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个年代，加入共青团是每一个中学生的向往。
初二时，我就打了入团报告，我很积极地争取进步，学习努力，成绩也很好，团的活动也经常参加。在一次团的活动中，我还朗诵了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我几乎把这篇文章全背出来了。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由于自己的不慎，犯下了一个所谓的“政治错误”，从而导致自己从此与共青团无缘。
原因在于一首诗，一首直抒胸臆的小诗。
这要从1956年过年说起。
大年三十的晚上，母亲满脸欢喜地回来了，她一只手拎着一瓶油，一只手拎着两斤猪肉。母亲告诉我们：“申请的补助批了下来，工会一共补助了五元过年费，这才买了两斤油，两斤猪肉。”
那是1956年春节，一斤油大约五角钱，一斤肉也五角钱左右。平时家里只是用盐水煮菜，在菜汤里滴几滴油，就算是很好了。今天看到整整一瓶油，长长一条肉，全家人太高兴了！
我们家过年，从三十晚上吃年夜饭起，到年初一中午，只十八个小时，就算过年了，比不上别人家一直要到初五、初六。甚至到正月十五。说穿了，我们一家只有这点年货。但母亲自有她的说法：“过年主要是讨个吉兆，只要大年三十、初一中午吃饱一点，老天爷会保佑我们一年过好日子的。清水过新年，久后出状元。”
“清水过新年，久后出状元！”这是我从来没有听到的话。母亲的这句话，真是如醍醐灌顶，我们似乎看到光明的前途！
每逢过年，我们一家都会变得特别的虔诚和兴奋。
母亲说：“抬头三尺有神灵，这是感动上天的时候！”
过年前，母亲就预先关照我们一定要讲吉利的话，要讲“爸爸就要回来了”。除夕的夜晚，外面马路上放着鞭炮，而我们一家早早入睡，把吉利话藏在心里。
初一一大早，我眼睛一睁，头还没从被子里钻出来，就叫着说：“妈，今年爸爸要回来了。”
妹妹们也从单薄而破烂的被窝一个个跟着探出头来笑着说：“啊！爸爸要回来了。”
母亲听了很高兴。
尽管，东街与西姚家弄应该说是邑庙区最穷的地段了，小孩子平时都是衣衫破旧，夏天穿着木拖板鞋，跑在石子路上，啪嗒、啪嗒震得满街响……但过年了，一般人家怎么着也还是有点好吃好喝的，孩子大人也都会穿上新衣。从大年夜到正月十五，鞭炮声声传送出人们的喜悦和对未来的期盼。
触景生情，我们有家不团圆，内心是凄冷的，鬼使神差，我在日记本里，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每逢过年过节，
家家欢天喜地，
亲戚朋友来往，
鸡鱼鸭肉满席。
只有我家冷清，
锅底朝天无米，
母亲衣衫褴褛，
弟妹号寒啼饥！
正是这首诗闯了祸，恰似一场“文字狱”。开学后的一天，我的同学——兼团支书的班长发现了这首诗，就将我的日记本交给大队辅导员。这位班长还揭发了我讲的一句话：“今天的幸福就是明天的痛苦，今天的痛苦就是明天的幸福。”
事情也报告给了校长，校长是女革命家，曾在太行山上打过游击。她把我叫到办公室，严肃地对我说：“孔祥骅，我看了你的诗，你的意识非常模糊，这样下去很危险，你怎能这样对比呢？别人欢天喜地，你是苦天苦地，如果你是年纪大的人，就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了。你只有背叛反动的家庭，才有出路！”
因为这首诗，学校对我有了看法，认为我没有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入团动机不纯，不是为了争取进步，而是出于虚荣心或个人主义，是为了捞政治稻草，把入团当作升学的敲门砖。因为这首诗，我初二年级两个学期《学生手册》中“操行评语”的结论都是：“政治思想意识模糊。”
出身不好，家庭条件又苦，还被人一直揪着辫子不放，以异样的眼光看待，我的内心十分痛苦，充满着对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
1956年，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访华来上海，我们班上的同学接到引以为骄傲的政治任务——上南京路夹道欢迎苏加诺。老师宣读的名单中，却没有我的名字。班上的同学窃窃私语，我感到无地自容。我逐步意识到，无论我怎么努力，家庭出身不好的包袱，我是一辈子也丢不掉了。我曾一度灰心，多次的打击，使我麻木不仁，但我最终学会了忍辱负重，我决心在绝望中抬起头来，别人越是歧视我，我就越需要对这种歧视表示蔑视，常言道：“困兽犹斗。”我要用奋斗来抗争！再说，老子言：“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 正如我认为“今天的幸福就是明天的痛苦，今天的痛苦就是明天的幸福”。磨难也是一种财富。
我发誓长期奋斗，经过二十年的努力，要拿出自己的真才实学来回答他们。二十年后，我才三十五岁，总该拼出一点名堂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