼、牦牛，那么传神、精到，委实让学生叹服！”
吴先生摆摆手，笑着：“哪里。我是偶尔为之，身体不好，不能站久了，很少画。能为工农兵服务的画，就更画不出。”
“还望先生多保重，身体第一。”范曾揖手。
萧先生守在旁边，频频倒茶，不多说话，端庄的面庞上挂满微笑。
这时，门外又来了客人。韩瀚站起身说：“不再多搅先生了，我们该走了。”
吴作人、萧淑芳一直把我们送到门外，再三叮嘱：“侯同志，欢迎你再来！”
三日之后，我果然得到吴作人亲笔赠我的一幅画，金鱼图。几株慈姑，两尾红头金鱼。画上工工整整题有我的名字，老先生真守信。
韩瀚得了一幅牦牛图，高兴得手舞足蹈。
遗憾的是，吴作人先生最终因为健康原因，没能去成太行山，我至今感到欠他很多……
在韩瀚家里，看到一幅高丽纸画的白莲－－满张大纸被画家泼墨画出底色，涂抹上光怪陆离的群青、石绿，好似阳光从莲叶的缝隙射入，投到荷塘中，泛起粼粼水波。从那乌黑中傲然冒出一朵盛开的莲花，一捧大小，重瓣，白得皎洁、透明，又肥又厚的花瓣上凸现条条金黄色筋脉，根根精到，丝丝入扣，一丝不苟！花瓣托出一团鼓暴的花蕊，生出丰盛的花粉，似在喷一股浓香，香气阵阵飘来，好生醉人！怪不得有只朱红色蜻蜓一动不动待在花心里，任凭花枝摇曳，竟不肯离去……
好一幅白莲！泼墨的画面，似叶似水，虚虚实实，朦朦胧胧，任你去想去猜。工笔的白莲，惟妙惟肖，比真花真瓣更动人，让中国传统的线描和西方印象派珠联璧合。
我为画家的手段和匠心倾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