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春夏，当时《文汇报》发表了《不平常的春天》《右派分子又向党进攻了》的文章，特别令人惊心的是从报上看到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叫葛佩奇的讲师扬言：“要杀共产党人。”我还看到报上许多人写文章批驳储安平的“党天下，清一色”的观点，批判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共联盟。我感到，中国的文化界、教育界、政治界似乎翻腾了起来。
从那时起，我们的老师都吸烟了，不要说男老师，就是几位女老师，也学会了吸烟。有一天，老师们在开会，我敲门找班主任，门一打开，整个会议室里一片烟雾腾腾，看不见老师的面容，只听得里面有人在激烈地发言，气氛特别紧张。
我只知道报上开始反右派了，我们学校里也开始了反右派的运动。据我所知，1957年反右时学校里定了很多右派，他们有的是因为出身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有的是因为本人文化水平高，有才华，敢讲真话（哪怕讲一两句），就被打成右派分子。比如学校用工农干部，让文化程度不高，甚至没有文化的人当领导，管教师，管学生，他们工作方法比较简单，甚至粗暴。有的老师为此提意见，说是“外行领导内行”，他们建议最好“内行领导内行”，这样就被打成右派。
我记得有这样几位右派老师。
我从初三开始对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这应该感谢童老师。
童老师那时很年轻，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是学校的大队辅导员，他热情正直，对学生也特别好，对少先队工作、共青团工作抓得很认真，而且多才多艺，能弹琴、能写诗、能讲故事。同学们很佩服他，也很崇拜他。据说他在解放前还搞过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关进监狱。他常常组织我们文艺演出，编快板、话剧、相声等，我都参加过。他对我从不歧视。我曾写了一首诗，题目叫《春天》，给他看后，他教我反复修改，不厌其烦，教我观察春天自然的变化。
当年，童老师用古文写了一篇文章，谈到我们国家“只重视政治出身，不重视人才，对出身不好有能力的人不能重用”，就是因为这篇文章，童老师被打成右派，从此不让他教书，只叫他倒痰盂、扫地。我从批判他的大字报上，知道他原来出身于地主家庭，自从他被打成右派后，和他谈恋爱的一位女老师就与他分道扬镳了。童老师后来被送去了甘肃，从此杳无音信不知下落。
郑老师，矮矮的个子，人很瘦，两只眼睛很有神，他从工厂调到我们学校。反右斗争时，他成了一个英雄。他能写也能画，他把童老师画成穿黑衣的道士，摇着招魂铃，坐在一口写着蒋介石名字的黑棺材旁，一边哭，一边为反动阶级、为死去的社会招魂。
我看见老师斗老师，心里很难受，我发现读书人的悲哀来源于自己的互相残杀，把阶级斗争当作自己的阶梯，一些人上来了，另一些人下去了；一些人红起来了，另一些人就倒霉了；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升迁把别人当牺牲品，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那些平时在老师和学生中，很有个性的，为人爽朗的，想说就说的，热情豪放的，一听到可以向领导提意见，就控制不住自己的人，在大鸣大放之后，吃了闷棍，戴了帽子，一下子全变哑巴了。
我们的历史老师是一位女教师，三十多岁，她戴着一副眼镜。只记得她的先生是清真寺里的阿訇，那清真寺很有名，就在学校附近。她给我们上世界历史，讲课特别生动。
她讲希腊、罗马的历史，讲古埃及、古巴比伦的历史，讲古波斯、古印度的历史，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她讲完课程内容后，总抽出一刻钟的时间，给我们讲故事，如《伊里亚特》《奥德赛》和《斯巴达克斯》。
她讲斯巴达克的精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斯巴达克的母亲送儿子上战场，交给他一块盾牌，一支剑，对儿子说：“你或者凯旋归来，或者战死躺在这块盾牌上被抬回来。”
可是不久，有一天，她不来上课了，班主任告诉我们，她是个美国派遣特务，给抓起来了，这事使我们大吃一惊！那时电影院里在放《冰山上的来客》，我们听说她是从新疆边境潜伏进来的特务，感到有些恐怖和神秘。
教我们卫生常识的女老师，也很有学问，很有教养，上课也上得特别好。有一次我书费缴不出来，她还借钱给我，因为提了一些意见，也被打成右派。
还有教我们数学的金老师，很年轻，上课时声音很响亮，人也长得特别英俊。可是一次在他正上课时，被两个便衣警察模样的人给铐走了。
初中三年，正是1955年到1956年之际，社会上开展政治运动，先是镇压反革命，后是反右，接着又补课，继续搞镇压反革命。就是在这所小小的学校里，气氛也很紧张。为什么反右？我那时是不清楚也不明白的。报上的舆论原本要求党外人士多提意见，克服官僚主义，但风向一变，反过来追究和声讨提意见的党外人士了。
我看到那些平时给我们上课的几位老师被一个个打成了右派，他们的人品和学问都很好，可是他们已被取消了上课的资格。
我那时对反右是不理解的。我只觉得那些平时对我们学生很爱护的老师，上课很精彩的老师，怎么一下子就被从讲台上赶了下来，他们每天早晨在校园里，低着头，一声不吭地扫地、擦玻璃窗、打扫厕所、倒垃圾、洗痰盂……每当我见到这些老师弯腰曲背、一脸痛苦的模样，心里就很难受，都会轻轻地唤一声：“老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