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业中学是一所历史名校，创建于1748年。学校经历了书院、学堂、高小、初中、综合高中、普通高中等各种体制的变化。
敬业有着丰富的人文资源，它与上海老城厢的许多名胜古迹萝蔓相攀。明朝嘉靖年间左都御史潘恩在沪最豪华的宅第“世春堂”后来成为敬业最早的院址。1958年9月，我进敬业中学时，这所学校的正门朝北向着文庙路，正对着老城厢文庙的大门。
源远流长加上深厚的文化底蕴固然是敬业的魅力所在，而两个多世纪的敬教重学、勤业育才更是敬业日久弥新的真正原因。
历史记载，林则徐在任职江苏巡抚时，曾到敬业亲自考察诸生学业，欣慰之余，挥毫题额“海滨邹鲁”，誉称敬业是上海地区文教赖以兴盛之所在。
敬业从我进校的那年起实行文理分科，我被分到高中一年级（6）班，这是一个理科班，文科或理科的学生都要在两年里读完三年的高中课程，提前一年毕业。我爱好文学，现在分到理科班怎么办呢？我向班主任储凤刚老师提出是否让我转到文科去。
储老师说：“你要转文科是可以的，但必须征得家长的同意。”
听他这么一说，我很高兴地回到家里，把自己的想法与母亲谈了。
母亲一听说我要转文科，坚决不同意。她说：“你不要忘记去年（1957年）反右斗争的教训，去年的情况你是清楚的，多少搞文科的人被打成右派，其实在中国搞文科是没有出路的。”
她还说：“外面传着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你现在这样的出身，就是学了文科也得不到国家对你的信任、重用，搞社会科学就同政治有关，万一讲错一句话，就要被扣上帽子，打成右派。这种文科还有什么搞头？还是搞技术好，搞科学技术在任何朝代都是有用的。你做错一道题目，不会说你反党，也不会把你打成右派分子。”
可是我对理科实在没有兴趣。
我和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我说：“我不管这些，我要走自己的道路。”
母亲发急了，把我大骂一顿，我一气之下扭头就走。
当我从阁楼沿着竹梯往下走时，母亲把一篮全家吃一天的饭，从楼上向我的头顶倒下来，她发急地说：“你要学文科，我们全家人就不吃饭了。你要学文科，我也不上班了，你们去喝西北风吧。”
撒下的一篮饭弄得我头上、脖子里、身上都是，家里平时是整天愁着没饭吃，一篮子饭是全家五六个人一天的粮食，一家人望着满地雪花花的米饭，掉着眼泪。
母亲哭着说：“学理科，不会犯政治错误；学文科很危险啊！”
母亲的意见也许是对的，我只能顺从母亲的意见，不读文科了。
母亲这一武断的决定，致使我被迫改学自己不感兴趣、不擅长的理科，但是我最后还是回到文科，结果我还是没有逃脱母亲的警告，受尽人生的苦难。
我转入理科就学后，一直感到改变志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但我也反过来论证这件事，觉得理科也很好，文科以后可以自学，将来的社会文理科是不分的，学文科的人也应当学一些理科，学理科的人也应当学一些文科。人生道路很长，一步一步走下去吧！
鲁迅是文学家，他是从学医开始的。
郭沫若开始也是学医，后来才转到学文科。
孙中山先生也同样如此，早年是医师，后来弃医从政。
我想，如果我要在文科方面有所建树，也还需要有科学的头脑。文理两科相通互补构成知识的金字塔，根基越大也就越牢靠。
敬业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老校，这里的学风很好，学生都在埋头读书，这种学风也感染了我。
班主任在教育我时是满口无产阶级政治，可我听同学私下说：“凡讲政治的老师，多少都有一点家庭问题。”
但敬业中学的许多有点真本领的老师，还是唯才是爱的。
敬业中学的教师教风也很好，老师们大多比较务实，正派。
我们的校长翁曙冠是有名的校长，从年轻时就很有才华，办学很有思想。
当他第一次踏进高中教室时，学生以为他是教英语的，他叫学生打开国文课本，学生很不以为然，那时的国文老师都是老先生，可是一堂课上下来，人人五体投地！
土改时翁校长下农村，回校时，只见他活像个农民，高年级同学把他围着，从地上托起，从校门外抬进校长办公室。
有一位好校长就会有一所好学校。
翁校长每 星期一一大早就到高中部操场上做广播操，校长或教导主任对学生发表讲话，谈理想，谈志向，谈刻苦学习，谈做人的道德。每星期的报告都给我们进行思想教育，谈历届敬业中学的学生成才的故事。
进入高二，已是1959年下半年，学校开始抓我们毕业班的升学。
许多老师对我们的知识课十分重视，在1958年 “ 大 跃进”中失去的时间只有靠夜自修来弥补。
为了迎接高考，学校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到了高二年级上学期时，我们六个毕业班的学生，中午都必须在校用餐，下午上课到四点，体育课排在最后一节，晚饭也在学校里吃，晚饭后，赶读晚自修，每晚都有任课老师值班。
