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下半年到1959年下半年,学校里对劳动课也很重视,我们从农村回来后,每星期六又下求新造船厂劳动。工人看到我们下厂都很欢迎。
当时我曾到过做模子的翻砂车间,轧铁钉的金工车间,也到过浇铸车间做小工,我们和厂里的工人一起劳动,他们对我们很关心,我想如果考不上大学进工厂也行。
当上海的“大跃进”进入高潮时,工厂要求每个工人要写一定数量的大字报,工人们不要我们干活,要我们帮助他们大鸣大放,代他们写大字报,提合理化建议,白天来不及写就加晚班,这样我还可以吃到家里吃不到的夜点心。
1959年暑假,班主任储凤刚老师知道我家生活困难,介绍我去一家胶木厂劳动,可以挣些钱缴书费。
我的工作是把胶木粉装进一只钢模里,然后用螺丝将模子拧紧,通过电炉的高温高压,制成电话机配件。
我做夜班,每天晚上要干到十二点钟。夏夜天气很热,车间里电炉比火炉的温度更高。但是到了半夜十二点钟下班时,可以吃到夜点心,如面条、馒头,还有荤菜,有时是两只茶叶蛋,有时是一只红烧乌贼鱼,有时有红烧肉。
一个暑假的夜班,我吃到了许多在家里吃不到的东西。我干了二十多天,拿了三十几块钱,这些钱派了大用处,缴了学杂书费,也改善了一家人的伙食。
1958年,那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社会上发生什么事,学校里也要跟着动作。台海局势一紧张,毛主席发出“全民皆兵”的号召,平时的体育课也变成军训课,学校提出了:“思想战斗化,行动军事化,组织纪律化”的口号,老师给我们上军事知识课,天天在操场上做步行操练,人趴在水泥地上,匍匐前进,甩手榴弹。因为敬业中学的操场小,我们还到大同中学去打靶,用的是小口径步枪。