一到晚上，各个班灯火通明，自修课要上到九点钟，老师轮流给我们值班。今天是代数老师给我们发大量的历届高考习题做，明天是物理老师给我们发大量的历届高考习题做。然后，老师们又选择典型的考题给我们进行讲解分析。
就这样一直干到1960年上半年，全校八个毕业班，每个班级都开足马力为高考奋斗。这一年是很紧张的，同学们非常自觉，为了听一个好老师上课，有时所有的同学把礼堂挤满，连窗子外面也都是人，大礼堂里鸦雀无声，有的甚至坐在地上听老师讲解应试的经验。大礼堂平时一直开放着，用来给学生当自修室。
翁校长尤其会选老师。
带毕业班的老师对学生升学都非常负责。
黄铁崖，我们的语文老师，是位老先生，对旧学很精通，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研究。
吴德涛，我们的代数老师，长着一头普希金式的卷发，他是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的，还是数学家苏步青的研究生呢，因患精神衰弱，才被分到我们学校，他讲课讲得很通俗很明白。我们只要在课堂上一闹起来，他就骄傲地说：“我教你们是大材小用，你们还不满意吗？”他的确很行，他的数学论文经常发表在《数学通报》上。我们夜自修时，经过数学教研室，只见他一人伏在灯光下写数学论文，时常抽着烟，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很严肃地思考着。
储凤刚，我们的班主任，他教我们物理，他很会精选解析典型的题目。
沈洁云，女，我们的化学老师，她是《收获》杂志总编辑唐弢的爱人。沈老师经常换衣服，不是很鲜艳，但很考究，她上课讲得很精彩。1959年后，她随唐弢去北京了，就由一位男老师黄崇明来教我们化学。
我在理科班学习，但我对文学的爱好并没有改变，我仍然读一些文科书籍，还担任了语文课代表。
语文老师黄铁崖，当年快六十岁了。他和颜悦色，待人诚挚，给我一个特别的感觉就是端正。每当进课堂上语文课时，他始终是毕恭毕正的，他一上讲台，就把自己头上的帽子摘下平放在讲台上，然后以立正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时值日生喊一声：“起立！”全班同学一齐站起立正，黄先生很认真地观察全体同学是否站正，有没有站得不正的同学。看到大家都站好了，黄老师说：“同学们好！”全体同学齐说：“老师好！”然后，老师就说：“坐下。”等我们坐下后，他又把帽子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他给我们上课也是那样的有规有矩，他的字老练而端正，板书方方正正，声音抑扬顿挫，他曾是南洋模范中学的语文老师，有很深的古文根底。我们当学生的，只要一见他那副认真的模样，也都变得恭恭敬敬起来。
黄铁崖老师很喜欢我，我那时对古文的兴趣尤感浓烈，他把一套线装书《史记精华》借给我看，给我讲《老子》《孟子》。我平时作文也喜欢在紧要处用些简练的文言句，黄老师就在这些词句下用红笔圈圈，给予好评。我是语文课代表，黄老师不在时，就由我给班级同学上辅导课。
我常去黄老师家，他住在黄家路亭桥街20号，那是一幢临街的二层楼老洋房，进了大门，是一个不足十平方米的院子，楼下是客厅，楼上是住屋。
每次去时，总是师母宋老师出来开门，宋老师是一位小学的校长，她总让我先坐在沙发上，然后上去叫黄老师下楼。黄老师对我的来访一直很热情，正襟危坐，态度和蔼又庄重，衣冠整齐又心平气和。
他给我讲中国文化，讲古文古诗，讲孔孟之道，那时我在文学课上学习《孟子》中的《齐桓晋文之事章》，我问黄老师：“施行仁政是不是能达到天下归仁的结果？为什么后来反而由秦始皇统一了中国？”黄老师赞成孟子的理论，他说：“如果用孟子的学说治国，其效果比秦用商鞅变法要好！”
他给我讲“大跃进”的伟大成绩，讲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日新月异的发展。但也给我讲老子“无为而治”的学说，他还十分赞扬鲁迅，黄老师的客厅里挂着一副鲁迅的名句写成的对联：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两年的学习，我与其他同学一道，完成了全部的理科课程，但学得有些吃力。
初中读书时，我因家庭出身受到歧视，考进市重点敬业中学后，我又重新找回了争取进步的信心。我及时向班主任汇报思想，交代我的家庭出身，表示要同父亲划清界限。老师说：“出身是无法选择的，但革命的道路是可以由自己选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